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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婧琳 张华波:国外学界“一带一路”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8-07-16 00:41:04
作者: 宋婧琳   张华波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攸关世界各国直接利益、攸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攸关中国复兴与崛起,自提出起便深受国外学界关注。本文基于WebofScience等外文数据库,对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评析。整体上看,国外学界沿“动机·行为·影响”的实践逻辑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研究。虽然学者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仍存在误解,但其实践导向的研究逻辑、综合学科分析视角与多元化研究方法仍值得学习和借鉴。“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是一国的义务与责任,更不是乌托邦的构想,需要各国携手互利合作,坚定理想信心,以“一带一路”为纽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作者简介

   宋婧琳(1990—),女,四川遂宁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张华波(1984—),男,四川渠县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一带一路”久经酝酿后终于在2015年初成型,之后经博鳌论坛、达沃斯世界论坛、G20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发酵,掀起国外学界研究热潮,其多元化研究成果为我国政策制定者了解国外情势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本文从“动机·行为·影响”的实践逻辑出发,对近年来国外学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概貌、特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综合述评。

  

“一带一路”的提出动机研究

  

   (一)历史传承的角度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以仁义为先”的基因和“兼济天下”的救世情怀。儒家的“天下观”说,体现了包容性的人文主义与联系主义的结合;中国自古以来的佛学传统也一直秉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辩证理念,“一带一路”正是建立在这种有限度的尊重与彼此促进之上。另一方面,华夏文明本就形成于汉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的交往中,中国古代帝王也曾通“丝绸之路”、派“郑和下西洋”,“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古代交往史在当代的直接延伸;而后毛泽东于长征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也是对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继承,这些成为当前中国发起“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二)客观诉求的角度

   1.宏观发展战略的需要是提出“一带一路”的出发点

   国外学者主要基于“中国国有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份额提升”、“中国外交风格由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等历史背景,形成六种主要观点。

   其一,维稳与发展说。一方面,“一带一路”源于中国自身国家建构与民族复兴的需要,是以经济为推手力图缓解国内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带领边境少数民族走出安全与发展困境,是中国新民族政策的灵活运用。另一方面,伴随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在东亚的地位遭到挑战,因此尝试通过“一带一路”以“向西”缓和矛盾,打破美国的亚太包围圈,拓展国外市场。

   其二,经济发展与能源危机说。中国面临快速发展引发的财富不均衡等“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需要通过对外发展政策转型来巩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擎”地位。此外,中国目前正遭受严重的能源安全危机,急需周边国家协助,以解决国内能源资源供不应求、经济增速放缓的困境。

   其三,应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说。人民币作为第五大世界货币,越发容易受国际货币体系的牵制。“一带一路”正是为进一步增强人民币的交易能力,应对包括美元体系在内的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现状而提出的。

   其四,稳定亚洲局势、促进互信交往说。中国崛起使部分亚洲国家感到畏惧,转而依附美国对冲中国,造成南海争端、中印边境冲突等不安全、不互信的亚太环境。其间,中国逐步领悟到,强健的经济联系并不总能带来安全与互信,因此制定了一个更宏观、更长远、更广泛的国家战略,即以“五通”为基础、多元交往为主体达到睦邻友好的效果。

   其五,增强海上军力说。一方面,中国为营造崛起与复兴的海外环境,自2012年便开始扩张海上势力,现又通过主导“海上丝绸之路”顺理成章成为集军事、政治、意识形态为一体的海上强国,以便尽快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与争端。另一方面,由于各国长期在亚丁湾合作打击海盗,因此该区域各国军力与作战经验均有所增加,而中国则试图以海上合作与海军实力的提升来强化国家自信。

   其六,重新划定国际角色说。逆全球化与国家中心主义使国际自由贸易与经济失序。中国趁乱而起,意图通过“一带一路”在国际领域能够扮演前瞻性的、主动性的角色,以抵御世界政治经济的倒退,推动世界朝多极化、全球化方向发展。

   2.“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世界各国走出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契机

   其一,认清西方“现代性方案”是伪救世论。西方“现代性方案”使资本由四面八方涌入世界市场,不仅对民族工业、传统行业造成冲击,还对偏僻地区的自然与生态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恶果,中、非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攫取廉价劳动力、转移污染源的直接受害者。其二,推动全球性危机的协作与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6%,但人均水量只有世界平均值的36%,全球变暖后,沿线国家气候变得更加干燥,急需区域内各主体协作应对。其三,中国一直把促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国际合作作为国策,因此中国在新全球化时代不顾美国干预而极力促成巴黎气候协定,是源于中国持续20年来在这一国际治理领域的坚持。总之,国外学界在国际社会各主体协同治理世界性危机方面达成共识,肯定了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的态度与成绩,为推进“一带一路”以联通世界赢得了广泛支持。

