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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 陈予睿:公海生物资源保护与公海自由的相对化

更新时间:2018-07-24 22:38:04
作者: 王明远   陈予睿  

   【摘要】 在2014年“南极捕鲸案”中,国际法院在政治经济利益与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既有法律资源中寻找突破口,从举证责任分配、国家颁布特别许可证的权限等方面对捕鲸行为进行了实质性限制。该案是鲸类保护及公海生物资源保护的一个范例。国际法院的判决体现出环保主义倾向,强化了公海自由相对化的趋势。相关理论和国际海洋环境立法的演进都表明,公海自由、国家主权和公海生物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呈现出从关注经济价值走向兼顾生态价值的趋势,这是一种艰难而必要的价值平衡。

   【中文关键词】 南极捕鲸案;公海自由原则;公海自由相对化;科研捕鲸

  

   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在地域上涉及公海与多个国家,在时间上跨度长,相关损害往往不可逆。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点与各国分地域进行主权管辖的现实相冲突,公海自由原则下海洋资源无限的前提面临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的挑战。这就使得现存的国际法秩序往往无法充分应对新出现的海洋生物资源保护问题。一般说来,当前的海洋污染控制立法和自然资源立法都体现了公海自由相对化的趋势。而本文聚焦于国际法院2014年判决的“南极捕鲸案”,结合相关国际立法和学术动态,考察公海自由相对化的趋势。如何在公海自由、国家主权和全球环境保护之间形成一种必要的价值平衡与利益平衡,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南极捕鲸案”概述


   2010年5月31日,澳大利亚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日本以“科学研究”为名特许实施南极鲸类研究方案第二阶段(以下简称“ JAPRAⅡ项目”),对鲸类进行大规模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违反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随后,新西兰提交了参诉声明。2014年3月31日,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日本的“ JAPRA Ⅱ项目”不属于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活动,违反了《公约》第8条第1款。[1]

   本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日本的“ JAPRA Ⅱ项目”究竟是否属于《公约》第8条第1款的范畴。对此,澳大利亚认为应首先对“科学研究”进行定义,其专家证人Marc Mangel先生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四条标准。[2]日本的核心观点是,捕鲸活动是不是科学研究应属于捕鲸国的自由裁量范围。[3]日本没有提出科学研究活动的具体标准,而是通过陈述“ JAPRA项目”和“ JAPRA Ⅱ项目”的研究目的、方式和成果来佐证其捕鲸活动确实“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根据《公约》第8条第1款,缔约国得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发放其认为适当的特别许可证而对鲸进行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对鲸的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均不受本公约的约束”。缔约国的相应义务则包括:将所发出的许可证通知国际捕鲸委员会;将研究结果寄送给国际捕鲸委员会指定的机构。从单纯的文义解释来看,《公约》允许缔约国基于自由裁量而颁发特别许可证。

  

二、“南极捕鲸案”判决的主要内容


   以下分别从《公约》的解释方法、审查标准、专家证人和举证责任的角度阐述“南极捕鲸案”(以下简称本案)判决涉及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

   1.解释方法

   作为本案焦点的《公约》第8条第1款究竟该如何解释?本案中双方讨论的起点就是该条款与《公约》其他内容之间的关系。

   日本在其提交的书面材料(Counter-Memorial)中指出,《公约》第8条是个例外,其解释应不受其他条款的限制。[4]相对于日本从文义的、扩张的角度进行解释,澳大利亚则强调要进行目的解释和限缩解释。澳大利亚追溯了《公约》第8条的发展历史,强调该法条是一个“有限的例外”,它仍然在整个《公约》之下,根据该法条进行捕鲸不得有损于《公约》目的的实现。[5]此外,澳大利亚还认为,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科学研究为目的进行捕鲸应当“不为任何其他目的”且符合善意原则。[6]日、澳双方都同意《公约》第8条的实施应符合《公约》目的,但日本强调《公约》促进捕鲸业发展的目的,澳大利亚则强调《公约》保护环境的目的。[7]对于第8条与《公约》整体的关系,国际法院肯定了该法条是《公约》内在的组成部分,应当根据《公约》的宗旨和目的予以解释。[8]但是,在进行扩张解释还是限缩解释的问题上,国际法院认为二者都不妥当。[9]

   国际法院对《公约》目的的分析颇为取巧。判决书首先指出,《公约》在序言中体现了其保护鲸鱼、促进鲸鱼渔业发展的多重目的;接着指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发布的科学委员会用于审查科研许可提案的相关指南,包括之前的《附录Y》以及现行的《附录P》,都表明《公约》的多重目的中包括“科学研究”。[10]因此,尽管日本和澳大利亚基于各自的立场强调《公约》目的的不同侧面,但国际法院认为捕鲸活动可以单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从而绕过了双方的争论。如果国际法院不把“科学研究”解释为一种独立的目的,那就需要讨论科学研究与捕鲸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国际法院只需要审查“ JAPRA Ⅱ项目”是否“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国际法院这样做是在以“科学研究之名”行“鲸鱼保护之实”,还是希望简化讨论?其真实意图需要通过分析其接下来的推理加以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公约》是一个发展的公约,其解释应当与时俱进。[11]此外,国际法院将相关附录也纳入了解释《公约》目的的考量范围。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发出的动态地解释《公约》的信号。

