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胡晓雪

美国“红州”（译者注：这些州的选民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的州，也称之为亲共和党州。）的教师忙着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教训。美国神话一直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这个国家诞生于一个完美的构想，新世界应运而生，作为一块没有像欧洲那样被阶级等级和冲突丑化的土地被永远地保留下来。

西弗吉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肯塔基州，很快也许包括亚利桑那州和其他地方的公立学校教师的罢工集会提醒着我们：阶级一直在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不像我们的起源故事中讲述的那么无关紧要。这群起义的教师正在给拒绝承认其地位的人们一个沉重代价。

专业人士还是无产阶级？

教师是专业人士，无产阶级，还是两者兼是？对阶级现实的病态否定的一个症状是我们习惯于将教师视为“中产阶级”。当然，他们专业上的善意应当使他们拥有那种社会地位。毕竟，我们将中产阶级视为各种优秀公民梦寐以求的归巢，这里欢迎所有人，没有等级、秩序和权力的标记。中产阶级是一个如此宽泛的一个阶级以至于它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阶级。

学校教师一直是工人阶级劳动者。长久以来，他们中大部分是女性，她们本来可以立即意识到不安全感，挣扎和公众对教师职业的不够尊重一直困扰着今天严阵以待的教师们。

不久以前的女性教育工作者可能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一份职业或是一种“使命”，有它自己的伦理规范和卓越标准，追求知识，为社会服务。但是无论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她们无法说服政府当局重视她们的这种抱负(而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作为一种“女性的工作”，由“女教师”来做的学校教学在声称没有阶级区分的美国中处于一种固有的低微的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是公立学校教师的工会化才使得教师职业专业化的理想得以被重视，也就是说，他们自我认同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艰难地建立起教师工会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几乎没有征兆的突破之一。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涉及许多自我牺牲和战斗精神，却遭到各地政治精英们的强烈抵制。当胜利终于到来时，工资长期过低的那部分劳动力（即教师）的物质条件得到相当大的改善。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它首次将教师长期以来的对某些方面的渴望制度化，这种渴望体现在终身教职制度和其他形式的职业认可与保护中。

那些来之不易的教师工会也为各类政府工作者的大规模组织铺平了道路。那又是另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大部分是白领，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强烈的专业精神，但是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薪水严重不足，显得很无助，仿佛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无产者（当然，他们确实是这样）。

在默许和经济紧缩政策下的起义

尽管他们过去有过工人阶级起义的历史，但教师罢工（罢工甚至有时违反法律）的景象还是震撼了我们其他人。不知何故，这与公立学校教师温文尔雅、中产阶级、守法的专业人士形象并不相符。

更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骚动正在发生。毕竟，几十年来，这些“红州”一直是默许金钱规则及其政治推动者的地方。例如，俄克拉荷马州的立法机构是如此畏缩和卑躬屈膝地为科赫兄弟和石油业服务，以至于它通过法律要求人民代表通过新税必须要达到绝对多数。（当然，在减税方面简单多数是完全足够的。）

亚利桑那州自1947年以来就拥有特色的“工作权利”法来避开组织工人的企图。实际上，这样的法律是可笑荒唐的而且用词不当。他们没有保证就业，而是禁止工会谈判合同要求所有从合同中受益的工人都成为工会成员，并且支付会费来代替他们的代理费用。在所有这些州，法律禁止或严格限制教师（连同其它公务员）罢工。

这种经过协定的蔓延的暴动在一个卑躬屈膝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当然，它确实发生了。默许和当前教师反抗的爆炸性浪潮都是工资紧缩。那些由共和党人管理的州并不是唯一的将社会服务削减到最低限度同时给企业权力掮客[1]送礼。（许多由民主党管理的州也这样做。）但是在那些州的公立学校及其工作人员的糟糕状况已经使他们成为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紧缩时代的典型代表。

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在过去十年中将每名学生的经费减少了30%，并且从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在教育方面的削减引领全国。同时，亚利桑那州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花费比任何其他州都少。这只是“红州”一系列教育紧缩措施的开端。这种大刀阔斧的策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意味着上课用的课本是过时的，电脑是陈旧的（如果有的话），校舍是没有空调的，有时甚至通常每周五天教育制会变为只有四天。

西弗吉尼亚州的老师是第一批罢工的教师，他们在2016年的平均工资是45，240美元，在全国教师工资中排名第47名。俄克拉荷马州的情况更糟糕，只有41，000美元。亚利桑那州的教师现在正威胁要加入罢工的队伍，他们排在第43名。而肯塔基州则稍微好那么一点，平均工资有52，000美元。在某种程度上——无论事后如何看似不可避免，但事前总是无法预测—足以证明这一点。

