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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再为人文学科辩护?

更新时间:2018-07-19 05:28:00
作者: 詹姆斯・汉金斯   吴万伟  
他们知道,仅仅通过兜售人文学科研究的外在价值来为文科辩护是太小看它了。但是,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能用这些话向控制大学财政的人解释清楚人文学科的真正目标的。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使用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力等伪装来确保公众对他们的事业的善意理解和支持。

   他们能否成功,现在还不能确定。西方传统之前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后期,从12世纪末期到14世纪早期,大学老师也试图将经典作家的研究转变成一揽子的职业前技能训练。他们将语法转变成语言学理论,将修辞学和诗学转变成实用性的技能手册。他们不再纯粹为了学习本身来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由此造成的道德真空是人文学者如彼特拉克开始在14世纪末期掀起研究古代学者的文艺复兴热潮的主要原因。将人文学科去道德化---将其变成一整套技能,变成同情心的培养或者其他手段的政治或者变成自然科学的奴仆---都是误入歧途的战略。人文学科的道德目的终究会卷土重来。打破当今人文学科衰落的最好办法是通过高举文明精华的旗帜使其回归原初的、现在已经被抛弃的目的---挑战文化自满。

  

重新定位人文学科

  

   但是,人文学科能再次学会如何为自己提出道德论证吗?我相信,这取决于他们讲授的东西是否值得为之辩护。正如经典修辞学家所说,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是谁在向谁提出论证?论证内容的本质是什么?如果目标是保住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爬上数字人文这辆快车,决不下来。但是,如果目标是挽救我们的文明,那前面的道路将更加困难得多。考虑到当今人们对待人文学科的态度,传统人文学科的老师可能没有办法再从大学获得支持。传统人文学科必须到大学之外寻求帮助或甘愿畏缩在大学边缘,或栖身于可敬的美国最负盛名的古典学机构之一教养所(Paideia Institute)或独立的《伟大著作》项目等。这不一定是坏事。这意味着人文学科回归其根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研究就是从大学之外的运动开始的,只是后来渐渐得到大学的支持,这些在很多情况下是反对人文的、不自由的职业培训机构。现代大学是这样的机构,其首要动机是积累名望。如果人文研究在其轨道之外用激动人心的方式讲授,如果它开始再次培养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领袖,培养出能够优雅和雄辩地为善良辩护的男男女女,大学最后不得不重新形成对人文学科的新的、更高的评价就只是时间问题。

   比在哪里讲授人文学科更重要得多的问题是讲授什么。那些理解和尊重传统人文学科的人需要使用道德上严肃的和非党派偏见的语言来论证文科的价值。他们需要显示,人文学科如何让我们过去的最优秀成果在当今仍然充满活力。他们需要证明,为什么记住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和失败教训十分重要。他们需要排除这种谣言,即传统的人文学科教育向学生灌输了毫无批判性地全盘接受西方经典作家讲授的每个观点(其中很多观点当然是有害的)。

   事实上,认为过去的人文学科教师被动地学习古代权威,轻易相信书上讲的一切,这是严重的误解。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在阅读古书时,人文学者总是鼓励读者运用自己的道德和精神辨别能力。在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早期,人文学者花费很大精力校准他们在阅读异教徒作者时发现的东西,这些作家往往拥有自己的道德、政治、和宗教承诺。那正是人文学者理解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的方式。积极的辩论总是有关异教徒忠诚的哪些方面是可敬的、值得基督徒模仿的;西塞罗(被指控滥权)和塞涅卡(被指控为独裁者服务)的人生是否值得赞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赞同都引起积极的争论。

   持续了若干世纪的激烈争论还有:凯撒究竟是暴君还是罗马需要的强大和智慧的统治者以终结古代共和国的腐败?奥古斯都(Augustus)把罗马变成君主制国家对罗马传统来说是必要的还是对罗马传统的灾难性背叛?文艺复兴话语的主要话题---称赞还是指责就是道德辩论的工具。一直延伸到现代时期,古典文学、历史、哲学的研究总是与道德评价联系在一起。人文学者总是明白,古代充满道德堕落和错误,同时也有英雄美德和洞察力,但是,他们也认为,古代人拥有他们这个世界已经丧失或极其罕见的高贵品质和智慧。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加稀缺了。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品质。

  