   (三)国家领导人的角度

   国外学者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与其内政外交政策相结合,形成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强势与实干派的领袖。一方面,习近平在军事、政治领导方面也体现出对毛泽东执政风格的继承;而其坚定推进的广、深、依托反腐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增强和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其次,RossTerrill教授在《习近平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2016)中指出习近平的政治目光长远且全局,将给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增添新的动力。其二,家国主义的民族斗士。习近平希望能够以中国内外经济的开放与发展成果来强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怀,其“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他从小在父辈强烈爱国情怀的熏陶与革命军旅生活的苦难艰辛中长大,造就其家国天下的情怀与坚定的爱国主义信仰。其三,继承者与创新者的结合。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方略均继承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历任领袖的治国理论,并结合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创新外交方略,使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

  

“一带一路”的实践研究

  

   (一)“一带一路”的实践蓝图

   1.实践定位:横纵向比较与布局定位。第一,横纵向比较。一是与古代丝绸之路进行纵向比较,即“一带一路”是中国古代“西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发展,是古今经贸文明交往史的碰撞。二是与“对外开放”战略进行纵向比较,即“一带一路”不仅继承、创新了“先富带动后富”理念,使“西部大开发”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三是与其他国家的丝路计划进行横向比较,即丝路计划并非中国专属,美韩也曾提过类似计划,但其生命力与实践推广逊于中国。第二,布局定位。“一带一路”是“路”与“带”的结合,是由海港、道路、铁路、运河、油气管道等织成“网”,是在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使经济合作中枢与两大洲少数国联盟转化为横跨三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合作发展带。“一带一路”是中国逐步走向亚太区域中心地位、重整区域秩序的“保护伞”,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为核心目标,指向更深层的、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与文明交往。

   2.实践推手:相关金融机构研究。共建“一带一路”以“五通”为主要内容,而“五通”离不开建设项目与流通资本。在这种背景下,起“推手”作用的金融机构,如金砖五国发展银行(简称BRICS)、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AIIB)、丝绸之路基金会(简称SRF)等,毫无疑问成为了国外学界的研究重心。其一,以相关金融机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关于AIIB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它正朝着国际标准的方向发展,未来被国际社会认可程度会加深、融资能力将增强;也有学者质疑它打着对外投融资的旗号,意在通过资金和项目输出对其他国家输出“亚洲价值观”;就SRF而言,随着丝绸之路基金会的逐步壮大与发展,国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多边主义的趋势将愈加明显。就BRICS而言,“一带一路”是金砖五国模式的亚、非、欧扩张版,为沿线各国共同应对美元体系冲击、促进经贸发展创造了一个巨大供给市场。其二,以相关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为研究对象。一是认为这些金融机构提升了中国国际经济治理能力,改写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代言人,是维系多边经贸关系、保护弱小国家的重要支撑。二是认为这些金融机构各有不同,如AIIB是多边发展银行性质,由各成员国出资构成,以出资份额定权责,并以贷款业务为主,而SRF则是通过向国际社会的多主体招募资金,属于私募基金性质。其三,以相关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区别与联系为研究对象。有学者通过分析AIIB与BRICS、新发展银行等的区别与联系,预测亚洲区域内银行间有合并的可能。也有学者将AIIB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各大国份额差异。

   3.实践保障:构建各维度命运共同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安全卫生命运共同体、农业信息共同体等五个方面。其一,国家间命运共同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次生维度:一是周边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BrightPath)有共通性,其合作将推动双方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发展,使中国梦与哈萨克斯坦梦共同实现。二是双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原油国与非原油国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形式,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等经贸合作的方式及外交关系的定位是不同的。三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伴随中国成为“海上军事强国”,太平洋、印度洋海域的军事竞赛与摩擦将加剧,再加上海盗猖獗,当前国际社会有必要重视海上安全,综合考虑该区域各国多元利益诉求,建设亚太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其二,网络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国依托“网络强国”战略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网络合作,建立双边机构推动“数字联通与数字金融”、“网络治理”、“电子商务”、“网络安全”、“互联网娱乐”、“云计算”等领域,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三,生态命运共同体。“数字化的一带一路”(DigitalBeltandRoad)是以地球观测系统为基础的国际科学项目,试图通过国际研究与技术合作、数据监测与共享等建成“一带一路”的信息系统与科学模型,这一模型的运用为“一带一路”沿线的生态建设奠定了数字基础。其四,安全卫生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作为抵制孤立主义的机制,能够使南北国家在同一平台上就经济、卫生、安全等可持续问题联合起来。其五,农业信息共同体。“一带一路”的推行,逐渐形成的农业信息共同体,为沿线国家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及粮食安全危机的风险防范与应对提供了帮助。

概言之,国外学界在“一带一路”实践定位上取得了一致共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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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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