经济紧缩是阶级最高统治者或者（正如我们现在常说的那样）1%的统治阶层的政治手段。然而，这带来的远远不仅仅是公共部门的饥荒，特别是教育。这些教师低微的薪水和学校非常糟糕的条件只不过是经济发展不足和文化残酷在预算上无情的表达。毕竟，在上一代，美国的去工业化已经给金融家、并购投机商、垃圾债券交易商和放弃工会化的劳动力而将目标放在南半球廉价劳动力的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去工业化破坏了工人阶级社区（包括“红州”的教师）的经济和社会格局，使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鬼城，数百万人在社会流动中处于“下滑”状态，使阿片类药物成为乡村和城市腹地的一种“主要食物”。

在此过程中，去工业化使得以工业为基础的税收收入来源彻底枯竭，它曾经帮助维持一小部分社会公益服务，包括像公共教育一样的基本的社会公益服务。与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医疗保健和教室设备的老旧落后相反，商业世界的税收优惠、补贴或免税政策却日益繁荣。

指责受害者

这场正在发生的灾难的替罪羊已被找到—通常的嫌疑犯当然是：绝望的穷人和移民的固有懒惰（都是靠公共福利生活）；支持福利国家的自由派感伤主义者；贪婪的工会工人破坏美国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种族歧视。哦，当然，在那个阵容中还有另外一个更令人惊讶的恶棍：那些原本典型的受人尊敬、遵纪守法的我们孩子的教师。如果这些孩子未能合格，如果他们不能读书或写字或计算，如果他们对科学一窍不通，如果他们长大成为黑户或“没有记录”，如果他们中途辍学或被强制退学，如果他们表现出行为异常或缺乏纪律，这都是他们老师的错。毕竟，他们的工作很轻松，三点就回家了，暑假休息，并且因为他们强大的工会而享有免于公众监督的豁免权。

默许和经济紧缩政策导致文化衰弱，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将社会多方面的巨大衰退归责于教师，实际上他们是社会衰退时受到较大冲击的一个职业，而不是引起社会衰退的原因。一个正在经历像美国那样的系统性发展不充分的国家不能提供体面的住房或医疗保障，无污染的环境或合理的儿童保育，不区分人种的中立的正义[2]（color-blinded justice）或设备精良的校舍，更多有意义的工作。这些赤字都体现在了我们的教育上。

成千上万去上学的孩子在上他们的第一堂课之前就已经背负着世俗衰弱的重担。教师们试图设法应对，但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斗，而且他们因为失败而受到羞辱。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西弗吉尼亚州或俄克拉荷马州给学校配备职员的人，花费了超越“正常”上课时间的无数小时来寻找治疗社会吝啬导致的创伤的方法。他们甚至利用他们自己的备用资源来弥补州和地方政府拒绝提供资金的书籍，计算机，纸张(不仅仅是笔记本纸张，还有卫生纸)中的巨大缺口。

从这些孩子和学校中可以看到我们社会的未来，显然，我们社会的未来不怎么样。和很多其他关于最近的美国人的生活一样，这是一个“赢家”和“输家”的世界—孩子们和教师们都长期处于这个等式的错误的一面。对于当权者来说，将罢工教师们刻画成一个社会问题、一群“失败者”非常容易，他们还在削减这些教师的工资、补给、任职期限和其他工会保护安排（当他们足够幸运到甚至有工会），同时延长教学时间，缩短必要的备课时间，并且对他们的教学纪律进行考验。为了维持生计，这些在“红州”的教师们经常不得兼职做女服务员或汽车司机。总而言之，直到最近的罢工以前，他们变成了无权无势的而不是有权的无产者。

现在不动，更待何时？

虽然这种社会制度一直是苛刻而又令人泄气的，但是教师们站起来了。尽管有冲动写下“终于站起来了”，但没有人会低估为此而付出的的勇气与孤注一掷。而且，针对由富豪财阀监视下经济紧缩的美国的抵抗运动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令人惊讶。

我们在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的时代。他们每个人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明了我们所处的时刻— 特朗普处于一种病态的非理智状态，桑德斯则坚持从默许和经济紧缩的弊病中恢复的可能性。在这两种情形下，你都可以看到既定秩序的失控。甚至在桑德斯竞选之前，就有迹象表明风向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占领华尔街起义（不管多么短暂）中最为明显。今天，佛蒙特州千禧一代的参议员在全国里是最亲工会的，这要部分归功于桑德斯现象。