人文学科和道德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源头,人文学科不仅仅是古代热心者研究的几本古书的荟萃而已。它们出现在挑战政治、文化、和教育堕落的场景中。从一开始---或许从来没有比现在更迫切---人文学科的合理性辩护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总是被期待暴露出我们教育的缺乏灵魂和我们精英的道德傲慢。当今,批判过去的左派政治批评家不再能宣称具有革命性。它已经变得乏味和可以预期;它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是什么。无论人文学科是在大学里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走出大学之外的一步,它们都将通过与受教育者结盟使其从事值得称赞的行为来延缓腐败并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高贵来维持其最初的潜在可能性。如今,这样值得称赞的行为已经非常稀罕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人文学科能够发挥这种威力的理由看起来或许违反本能,但它们构成了为人文学科辩护的核心。第一个涉及到语言研究的简单好处。古代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如孔子、苏格拉底、佛陀首次发现的所有道德体系的基础是这样的教导:其他人值得我们的帮助和同情,首先是家人、朋友和国家,最后扩展到全人类。人类物种的伟大道德传统讲授的不仅是我们应该善待他人,其中的算计是他们会回报我们的好意,你帮我,我帮你。他们还教导佛教意义上的无私的价值,儒家传统中的孝顺父母和同情他人的恻隐之心,苏格拉底的教义---宁肯自己受苦也不要作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用同情代替自私;我们在竞争的同时还需要合作。合作要求信任、理解和同情心,这些,如果没有学习语言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依靠精确的标准和自己语言的正确使用。他们依靠用自己的语言理解他人言论的能力,并将这种言论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这是人类社交生活的基本必要性,现代人文学科不赋予它更高的价值实在太丢人了。

   第二,雄辩口才的价值。有时候,在聆听演讲家如丘吉尔或肯尼迪的演讲录音或者在阅读林肯的演讲时,我们非常真切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中缺乏对雄辩口才的重视,缺乏对坚强有力和优美地表达我们信念的能力的重视。在美国,最近有很多证据表明,表达的不准确和对自己信念和道德品质的漠不关心如何毒化了政治话语。写作课讲授的不仅是如何写出清晰和礼貌的商务信函。优秀作家都知道,写作是一种道德训练,是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如果在写作时真诚,我们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缺陷和道德缺陷。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如果我们有自己相信的东西,我们需要掌握写作和说话的艺术来与他人交流。“善与人同”(Bonum diffusivum sui)这名格言,善的本质在于将自己传予别人,天主以最完善的方式将他无限的完善传予受造者。善应该被传递给他人。政治顾问知道,最强有力的论证总是道德论证。当领袖拥有道德权威和雄辩口才的时候,领袖是最有效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甚至对于并不期待发挥领袖作用的作家,雄辩的口笔头表达能力培养也是重要的道德训练。西塞罗写到,真正的雄辩来自“精于演说的好人(the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这是加图(Cato)的话。)当我们有漂亮的口才和流畅的文笔时,我们就在显示我们的身份。因为人人都天生希望被人爱戴而不是遭人蔑视,渴望准确有力地表达自我就成为一种性格训练。正如真正的教育一样,关心受教育者的性格培养的教育要求教师也必须是道德君子。

   最后,为传统人文学科辩护的论证必须包括教育的重新定位,即面向性格塑造和判断力培养。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研究中,我们需要放弃民主化的现代文化典型特征“拒绝做出价值判断”的做法。相反,我们需要讲授一种更加勇敢的洞察力:在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中,敢于宣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敢于捍卫最好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总是坚信真正的人道和尊严和真正的高贵,它们能超越财富和地位,也超越成功的职业。你是什么比你看起来如何更重要。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指出的那样,对你的幸福而言,你的性格比你的简历更重要。4 从前的基督教人文学者相信,对经典作家充满敬意地解读---建立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阅读---将帮助学生意识到在人类生活中,什么是真正值得敬佩的和值得做的事。就像年轻的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他们忍不住钦佩那些高贵的灵魂,渴望向他们学习。这扇门对当今学生来说已经被关闭了,我们必须重新打开它---不是为了称赞过去时代的罪恶,而是要找到需要模仿和学习的典范。

   我想大胆地确认,这种反应不仅仍然可能,而且仍然必要。正像所有时代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名利场对我们呼喊,如果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和权力,我们就能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就能随心所欲地迫使他人做任何事。换句话说,不文明的人性声音教导我们变成反社会人格(不爱社交的人)。古老人文学科的声音是我们文明中最优秀者的声音,它将教给我们另一个教训。它教导我们,当我们关心自己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当我们学会热爱值得热爱的东西,当我们得到那些拥有值得拥有的良好判断者的赞赏时,我们的生活就更有价值。它防止我们成为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傀儡,它保护我们免受商业文化的虚假价值观的侵袭,并给予我们专属于自我的核心。总而言之,它让我们成为更具人性( humanior)的人。

  

   作者简介:

   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哈佛大学教授,研究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学家。

   译自:How Not to Defend the Humanities by James Hankins,from American Affairs Volume I, Number 4 (Winter 2017): 193–209.

  

   注释:

   1 Francesco Petrarca, Selected Letters, trans. Elaine Fantham, 2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535–37.

   2 Lord Chesterfield’s Letters to His Son and Godson, Selected, ed. Henry H. Belfield (New York: Maynard, Merrill, 1897), 13.

   3 See especially James Turner,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4 David Brooks, The Road to Charac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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