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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姗姗:少年司法之国家亲权理念

更新时间:2018-07-24 22:34:35
作者: 肖姗姗  

   【摘要】 少年法的基本理念之一为“国家亲权”。国家亲权的起始与英国封建制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由土地领主的亲权发展为之后的君主亲权。与财产利益相关的君主亲权不同的是,亲权制度发展到美国,不再局限于财产性利益,更多地关注少年的人身性权利,并成为了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奠基石。国家亲权的理论支撑为家长主义。国家作为全体公民的家长,基于他们的长远利益与社会利益,对公民个人的自治作出限制,并在特定的情况下替他们作出最佳抉择。显然,国家的家长主义立场符合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同时也符合少年法中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虽然国家亲权并未纳入我国的少年法系统,但是它为我国的少年法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国家应当明确自身的少年立法责任,注重少年司法程序的衔接性,并充分利用自身的购买社会服务功能,构建少年司法社会服务体系。

   【中文关键词】 国家亲权;家长主义;少年法

  

   “国家亲权(parens patriae)”一词源自拉丁文,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释义,它是指国家对儿童和其他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人享有一般的监护权{1}。国家亲权具有3个层面的内涵:其一,国家是少年的最终监护人,国家应当积极履行保护少年的职责(本文的“少年”与“未成年人”同义,指18周岁以下的公民);其二,国家亲权应当超越父母亲权,在父母无能力履行、不积极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其对子女的监护职责时,父母亲权应当让位于国家亲权;其三,国家在履行“父母”责任时,应当将少年的利益置于首位{2}。国家亲权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国学者姚建龙提出国家亲权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绝对亲权时期,这一时期少年子女的权利完全归属于父母,父母对子女拥有绝对支配权,国家对父母的亲权行为并不实施干预;第二阶段为国家亲权辅助时期,这一时期父母亲权仍占主导地位,国家亲权可以对父母亲权行为予以部分干涉;第三阶段为国家亲权时期,这一时期,当父母亲权不当时,国家有权力取代父母,履行监护职责,保护少年的合法利益[3]。这种阶段的划分能够比较直观地了解国家亲权的大致发展历程,但国家亲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的发展特点。

  

一、国家亲权的起源


   国家亲权可谓是英美法系的一大创举,这一原则发源于英格兰。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君主运用这一权力保护不能自我保护的公民,国家亲权最开始的主要对象是精神病患者和少年等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4}。中世纪的英格兰,君主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监护是一种人性的体现,而对于少年的监护主要是基于阶级利益的驱使{5}。由于本文主要从少年法的角度探讨国家亲权,因此本文主要讲述国家对少年的亲权。

   1.与封建土地制度密切相联的国家亲权

   中世纪,英格兰的土地使用权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以服兵役为条件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也称为“兵役土地保有权”)(military tenure)和农役租佃(socage tenure){6}。士兵从大警官手中租赁土地,在兵役期满后以获得土地保有权作为回报。13世纪,随着君主战争的停止,这种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方式也不再继续,但是这种兵役土地保有权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中仍占一席之地。因为它能给土地所有权人带来一系列的利益,这种制度保留至17世纪。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中,租户能获得土地的终身使用权。这就意味着在租户过世后,土地所有权人并不一定要将土地的使用权继承给租户的子女。如果租户的成年子女想要继续租赁这一土地,其必须支付一定的“领地承继贡金”(reliefs)。倘若租户过世后只留下未成年子女,则土地领主继续控制土地的使用权,同时对租户的子女予以监护。若继承人为男性,领主对其的监护权直到该继承人年满21周岁;若继承人为女性,法律规定并不明确,该继承人年满21周岁或者14周岁时,领主对土地的控制权停止。在监护期间,领主获得土地的租金并为己所用。领主同时获得对租户未成年子女的人身监护,这种人身监护甚至体现在租户子女的婚姻问题上,如果继承人没用通过领主的同意而结婚,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丧失继承权。领主在获得监护权的同时,也应当履行一定的义务,应当为租户的未成年子女提供生活费,并抚养其成人,但这些开支都应当在土地的租金范围内。同时,这种土地保有权也可以出售和转让,出售和转让的资金用来支付继承人成长期的费用和结婚时的费用。

   另外一种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为农役租佃。对于这种土地使用权并无确切的定义,有学者提出农役租佃有多种形式,但除去前文所描述的兵役土地保有权形式{7}。当这种土地使用权的租户过世后,他的继承人交由对其土地使用权无继承权的近亲属监护。一般而言,这种近亲属监护一直到继承人年满15周岁,后来规定为男性继承人、女性继承人年满14周岁即可。这种监护包括对财产和人身两个方面的监护。近亲属监护人对土地的开发最初目的是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还有待考察。但是,到13世纪,法律规定监护人对土地使用权的既得利益不得归自身所有,必须计入被监护人的个人财产。显然,这一点正是兵役土地保有权与农役租佃土地使用权的差异所在。前者主要属于封建财政收入的来源,领主基于自身的利益对租户的继承人予以监护,而后者与封建等级关系并无多大关联,最主要的是后者是基于继承人的利益而予以监护{8}。