这种大气变化是由靠近地面的元素引起的。愤怒的“红州”教师通常没有加入工会，或者只是在没有权力或影响力的类似工会的机构中。所以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塑造一支战斗力量，这是一种很少发生的社会创造行为。然而当它发生时，它既是迷人的又是令人振奋的，因为西弗吉尼亚州起义显然证明了其他“红州”的起义数量惊人。

阶级和其历史一样重要。西弗吉尼亚州的罢工或抗议教师们充分了解长期以来他们州的工人阶级都在抵制雇主掠夺行为，并且以此为豪。就是在这种情感下他们加入到战斗来，其他州的教师们也都如此。在西弗吉尼亚州，实施掠夺的雇主就是煤矿大亨。许多罢工者的家人都还保留着地雷战的回忆。

肯塔基州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在最令人难忘的“血腥的哈兰县”[3]，矿主和工人之间的内战持续了近十年，包括罢工、轰炸以及其他形式。（多次要求州和联邦部队的介入）俄克拉荷马州甚至在它还是属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充满活力的民粹主义运动，后来又出现了一场激进的劳工运动，其中包括来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4]（传奇的“Wobblies”）的强有力的代表，这是在大萧条时期再次出现的抵抗传统。

亚利桑那州曾经是金属采矿业的激进劳工传统的家园。1917年，它严酷的历史在亚利桑那州的比斯比臭名昭著。当时，经授权的义务警察将反抗菲尔普斯道奇公司和其他矿业公司进行罢工的铜矿矿工聚集在一起，再用恶劣的铁路厢式车拖到新墨西哥沙漠里，将他们留在那里自生自灭。那些针对菲尔普斯道奇和其他企业巨头的矿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像这些回忆帮助刺激了抵抗和设想超越默许和经济紧缩的世界的意愿。一般情况下，无产阶级是无权的。在资本成为经济范畴之前，它是一个政治范畴。如果你有资本，显然你可以更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如果你没有资本，你就依赖于那些有资本的人。然而，在这显而易见的论调之下却隐藏着一个相反的事实：没有这些表面上无权的工人的集体工作，什么事也干不成。

这对于有专门技能的工人尤其如此，毕竟教师就属于有专门技能的工人。发现这个“事实”并相应地采取行动需要道德想象力[5]的飞跃。这发生在这么多“红州”的受困教师身上，这些抗议都有大量的报导，包括将罢工比喻为“教师的阿拉伯之春”。

同时要记住，其他的现代劳动力遭受的危险条件与这些公立学校教师的十分相似，包括高技能的“专业人员”，如计算机技术人员，大学教授，记者，甚至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因此，最近的罢工可能预示着在同样不大可能的领域对潜在力量的类似认知，即专业人员正在经历无产阶级化的进程。

这些教师这种有创造力的飞跃也带来了其他滋养胜利的果实。例如，他们不是将自己的斗争描绘成仅限于他们自己的“专业”，今天的教师改善他们的运动以回应更广泛的心愿。例如，在俄克拉荷马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他们坚持不仅改善自己的工作生活，而且改善所有学校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即使在立法机构给他们加薪后，俄克拉荷马州的教师也拒绝回到学校，他们坚持州也要为教育系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每个地方，这些起义活动都蓄意地与使用学校的整个社区（家长和学生）联合起来，同时重复表达了孩子不应该成为经济紧缩祭坛上的牺牲品的愿望。

在一个拜高踩低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什么比“红州”学校里刮起的这阵社会同情的旋风与紧缩、沉默的情感逻辑更矛盾的了。

现在还不是下课时间。

注释：

[1]译者注：操纵某地区政治势力的人。

[2]译者注：Lady of Justice 是西方正义女神，她手里有一个秤，然后眼睛蒙起来，表示通过秤自己来权衡正义和对错，而不是靠自己双眼的主观判断。

[3]译者注： 美国女导演芭芭拉·寇波1976年亲身来到哈兰县的一个煤矿，把自己亲眼所见的历时10个月以上围绕煤矿工人罢工争取自己权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与之相关的美国各阶层各相关部门所作所为，以及由之产生的反响和改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美国哈兰县》，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4]译者注：1905年成立的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决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最贫穷的美国工人。它把一个企业的雇工不分技术都组织在一起，并采取罢工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是产联运动中经常出现暴力，人们很自然地把产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连。产联从创立以来一直遭到资方、政府的镇压，受到传统的、保守的中产阶级的排斥。在整个工业化时代，罢工几乎都是以政府的武装镇压而告失败。产联的成员通常被称为“Wobblies”。

[5]译者注：心理学专有名词。

翻译文章：

Steve Fraser, Teaching America a Lesson, Tom Dispatch, April 17, 2018.

网络来源：

http://www.tomdispatch.com/post/176412/tomgram%3A_steve_fraser%2C_teaching_america_a_le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