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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论政府在托育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中的职能定位

更新时间:2018-07-22 21:13:51
作者: 杨菊华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拓宽筹资渠道。政府须借助金融手段,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托育服务领域。对于民间资本投资开办的托育机构,政府需在财政补贴等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支持。完善税费优惠制度,为从事托育服务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该行业。

   (三)做好布局者:进行合理布局规划,提升托育服务的便捷性

   2017年四省市和2016年十城市调查数据都显示,绝大多数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受访者希望托育机构设立在“居住社区内或附近”。这就要求服务网点的布局,必须契合群众需要,进行合理安排。为此,在老旧居民区改造、新居民区规划和新城区建设时,应充分考虑(或预测)小区人口的年龄结构,并基于此将托育服务设施作为必不可少的配套工程,纳入建设规划中,对设置数量、规模、布局等进行总体安排,以适应日益增长的托育服务需要。这虽然需要考虑当下和未来婴幼儿的存量和增量,但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社区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婴幼儿,故托育服务也是刚性需求。特别是对于新建小区或新城区,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居住地的人口多以青年人为主,必须明确将托育机构纳入规划之中,作为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做到与其他设施同步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让婴幼儿能享受居家附近的服务。

  

   四、社会信心与舆论引领

   虽然家庭有托育服务需求,但家长是不是愿意将孩子送往托育服务机构呢?多地的调研结果表明,很多家长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把孩子送到机构接受服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对民办托育机构的不信任。其后果是,即便托育服务体系建成,也无法拉动内需,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为此,政府至少需在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做好宣传者:扭转“过度育儿”之风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政府和社会极力传播“少生优生”“优生优育”的新型生育观念;这些宣传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养育模式,对于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家庭仅有一两个孩子的低生育率时代,每个孩子都弥足珍贵,对孩子的数量追求转化为对孩子的质量追求;“优生优育”意味着,任何一个孩子生理性上和社会性上都不容有半点闪失,在(大)城市地区尤其如此。长辈对子女的期望发生畸形和异化,把孩子当成产品,进行无尽的开发,一家几代人都围着这一两个孩子转。正如社会上普遍流传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团队养育一个孩子,而西方是一位母亲养育一个团队。这样的理念和行为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相联手,形成浓厚的攀比之风和严重的育儿焦虑。其后果就是,养一个孩子几乎耗尽家庭的大部分经济、时间与精力资源,带来(尤其是母亲)家庭-工作的严重失衡,也造成祖辈对隔代照料的忧虑,不敢照料次孙。由此,很多夫妻或家庭哪怕有较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在行动中却对二孩生育“望而却步”。

   重视婴幼儿的健康和智力开发无可厚非,这是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化的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大)城市家庭对婴幼儿养育的投入显然已远远超过理性范畴。家长普遍希望孩子成龙成凤,而非基于孩子的自身优长来进行投资,家庭和孩子都面临巨大的负担和压力。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目前的很多育儿行为并非家长所愿,他们甚至亦不认同现有的做法。但是,社会风气如此,个人难以与整个社会相抗衡,若不与他人一样投资婴幼儿,会觉得对不起孩子,感觉未尽到父母的责任,故最终不得不“随波逐流”。

   为有效扭转过度育儿的风气,政府应借助新老媒体、线上线下的力量,像20世纪80年代初宣传“少生优生、优生优育”那样,倡导自然的养育方式,既让孩子享受天真快乐的童年,也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将媒体宣传工作与社区管理工作相结合,通过有效宣传,增进居民对社会托育服务的理解与认同,形成良好的托育服务氛围。

   (二)做好舆论引导者:改变社会对托育机构的不信任状态

   笔者在多地的调研发现,原有的公立托儿所完全萎缩,普通的公立幼儿园也很少开设小小班。私营机构约有三类:一是质量较高、收费昂贵、证照齐全的民办机构,但仅在大城市有少量的这类机构,入托要排长队。二是普通的私营或民办公助的社会托育服务:这类机构处于初建阶段,应是未来托育服务业发展的主体方向。但是,家长多不放心将孩子送往这类机构。在S市调研时,被调研小区有家规模大、配套的连锁幼儿园,愿接受2岁及以上的孩子;但是,当我们问及一位婴儿妈妈是否会把孩子送到该机构时,妈妈明确表示不愿意,因为这是一家民办公助机构,“因经常看到媒体上的虐童报道,不放心把孩子送到这类‘过度市场化的无良机构’”。三是家庭式托管服务:主要是没有任何注册或资质的“邻托”,质量良莠不齐,有的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家庭对此极不放心。

   然而,未来中国的托育服务业必然是以市场化服务为主体的,这就要求尽快扭转社会大众对民营机构的不信任态度。首先,加强对托育机构的监管,划定最基本的服务标准底线,敦促所有类型的机构按规行事,保证服务质量,通过服务质量的提升来重建社会信任。其次,加强对媒体中对个别虐童事件的炒作性报道的监管,敦促其客观、公允、实事求是报道所有当事方的真实情况,不为“新闻价值”而故意炒作。同时,对的确存在虐童事件的机构既不能一关了之,也不能以罚款平息事件,而需对运营者予以严惩,记入托育服务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黑名单,使之永远不能进入这个行业,从而对其他服务机构和主体真正起到警示作用,减少,甚至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

   育儿观念的改变和社会信任的重建是个润物无声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逐渐提升人们对民营机构的信任度,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托育服务体系,既保证儿童的身心安全,也提高未来托育机构的利用率。

  

   五、结语:未来托育服务体系的发展思路

   综上,政府在3岁前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需在诸多方面做好顶层设计与规划工作,做好为半岁(甚至3个月)以上婴幼儿提供服务的准备——只要有需求,就应该有相应的服务供给。

   体系服务的基本构架应该是,以公共服务为示范,提供方向性的引领;市场化的机构为主体,扩大覆盖面和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社会性的机构为补充,为员工和居民提供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公办、民营,还是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最好的落脚点是社区,即社区是托育服务的依托和平台;同时,社区还可设立日间托育点、照料中心等,为家庭照料的婴幼儿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等便利、价廉质优的上门服务。鉴于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家庭始终是婴幼儿照料的最主要组织单元,但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政府、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是不同的:孩子小的时候,可更多地由家庭照料;随着孩子的成长,社会应承接更多责任。

   通过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社会为补充、社区为依托、家庭为基础”的托育服务体系框架,保障未来拟建构的托育服务体系“法律有支撑,主管有部门,监管有标准,资金有保障,服务有质量,家长有认同,发展有方向”,实现布局合理、供需平衡、科学规范、健康有序的托育服务业发展格局,突破公共托育服务的瓶颈,提升社会托育服务模式的可行性,推动“幼有所育”不断取得新进展。而其中,政府演好“掌舵人”“领航人”与“教练员”“裁判员”等角色,对体系的合理建构与良性运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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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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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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