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攸关世界各国直接利益、攸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攸关中国复兴与崛起，自提出起便深受国外学界关注。本文基于WebofScience等外文数据库，对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评析。整体上看，国外学界沿“动机·行为·影响”的实践逻辑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研究。虽然学者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仍存在误解，但其实践导向的研究逻辑、综合学科分析视角与多元化研究方法仍值得学习和借鉴。“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是一国的义务与责任，更不是乌托邦的构想，需要各国携手互利合作，坚定理想信心，以“一带一路”为纽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作者简介
宋婧琳（1990—），女，四川遂宁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张华波（1984—），男，四川渠县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一带一路”久经酝酿后终于在2015年初成型，之后经博鳌论坛、达沃斯世界论坛、G20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发酵，掀起国外学界研究热潮，其多元化研究成果为我国政策制定者了解国外情势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本文从“动机·行为·影响”的实践逻辑出发，对近年来国外学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概貌、特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综合述评。
“一带一路”的提出动机研究
（一）历史传承的角度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以仁义为先”的基因和“兼济天下”的救世情怀。儒家的“天下观”说，体现了包容性的人文主义与联系主义的结合；中国自古以来的佛学传统也一直秉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辩证理念，“一带一路”正是建立在这种有限度的尊重与彼此促进之上。另一方面，华夏文明本就形成于汉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的交往中，中国古代帝王也曾通“丝绸之路”、派“郑和下西洋”，“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古代交往史在当代的直接延伸；而后毛泽东于长征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也是对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继承，这些成为当前中国发起“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二）客观诉求的角度
1.宏观发展战略的需要是提出“一带一路”的出发点
国外学者主要基于“中国国有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份额提升”、“中国外交风格由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等历史背景，形成六种主要观点。
其一，维稳与发展说。一方面，“一带一路”源于中国自身国家建构与民族复兴的需要，是以经济为推手力图缓解国内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带领边境少数民族走出安全与发展困境，是中国新民族政策的灵活运用。另一方面，伴随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在东亚的地位遭到挑战，因此尝试通过“一带一路”以“向西”缓和矛盾，打破美国的亚太包围圈，拓展国外市场。
其二，经济发展与能源危机说。中国面临快速发展引发的财富不均衡等“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需要通过对外发展政策转型来巩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擎”地位。此外，中国目前正遭受严重的能源安全危机，急需周边国家协助，以解决国内能源资源供不应求、经济增速放缓的困境。
其三，应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说。人民币作为第五大世界货币，越发容易受国际货币体系的牵制。“一带一路”正是为进一步增强人民币的交易能力，应对包括美元体系在内的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现状而提出的。
其四，稳定亚洲局势、促进互信交往说。中国崛起使部分亚洲国家感到畏惧，转而依附美国对冲中国，造成南海争端、中印边境冲突等不安全、不互信的亚太环境。其间，中国逐步领悟到，强健的经济联系并不总能带来安全与互信，因此制定了一个更宏观、更长远、更广泛的国家战略，即以“五通”为基础、多元交往为主体达到睦邻友好的效果。
其五，增强海上军力说。一方面，中国为营造崛起与复兴的海外环境，自2012年便开始扩张海上势力，现又通过主导“海上丝绸之路”顺理成章成为集军事、政治、意识形态为一体的海上强国，以便尽快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与争端。另一方面，由于各国长期在亚丁湾合作打击海盗，因此该区域各国军力与作战经验均有所增加，而中国则试图以海上合作与海军实力的提升来强化国家自信。
其六，重新划定国际角色说。逆全球化与国家中心主义使国际自由贸易与经济失序。中国趁乱而起，意图通过“一带一路”在国际领域能够扮演前瞻性的、主动性的角色，以抵御世界政治经济的倒退，推动世界朝多极化、全球化方向发展。
2.“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世界各国走出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契机
其一，认清西方“现代性方案”是伪救世论。西方“现代性方案”使资本由四面八方涌入世界市场，不仅对民族工业、传统行业造成冲击，还对偏僻地区的自然与生态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恶果，中、非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攫取廉价劳动力、转移污染源的直接受害者。其二，推动全球性危机的协作与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6%，但人均水量只有世界平均值的36%，全球变暖后，沿线国家气候变得更加干燥，急需区域内各主体协作应对。其三，中国一直把促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国际合作作为国策，因此中国在新全球化时代不顾美国干预而极力促成巴黎气候协定，是源于中国持续20年来在这一国际治理领域的坚持。总之，国外学界在国际社会各主体协同治理世界性危机方面达成共识，肯定了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的态度与成绩，为推进“一带一路”以联通世界赢得了广泛支持。
（三）国家领导人的角度
