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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余浩:包容性先锋主义及其改革路径

——科技创新如何有助于多数人的全面发展

更新时间:2018-07-23 12:52:30
作者: 蒋余浩  
例如,加州的高技术产业区的少数人实施发明、设计产品和提供服务,将所有可以重复的生产过程和组成部分进行商品化或常规化,然后将其分配给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地方的廉价、低技术能力的劳工能够满足这种重复性、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要求。昂格尔总结,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简单组成部件,工人越来越多地被迫从事不安全、临时性的工作:他们不但面临本国本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面对世界其他地方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必须要有一个方案去阻止这种情况,使包容性先锋主义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使这种劳动关系中能产生增加工人收益回报的条件。昂格尔提出,就当前许多国家和地方的恶劣劳动制度而言,需要特别确立两项制度改革原则:其一,要么使工人自组织起来产生自己的代表,要么通过法律实施直接保护(如法定工会),总之应避免让工人直接面对资本的压力;其二,建立确保同工同酬的法律制度,不得在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形成收入上的歧视。

  

三 基本收入与教育制度创新


   与劳动制度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相关关注点是,不得使越来越多的工人跌落到依附于某个具体工作的状态,这样才能逐步为包容性先锋主义奠定基础。那么,如何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保障,使他们能积极投入建设包容性先锋主义的创新彻底化过程中?昂格尔强调了他对“普遍性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理念的支持,认为应当通过制定这种制度而为每个公民提供一种资源和权能的基本保障。

   基本收入理念的制度实践相当多样,例如,可以定期给予每一个公民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也可以在每个小孩出生时为他/她建立一个储蓄账户,供其在创业或者成家或求学时使用。但是,昂格尔补充,任何此类制度都可以根据其存在的制度环境而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对于西方当今的社会民主主义而言,没有经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因此基本收入制度成为了结构性改革的替代物。而对于包容性先锋主义的建设方案而言,基本收入制度可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昂格尔重新强调,彻底化的创新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确保个人不至于因周遭的持续创新变化而失去安全感。因此,在推动彻底化的创新的进程中,每个公民都必须有所保障,不至于为了创新而永远处于风险之中。这正是基本收入制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内容对于包容性先锋主义的意义。

   包容性先锋主义还要求一个创新性的教育体系。昂格尔的思考分为两个层面:教育的运作制度与教育的内容。关于教育的运作制度,昂格尔认为,在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里,基本任务是要兼顾按国家标准实施的投入和质量规定与地方对学校的实际管理。教育的目的是,保证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不依靠其偶然的出生也能获得一定质量的教育。因此,教育投入和质量标准一定需要国家统一,而实际管理则需要因地制宜。昂格尔指出,为兼顾国家标准与地方管理,需要设置三个制度工具:首先是国家的评估体系,即学校绩效测评体系,在学校之间开展考核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问题以及推动实施改革;其次是面向贫困地区的再分配制度和人才流入机制;第三是选择性干预的程序机制,即当某个地方学校一再无法满足最低质量要求时,应当有暂时接管这所学校、对它进行改革的方法。这些教育改革的实际工作需要有机构来负责执行,但不能仅依赖于官僚和教育企业家,需要大量的教师参与行动——用昂格尔的话说,教师是国家的教育先锋队,他们应该成为国家解放方案的共同实施者。

   关于教育的内容,昂格尔提出可以分为一般教育与技术教育两个方面。(1)一般教育强调的是:第一,教育必须把培养思想能力或思想技能作为首要任务,而不是传授知识或内容。特别需要综合培养技能与想象力,即奇思妙想的能力与分析和综合的能力;第二,由于这些能力不能在真空中存在,所以需要一定的教育内容。必须有选择地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拓展,围绕这些方案系统地组织教案。但这不是围绕一本具体的百科全书来组织教育,而是给予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各类知识的机会;第三,应当在教育中倡导合作和社会性互动,即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校之间的合作;第四,在教育理念中强调思辨,即每一门课程至少应该教授两次,从正反两个角度进行教学,这是促进思想解放的唯一方法。

   (2)技术教育强调,必须聚焦于高端经济中的技术教育,而不是传统职业所要求的工作培训和操作机器的技术。后者是从德国传播到全世界的一种旧的职业培训模式。应该关注高端能力的培养,即那些既具有通用性又具备灵活性、既有实用性又有抽象概括性的能力。昂格尔指出,在旧式的一般教育和技术教育模式中,两种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在阶级社会里,一般教育培养的是精英,而技术教育培养的是工匠;但是在包容性先锋主义的改革方案里,两种教育拥有共同的特质,是一个连续体,技术教育理念只是一般教育理念的拓展。因此,在这种新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民、培养有能力行动的思想。昂格尔认为,这是实验主义道德或者心理学的维度,是实验主义的彻底化和深化。这种教育方式不能容忍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格。它要求从一开始就培养一种高能的人格,崇尚反叛而不是服从。

   在此,昂格尔反复强调“教育”所具有的一个最大的歧义:教育并非是为了使我们更有能力在既有的世界中活动,而是使我们更有能力去超越这个世界并且改变它。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或多或少含有这种歧义,我们要做的是正视这种歧义,然后推动制度创新去实现其中的超越。这是一种“赋力”(empowerment)的理念。

  

四 迈向高能的民主体制


   昂格尔强调,推动创新性知识经济的彻底化和普及化,即建立普惠式的和包容性的先锋主义,是当今世界走出发展困境的替代性经济方案。这种方案无法通过社会政治革命的方式一蹴而就,只能在具体的问题面前,一点一点地实施制度创新。但是,这种点点滴滴的制度创新又不能蜕化成对既有制度框架的固化,于是要求一种高能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以此确保制度创新本身是以培育社会和个人能力为目标,另一方面保证能够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不断实施创新。如同昂格尔一再提及,不断创新的境况容易使人产生不安全、不稳定的感觉,因此必须通过基本收入以及其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建立最根本的安全感,必须通过金融制度的改革给予个人参与实体经济领域的创业以有力和便利的支持,必须通过劳动制度的改革将知识经济领域的那种灵活而平等的就业理念及制度推广开来,必须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培育以创新为业的社会文化。

   高能的民主体制强调上下互动和广泛参与。

   它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力量或者其他任何自发权力,而是需要以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方案来缓解收入不平等、发展不均衡的危害;它更需要加强国家在打破既得利益阻碍方面的权能:(1)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在一次分配上实现公平和正义,使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能力去接触对于发展有益的资源、资本和数据;(2)推动彻底的民主实验主义,以保障普通人的丰富多样的探索来维护每个人的自主性和基于自愿的合作。所以,在当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不断陷入否定性政治的困境之际,有必要探索如何创新制度设计,使政治体制中的“否定点”转化成为不同利益主张和理想相碰撞进而推动制度框架发生变革的制度性契机。这个思考也就是昂格尔在他早期著作中提出的建立一种变革性宪制,即“否定结构的结构”。当前,中国在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深化体制改革,昂格尔的这些思考正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

  

   本文发表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持出版的学术刊物《公共政策研究季刊》2018年第4卷第1期。这次访谈的大部分内容近期已由《文化纵横》(2018年6月号)刊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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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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