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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武 陈佳鞠 李龙: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

更新时间:2018-07-22 21:18:45
作者: 翟振武   陈佳鞠   李龙  
9%。老年人口的空巢化和独居化是快速现代化及城镇化背景下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频繁化以及分户居住现象的普遍化,一方面,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2013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已跌至3人(2.98人)以下,而且家庭内部代际结构也日益简化。当今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三、四代“同堂而居”的家庭都已不多见,二代户和一代户已成为当下主流的家庭类型,其中,有近四成(37.6%④)的家庭内只有一代人,这一代人还通常都是老年人,家庭规模变小以及内部代数的减少,直接导致家庭内部可长期提供老年人照护的人力资源严重萎缩,家庭传统的养老照料功能削弱明显;另一方面,家庭居住的离散化使得家庭关系日益松散疏离。如今早已不是“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快速的生活节奏,子女为了谋生和获得更好的发展,不得不长期在外学习工作,从而与父母两地分居,即便与父母居住较近的子女也大多迫于现代生活的沉重压力而不能常常承欢父母膝下,照顾父母,这导致中国事实意义上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非常庞大。可以预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中国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还将继续攀升。

   规模日渐庞大的空巢和独居老人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为了找到能够有效缓解这一负担的对症之药,需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空巢和独居老人的大量出现是源于国民孝道的衰落还是现代生活的压力。与西方社会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淡漠骨肉亲情,崇尚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国民的家庭观念很重。从古至今,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而且中国民众长久以来受到儒家“孝”文化的熏陶和教导,“百善孝为先”、“尊老敬老”、“老有所养”、“养儿防老”等思想观念早已根植于国民的血液之中,赡养父母也已经内化成国民的行为习惯。目前,空巢和独居老人的涌现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并非源于子女主观上赡养父母意愿的消退或所谓的“孝道衰落”,而实属现代生活多重压力下的无奈之举。二是生育更多的子女是否意味着能够有效避免晚年陷入空巢或独居状态。2014年起,“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启动实施,2016年起,全面两孩政策又相继启动实施,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意味着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出生队列在步入老年后平均将比五六十年代的出生队列(这一出生队列的生育期恰逢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时期)步入老年后拥有更多的子女,但这在逻辑上并不能推断出拥有更多子女的一代,在晚年需要照料时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子女“侍奉左右”。事实上,我国现如今的空巢老人大多数都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就完成了自己的生育历程,他们大多拥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但他们现在依然处于空巢状态。这说明,现代社会中生育更多的子女并不能避免人们在晚年陷入空巢或独居之中。换言之,老年空巢和独居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并非子女数量太少,而是源于现代化进程导致的生活工作模式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

   老年空巢现象和家庭养老功能衰退问题的症结并非子女变得不孝顺抑或生育的子女数量太少,而在于快节奏、高压力、多变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财力兼顾自己的工作生活、下一代的抚养教育以及对老年父母的长期陪伴照料。在慢节奏的传统社会,“久病床前”尚且难有孝子,现代社会则甚至连“常回家看看”都成为一种奢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模式在现代社会已彻底丧失活力,更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单凭社会的力量就能承担全部的养老责任。事实上,家庭养老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实践积累,不仅年轻一代依然有孝顺和照料父母的自发意愿,老一代也有强烈的依赖子女亲人的情感偏好和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的精神需求,这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激发家庭养老模式的活力,推动家庭养老功能的再实现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由于现阶段家庭养老功能实现受阻的关键原因,在于子女普遍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财力,而且通常与父母居住得较远,因此,为了“对症下药”,实现家庭养老功能的重生,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为子女提供时间、精力以及财力等多方面的支持甚至鼓励,使他们能够有条件,也更愿意与父母住得更近,进而方便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照料和陪伴。

   具体来说,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家庭税收优惠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补贴,或通过出台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租购房优惠制度等手段激励子女与父母同住,直接减少老年人空巢和独居现象的出现。此外,政府还可以尝试建立父母照料假制度,为有照料父母需求的在职子女提供一定时间的带薪假期;为家庭照料者提供无偿的专业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以提高家庭照料的效率和质量;为家庭照料提供适度经济补助,弥补由于部分家庭成员长期脱岗照料老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对于需要长期照料重度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者,应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为其提供“喘息服务”,使其得到必要的休息和调整等等。总之,政府和社会应提高对家庭照料者身心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为其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和指导,从而有效推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再实现,并促进有老年人的家庭的健康、和谐发展。

   (三)老年人教育水平持续提升,接受新事物及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增强,为“智慧养老”创造条件

   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新一代的老年人受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而表现出更高的知识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进扫盲工作和积极发展基础教育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较之于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人口队列在教育程度上大为改观。改革开放后,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又带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教育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阶。随着这些人口队列在21世纪中叶前相继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的知识素养和文化观念都将会发生明显的改变,集中表现为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不识字率降低和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