   2.审查标准

   国际法院认为,何为“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并不取决于捕鲸国的判断。本案判决书首先考察了澳大利亚提出的标准,但并未采纳该标准。[12]继而通过以下两个步骤来判断“ JAPRA Ⅱ项目”是否以科学研究为目的。

   第一步,国际法院认为,《公约》关于“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表述中,“科学研究”和“以……为目的”在语义上是相互叠加的,结合本案中双方专家意见,“ JAPRA Ⅱ项目”在总体上包含科学研究,因而本案中没有必要定义“科学研究”。[13]实际上,“科学研究”的定义在国际法文本中长期缺失,本案判决之前曾被认为是对其下定义的好时机。[14]然而,国际法院的选择是绕过对其下定义。的确,在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会不断变化,因而缓下定义的做法更加稳妥。

   第二步,国际法院采取客观审查的方法,对“以……为目的”进行了审查。[15]客观审查是指,“根据JAPRA Ⅱ方案设计本身所宣称的研究目的,来判断方案实施中的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对于实现该宣称的目的是否合理”。[16]也就是说,国际法院承认日本政府设立“ JAPRA Ⅱ项目”时所宣称的研究目的,没有对这一目的进行审查。国际法院转而考察“ JAPRA Ⅱ项目”实际上采取的研究方式与其对外宣称的研究目的之间是否具有适当关系。如果二者是相适当的,则不论日本政府主观上抱有何种意图,都应当认为“ JAPRA Ⅱ项目”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

   可见,国际法院通过迂回推理,将有待处理的问题简化为项目研究方式与研究目的之间的适当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似乎转变成了一种事实的认定。

   3.专家证人

   在判断“ JAPRA Ⅱ项目”的研究方式与其研究目的之间的关系时,国际法院处理了很多具有科学性的证据,以论证该项目的致死性样本量对实现科学研究目的来说是否必要。这项工作通常由专家证人承担。如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专家对案件的参与不仅包括提供科学原理与标准,还包括将这些科学原理与标准“适用”于分析案件事实。在本案中,国际法院的做法并非如此。澳大利亚一方的专家证人Marc Mangel指出,法官在口头询问当事人提供的专家证人时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显然能够理解基本的科学概念并且能够根据专家证人所提供的方法来作出法律判断”。[17]在判决书中,法官详细地引用了捕杀鲸鱼的相关科学数据以及不少示意类的图表,并清晰完整地推理出了样本数量。[18]显然,本案中国际法院积极主动地“处理”了科学性的证据,并进行了“适用”。因此,本案“提供了一个模式,即专家指导裁判员如何作出决定,但决定仍由裁判员作出”。[19]

   从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来看,“南极捕鲸案”的判决或许是另外一种征兆——国际法院争取在判决中有更大的行动空间。如前文所述,在有关解释方法和审查标准的推理中,国际法院回避了法律解释中的各种问题,而将关键点转化为研究方式对研究目的而言是否适当。根据裁判传统,专家证人提供的意见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本案中国际法院并未采纳双方专家证人的意见,而是自己进行了科学推理。在此情况下,“争取更大的行动空间”或许有两层意义:首先,针对“南极捕鲸案”本身来说,国际法院如果将本案判决的重点放在如何解释《公约》第8条与《公约》整体的关系或者对“科学研究”下定义上,则对各方利益的触碰显然要远远大于仅判断“ JAPRA Ⅱ项目”的相关问题,在裁判中也会受到法律传统和现实利益方面的各种因素的掣肘。而通过简化问题,国际法院得以避开这些障碍,使裁判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其次,本案判决虽然未能解决长期以来关于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些争议,但提供了新的裁判思路。在解决正面冲突有一定困难时,创造更大的灵活空间不失为一种策略。另外,环境司法涉及大量科学信息,国际法院积极地对此类信息进行了分析。也许,国际法院未来能展现出更加主动的姿态。

   4.举证责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举证责任分配。国际法院在本案中并未明确说明举证责任在何方,不过,其通过对“合理性”的强调,事实上将举证责任从原告转移给了被告。[20]

   国际法院明确指出,研究目的本身就应当足以证明研究的设计与实施是合理的。[21]同时,国际法院要求颁发特别许可证的国家对其许可作出解释。[22]国际法院认为,如果一项捕鲸行动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则该项研究的计划与实施应当能够合理地达到其研究目的,因此,“ JAPRA Ⅱ项目”的合理性应当由日本证明。由于日本未能成功证明“ JAPRA Ⅱ项目”属于科学研究,所以该项目不符合《公约》第8条第1款的要求。由此,本案以日本败诉告终。显然,国际法院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日本承担举证责任。

   在2010年国际法院审理的“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阿根廷认为乌拉圭批准在两国边境建造纸浆厂将对阿根廷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应当根据“风险预防原则”由乌拉圭承担举证责任。国际法院拒绝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认为按照惯例,“举证责任在原告”。[23]国际法院在该案中对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持谨慎态度,这也许是因为该案涉及两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但在本案中,国际法院在避免创造先例的同时暗中转移了举证责任。如果此种思路能够被广泛应用到环境案件中,原告“举证难”的问题就将得到大幅度解决,国际环境法中的合作与妥协也将有进一步发展。

  

三、“南极捕鲸案”判决的现实基础与法律意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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