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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坤: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拒绝工作、自我削减与暴力

更新时间:2018-07-17 08:49:43
作者: 王行坤  

  

二、工人主义运动与“工人力量”(1967-1973)

  

   在意大利“热秋”期间,工人们体会到了极大的解放感,他们甚至感觉到了革命的到来。这里的革命具有列宁所说的“节日”的意义:卫生间、食堂、房间、车间和办公室,工厂内的所有空间都成为工人造反的场所。绝大多数工人都想敞开心扉,一吐为快,与人进行交流讨论。有活动家回忆,1968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年,作为工人我感觉自己成为了主角,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在之后的两年内我依然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女工之前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不爱说话,但在60年代末则成了话匣子,总是想要和别人进行交流。工人们的斗争意志和斗争策略从他们的标语口号中可见一斑:

   工人越受剥削,老板就越富有。

   (Operai-piu’sfruttati, padroni ben pagati)

   靠计件工资过活就是受罪,租金就是抢我们的工资袋。(La vita-col cottimo--e’un calvario--l’affito--e’un furto-sul salario)

   一切权力归工人。

   (Tutto il potere-agil operai)

   更多收入,更少工作。

   (Piu’soldi-meno lavoro)

   我们都是代表。(Siamo tutti delegati)

   虽然工会在“热秋”结束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运动开端时,更多的是学生-工人组织和团体参与动员活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工人是泰勒制-福特制下被“去技术化”的工人,他们大多工作在流水线上,在生产过程的作用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螺丝钉。他们很多来自意大利南方,在工业化的北方无所适从,如那个成为话匣子的女工。口号中所表现出的“更少工作”、“反对租金”、“自己代表自己”、“工人权力”等思想则源自于工人主义(operaismo)。

   工人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之前诸多国家的工人斗争,但真正作为意大利思潮的工人主义则肇始于1961年《红色笔记本》(1961-1966)的创立,其核心人物有潘泽瑞(Renato Panzieri,前意大利社会党党员)、特龙蒂(Mario Tronti)和奈格里等。他们对苏联和本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失去信心,同时本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工运动的危机也让他们对以德拉-沃尔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感到不满,他们决定深入到工人中去,去研究工厂内的劳动过程,因此他们特别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机器大工业和工作日等问题的分析。其早期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为学生-工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潘泽瑞有好几篇关于工厂内的机器和劳动过程问题的文章已有英译,可惜的是还没有中文版。特龙蒂在1964年的文章《列宁在英国》可以说奠定了工人主义的基调,那就是革命将发生在工人阶级最强的地方,60年代的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意大利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另外,与一般从客观主义的逻辑来分析资本的思路不同,特龙蒂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总是先在于资本的宰制,即工人总是主动积极的,是不可被彻底主导的力量,而资本则总是回应性的。在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冲击下,意大利成为了哈特所说的革命政治的实验室。

   工人主义将泰勒制-福特制下的去技术化工人称为大众工人。虽然他们在机器体系和老板面前看似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却多种多样,如工人主动掌握工作节凑(放慢工作节奏),集体对付老板在车间的代表即领班,提高工资,缩减劳动时间,揭露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严苛的劳动分工,继而是大面积的旷工甚至是破坏机器。有些人可能会想到所谓的“卢德主义”运动,但是意大利工人与工业革命初期激进工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破坏机器只是为了让自己夺回被机器“抢走”的工作,而前者的破坏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工厂和工作的组织,是为了放缓工作节奏,减少工作内容,同时发展出自治的组织。

   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口号就是“拒绝工作”,因为工作意味着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意味着奴役。这和追求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有所不同,与追求改善工作环境“自我管理”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因为这个口号更加彻底,那就是通过拒绝工作,工人可以自主地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从而创构出一种另类权力和另类社会。它否定了雇佣劳动即工作在现代社会任何积极的意义,对社会主义的“劳动光荣”或一般的“劳动尊严”口号都不以为然,正如奈格里所说,如果你想激怒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你就和他谈拒绝工作。拒绝工作就是拒绝资本主义。整个运动对抗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还有脱离群众运动的政党以及制度化的工会——“我们都是代表。”另外,在争取工资的时候,为了避免工人群体被分化,运动追求的是所有人得到同样的工资。

   工人主义运动的代表组织是“工人力量”,该组织最早于1967年于托斯卡纳成立,其成员很多来自《红色笔记本》和《工人阶级》杂志(classe operaia,该杂志1964年从《红色笔记本》分裂出来,创始人为特龙蒂和奈格里)。1969年,奈格里、皮帕尔诺、斯卡尔佐内等创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工人力量”以工厂为中心,吸收了美国工人运动尤其是“黑人力量”、越战以及中国的“文革”经验(奈格里在给笔者的邮件中指出,工人主义认为“文革”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是一个独特且至关重要的事件),其动员对象就是大众工人。