   基于利益的考量,兵役土地保有权形式的领主想尽各种办法避免土地使用权继承给原租户的继承人。为了权衡继承人与土地所有权领主的权益,君主采取折中的方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535年土地使用法案》(the Statute of Ous of 1535){9}。这一法案的影响在于土地的使用收益都应当归于受益人,因此,未成年继承人有权主张土地使用权,国家最大的领主即君主对其拥有监护权,并可主张领地承继贡金。随着《1660年保有权废除法案》(the Tenures Abolition Act of 1660)的颁布,兵役土地保有权形式得以废止,此后,农役租佃成为了英格兰最主要的土地使用权方式。在该土地保有权形式废止之前,君主对少年继承人的亲权是基于君主对臣民的义务还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并没有统一认识,有学者认为,君主之对于有财产继承的少年予以亲权,是以封建君主的利益为基础的,并非以儿童的利益为出发点{10}。

   2.国家亲权在衡平法院的发展

   法院介入国家亲权可以追溯到1540年的监护法院(Court of Wards),之后发展为监护与继承法院(Court of Wards and Liveries)。这一特殊法院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封建租赁的相关事宜,其中包括领主对租户未成年子女的监护问题,虽然它随着《1660年保有权废除法案》的颁布而废除,但是它为国家侵权在衡平法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衡平法院开始介入国家亲权案件,并成为了君主亲权的代理机构{11}。但是,关于衡平法院对少年监护事宜的管辖权学界存在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观点提出这种管辖权是法院对土地使用权管辖发展的自然结果。同时,衡平法院对监护权的介入也为信托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2}。另外一种观点对将信托法与国家亲权同等看待的做法予以批判。他们认为虽然容易将儿童监护看作是一种信托,但这种对儿童监护权的管辖与衡平法院律师们所指的信托制度截然不同,因为律师所持的“信托”概念是一种狭义层面、专业性的术语。衡平法院对信托的管辖权旨在财产,而非人身。即使信托与这种监护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也不能对广义的亲权管辖的出现做出解释{7}312。本文尚不讨论“亲权”与“信托”的具体区别,但笔者认为,亲权既包含对少年的人身与财产保护,注重强调对少年的教养,而信托更强调的是少年的财产性保护,因此,两者存在本质区别。

   那么,衡平法院具体是何时将其管辖权涉及到儿童的人身监护这一领域的呢?学界较为认可的是,17世纪晚期衡平法院开始处理亲权事宜。在1820年的“韦尔斯利诉韦尔斯利”(Wellesley v. Wellesley)一案中,法官雷德斯戴尔提出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已有150年,另外一位法官曼勒斯提出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至少已经有了一个世纪{13}。虽然这两种说法都有待考察,但是能够确定的是衡平法院对监护问题的介入是从监护法院的废除开始的。在此时期,衡平法院已经开始对监护事宜予以处理。比如,一位丈夫已亡的母亲,她对其女儿拥有监护权,同时法院对其女儿也拥有监护权。若该母亲试图阻止其未成年女儿的婚姻,那么衡平法院可以毫无困难地表示“在监护法院废除后,政府对于少年的监护移交到本法院。对于精神病患者和少年等无责任能力的人,君主有义务对其予以保护。这不是君主基于自身利益的管辖,而是基于少年利益的管辖,对他们而言,君主就是他们共同的父母。”因此,君主对少年拥有优位于母亲的亲权。

   在19世纪早期,衡平法院为了促进儿童的道德福利,开始进一步扩展其国家亲权的范围,起始事件为1804年的“曼德维尔诉曼德维尔一案”(De Manneville v. De Mannevile){14}。在该案件中,英国籍的母亲试图阻止法国籍的醉汉父亲将他们的未成年孩子带出英国,衡平法院对此案予以干涉,认为醉汉父亲可能对孩子的身心造成不良影响,虽然宪法并未授予该法院管辖权,但是君主享有国家亲权,而该法院作为君主的代理机构,对此案件拥有管辖权{6}206。

   从英国的国家亲权的产生来看,它是封建统治的产物,是对父权角色的一种补充,是为了巩固阶级秩序的一种干预。虽然英国的国家亲权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它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亲权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国家亲权在美国少年司法中的延伸


   一般而言,美国少年法院的管辖对象一般包括犯罪少年、被虐待或被疏忽的儿童与(轻微违法未构成犯罪的)少年犯(也称为“少年身份犯”)。“犯罪少年”是指实施了形式犯罪行为,但是基于他们未成年的身份而接受较为缓和的惩罚。“被疏忽或被虐待的儿童”通常是指被自己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虐待、疏忽,因此需要少年司法当局给予保护。“少年身份犯”是指这类行为本身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国家需要对这种行为予以干预,主要基于少年犯的年龄特征,即他(或她)的特殊身份。这种身份犯一般是指逃学、旷课、父母无法管教的少年。在美国一些司法管辖区,少年身份犯被归于不同的类型,在有些司法管辖区被归类于“需要监督的人”(person in need of “supervision”),在有些司法管辖区则归类于“犯罪少年”(delinquent){15}。显然,相对于英国的君主亲权而言,美国的国家亲权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扩大了介入与管辖范围,这一准则允许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剥夺父母的抚养权。

   1.国家亲权在美国的起步

美国在早期的殖民地时期,孩子的管教问题都是由家庭、社区和教会负责的。当时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格,惩罚也比较严厉。法律规定父母必须管教自己的孩子,因此,他们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对孩子予以管教。如果父母不能对孩子予以管教,那么孩子会被送至其他有能力管教他们的家里去,但孩子需要为这些家庭工作。国家亲权纳入美国法律系统是从19世纪30年代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高院审理的“克劳斯案”(Ex Parte Crouse)开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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