   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来看⑤,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基本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人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6.0年⑥,不识字率高达21.1%,而高等教育普及率只有3.3%。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规模十分庞大,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0年,不识字率约为6.1%,高等教育普及率约为4.3%,这预示着,到2020年时,中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比2010年高出接近2年,不识字率大幅降低,高等教育普及率略有提升。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数量更为庞大,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9.0年,不识字率约为2.2%,高等教育普及率约为7.4%,据此来看,到2030年时,中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望在2020年基础上再高出接近1年,基本具备初中文化程度,高等教育普及状况显著改善。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规模同样庞大,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0.8年,不识字率只有0.6%,高等教育普及率高达23.2%,如此一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几乎可比2010年翻一番,初步具备高中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普及率大为提升。总的来说,在未来四五十年间,随着三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逐渐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迅速增长,而其教育程度也在持续升高⑦,这会极大地改变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活质量。

   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无疑让老年人口获取新兴事物、掌握现代技术成为可能,这将会成为老年期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以互联网的使用状况为例,数据资料⑧显示,截至2010年末,中国网民规模约有4.6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1.9%,据此推算,老年网民数量约有863.8万人,大约5.1%的老年人口使用互联网。而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中,互联网的普及率约为11.1%;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则有24.1%;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中,互联网的普及率高达59.6%,移动互联网应用已经极为普遍。目前,中国的互联网还处在蓬勃发展阶段,各个人口队列中的网民规模还将迅猛增加。可以预见,到2020年时,中国老年人口的互联网使用比例将在2010年基础上至少翻一番(推算结果显示,2014年末已经达到大约7.3%),到2030年时,至少将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口成为网民,到21世纪中叶,互联网在老年人口中使用十分普遍,保守估计比例也有六成。这样一来,老年人与互联网相结合的紧密程度不断加强,老年人也可有效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机遇,代际互动的模式、社会参与的方式等都会焕然一新,这对老年支持和服务体系的影响不可估量。

   除了受益于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之外,新一代的老年人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这使得他们无论是主动地模仿、还是被动地接受,新兴事物与老年人的“隔阂”都得以逐渐消除,老年人跨越现代技术的“鸿沟”也将不再成为难事。在改革开放后迎来的大流动、大迁徙的时代,人们的眼界早已不再仅仅囿于所居住的社区,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接触新兴事物的机会、体验现代技术的可能都将增加,见多方能识广,流动迁徙实际上是天然的“社会教育”和自我学习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人口,前往城镇务工经商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他们接受新事物及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0年),农业户口者跨区县流动到城镇地区6个月及以上的比例约为14.6%,他们的上网比例高于其他农业户口者11个百分点。未来,人口流动迁徙的大潮还将进一步地席卷农村地区,农村人口绝不可能置身于新兴事物和现代技术之外,而是更加深刻地与之相融合。依托新兴事物和现代技术,相继老去的一代可以把自身与社会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全面提高社会适应水平,从而不再表现出传统老年理论所认为的与主流社会“脱离”与“断裂”行为。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的时代同时是老年教育水平大提升的时代,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老年人口知识化与现代化的过程。未来的老龄社会将要面对的已不再是文化素养相对很低、认识水平较为有限的老年人口,新一代的老年人能够更加充分地接纳新兴事物、更加积极地运用现代技术。应当因时制宜地推出智慧养老举措,新一代的老年人不仅使之具备了人群基础,而且也对其提出了相应需求。可以预见,通过物联、互联以及智能等信息技术集成,融入“互联网+”理念,老年人的居家生活能力将会得到延展、居家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改善:例如,网上购物可以让老年人轻松快捷地进行商品消费,远程医疗可以让老年人方便及时地获取诊治服务,社交平台则可以让老年人充分有效地进行联络通讯,这对那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而言意义尤为突出。同时,智慧养老还能够推出多元化的服务模式、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订制,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特别是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老年人口知识技能的提升,必然能够为智慧养老提供更坚实的实施基础。

   (四)新一代老年人在改革发展中实现了财富积累,“资产养老”更具有可行性

   房产在中国当前的财富构成里举足轻重,特别是城镇地区,房产甚至可以占到现今家庭财富的八成⑨。正在步入老年以及即将步入老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几乎都已经是“有房一族”,这是他们从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直接获取的“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地区),明显区别于其他的人口队列。有赖于此,未来的二十余年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生存发展能够立足在相对更为充裕的财富基础之上,养老方式可以赢得创新的动力和转型的契机。

相比于存款、股票等类型的财富,房产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中差别最为突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拥有房产的比例相对最高,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整体的财富保有量在各个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里最多。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0年)显示,从城镇居民及其配偶持有的名下财产来看,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拥有房产的比例可达85.7%,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相应的则有8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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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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