   “工人力量”的平等主义工资政策吸引了很多“去技术化”的工人。另外,他们反对计件工作,反对将工人分成不同类别和等级,主张阶级联合,主张在劳动场所对工人进行直接的组织。他们反对成为精英式的先锋党,而是通过类似于中国的“群众路线”走向群众,先成为群众的学生,然后再成为大众的先锋队。事实证明,来自意大利南方的那些无根的、无技术的移民并不一定在政治上就是落后的,相反,那些作为工会会员的工人从前者那里学到了很多斗争战术。这也印证了工人主义对于工人斗争的乐观态度。

   虽然“工人力量”在动员大众工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他们远没有对意大利社会造成全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主流政党在1972年大选中的表现看出端倪:相比于1968年的大选,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得票率基本没有变化,前者为27.2%,比1968年还高了0.3%,后者为38.7%,比1968年只少了0.4%,最引人注目的反而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的崛起,其得票率由4.5%上升到9%,而“宣言派”只得到了0.67%的选票。这表明,意大利的广大群众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并没有很深的认同,意大利的政治议程依然为主流政党所决定,“工人力量”引起大规模起义行动的期望遥遥无期,于是关于运动的军事(暴力)化就成为内部争论的焦点,并最终导致该组织于1973年6月解体。

  

三、从“工人自治”组织到“红色旅”(1973-1979)

  

   1973年是一个分水岭。鉴于智利民选的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被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所推翻,意共书记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仅以微弱多数打败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左派政权,那必将在意大利和北约内部引发危机。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不能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就难以统治,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路线就是与天主教民主党建立执政联盟,这被称作“历史性妥协”。这无疑激起革命左派对意共更大的不满。另外,伴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世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式微,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再者,面对意大利激进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展开反击,即采用自动化和数控技术,削减工业生产,发展新型的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雇佣越来越不稳定,工人日渐变得多余,工厂内剩下的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在工作场所内的力量被削弱。

   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都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生产空间就从原本封闭的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工厂”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就不再是工厂内的大众工人,而是表现为多种形象的社会工人,如工人、学生、失业者、无薪的家务劳动者。这些主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斗争,并在在1977年造成了另一个运动高潮:“1977运动”(这一年被艾柯称为自1968开始的“第九年”)。在这一年的9月,博洛尼亚召开了一场反对压迫的会议,七万人参加,将这个城市变成了晚会、戏剧和音乐表演的舞台。与会成员除了年轻人之外(“1977运动”也表现为年轻人的反文化运动),还有以奈格里和斯卡尔佐内为代表的“工人自治”组织,达里奥·福、以及反对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等知识分子与活动家。

   “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于“工人力量”和“继续斗争”(1976年解体),同时还有自由广播电台运动的参与,这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运动。

   如果说之前运动的核心口号是“拒绝工作”,那么“工人自治”时期的口号则是“自我价值增殖”(Selbstverwertung)。这个概念出自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文版翻译为“价值自行增殖”。在奈格里看来,与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自我强化过程,是外在于资本并且自主发展出来的生命形式和社会形式。但这种发展出来的自治组织如何面对残留的国家权力和资本体系呢?奈格里给出的答案是,推翻国家,摧毁资本。这无疑意味着革命和起义,这是工人主义运动不惮于承认的纲领。但最关键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而且这个策略与其说取代了拒绝工作,不如说是吸收了后者,因为拒绝工作是自我价值增殖的前提,只有拒绝那些奴役劳动者的工作,才有可能真正发展劳动者的力量。

   随着“社会工厂”的出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就变得模糊,再生产领域内的斗争(关于消费的斗争)直接就具有生产斗争的意义。这个时候出现的诸多战术主要是在再生产领域内的斗争,最具特点的就是“自我削减”(autoriduzione,也可翻译为自主定价)运动。这场运动最开始出现于1974年的都灵,运动主体有消费者和工人,消费者“自主地”削减各个方面的开支,如水费、电费、餐费、交通费、各种门票、房租,甚至是占领闲置的房屋群居(“占屋运动”),同时还有“免费”或“无产阶级”购物,也被称为“政治”购物,就是消费者拒绝付钱,这在达里奥·福的戏剧中也有所体现。工人则主要是放慢工作速度,降低劳动生产率,这等于是剥夺或者“盗窃”了老板所购买的劳动时间。所有抵抗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是“占屋运动”,这了导致警察的暴力镇压,同时造成了运动的“军事化”。     这些抗争方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意大利1974年的改革削减了公共服务,人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另外,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引入,工人在工厂内的力量被削弱,在工厂中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因此工厂内的斗争难以展开。我们可以将这种斗争称为“自我削减”的社会斗争。

除了这种社会斗争之外,“工人主义女性主义”运动根据“社会工厂”的理论指出,无薪的家务劳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部分,因为她们为资本家再生产了劳动力(男性工人),同时也为国家和资本家培养了下一代的劳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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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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