国外学者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与其内政外交政策相结合，形成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强势与实干派的领袖。一方面，习近平在军事、政治领导方面也体现出对毛泽东执政风格的继承；而其坚定推进的广、深、依托反腐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增强和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其次，RossTerrill教授在《习近平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2016）中指出习近平的政治目光长远且全局，将给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增添新的动力。其二，家国主义的民族斗士。习近平希望能够以中国内外经济的开放与发展成果来强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怀，其“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他从小在父辈强烈爱国情怀的熏陶与革命军旅生活的苦难艰辛中长大，造就其家国天下的情怀与坚定的爱国主义信仰。其三，继承者与创新者的结合。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方略均继承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历任领袖的治国理论，并结合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创新外交方略，使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
“一带一路”的实践研究
（一）“一带一路”的实践蓝图
1.实践定位：横纵向比较与布局定位。第一，横纵向比较。一是与古代丝绸之路进行纵向比较，即“一带一路”是中国古代“西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发展，是古今经贸文明交往史的碰撞。二是与“对外开放”战略进行纵向比较，即“一带一路”不仅继承、创新了“先富带动后富”理念，使“西部大开发”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三是与其他国家的丝路计划进行横向比较，即丝路计划并非中国专属，美韩也曾提过类似计划，但其生命力与实践推广逊于中国。第二，布局定位。“一带一路”是“路”与“带”的结合，是由海港、道路、铁路、运河、油气管道等织成“网”，是在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使经济合作中枢与两大洲少数国联盟转化为横跨三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合作发展带。“一带一路”是中国逐步走向亚太区域中心地位、重整区域秩序的“保护伞”，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为核心目标，指向更深层的、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与文明交往。
2.实践推手：相关金融机构研究。共建“一带一路”以“五通”为主要内容，而“五通”离不开建设项目与流通资本。在这种背景下，起“推手”作用的金融机构，如金砖五国发展银行（简称BRICS）、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AIIB）、丝绸之路基金会（简称SRF）等，毫无疑问成为了国外学界的研究重心。其一，以相关金融机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关于AIIB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它正朝着国际标准的方向发展，未来被国际社会认可程度会加深、融资能力将增强；也有学者质疑它打着对外投融资的旗号，意在通过资金和项目输出对其他国家输出“亚洲价值观”；就SRF而言，随着丝绸之路基金会的逐步壮大与发展，国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多边主义的趋势将愈加明显。就BRICS而言，“一带一路”是金砖五国模式的亚、非、欧扩张版，为沿线各国共同应对美元体系冲击、促进经贸发展创造了一个巨大供给市场。其二，以相关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为研究对象。一是认为这些金融机构提升了中国国际经济治理能力，改写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代言人，是维系多边经贸关系、保护弱小国家的重要支撑。二是认为这些金融机构各有不同，如AIIB是多边发展银行性质，由各成员国出资构成，以出资份额定权责，并以贷款业务为主，而SRF则是通过向国际社会的多主体招募资金，属于私募基金性质。其三，以相关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区别与联系为研究对象。有学者通过分析AIIB与BRICS、新发展银行等的区别与联系，预测亚洲区域内银行间有合并的可能。也有学者将AIIB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各大国份额差异。
3.实践保障：构建各维度命运共同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安全卫生命运共同体、农业信息共同体等五个方面。其一，国家间命运共同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次生维度：一是周边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BrightPath）有共通性，其合作将推动双方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发展，使中国梦与哈萨克斯坦梦共同实现。二是双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原油国与非原油国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形式，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等经贸合作的方式及外交关系的定位是不同的。三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伴随中国成为“海上军事强国”，太平洋、印度洋海域的军事竞赛与摩擦将加剧，再加上海盗猖獗，当前国际社会有必要重视海上安全，综合考虑该区域各国多元利益诉求，建设亚太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其二，网络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国依托“网络强国”战略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网络合作，建立双边机构推动“数字联通与数字金融”、“网络治理”、“电子商务”、“网络安全”、“互联网娱乐”、“云计算”等领域，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三，生态命运共同体。“数字化的一带一路”（DigitalBeltandRoad）是以地球观测系统为基础的国际科学项目，试图通过国际研究与技术合作、数据监测与共享等建成“一带一路”的信息系统与科学模型，这一模型的运用为“一带一路”沿线的生态建设奠定了数字基础。其四，安全卫生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作为抵制孤立主义的机制，能够使南北国家在同一平台上就经济、卫生、安全等可持续问题联合起来。其五，农业信息共同体。“一带一路”的推行，逐渐形成的农业信息共同体，为沿线国家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及粮食安全危机的风险防范与应对提供了帮助。
概言之，国外学界在“一带一路”实践定位上取得了一致共识。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是构建区域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工程，以AIIB等金融机构为推手，以各维度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保障，主动对接沿线国家的国家战略与发展愿景，体现了中国推动共赢共享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决心与智慧。
（二）“一带一路”实践进程中的风险及其优化方案研究
1.“一带一路”的实践风险研究
其一，中国国内发展领域。一是中国国内经济速度放缓造成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野心大于实力”，且国内反自由化程度加重，兴起对自由主义经济的抵制和对政治自由化的反对声浪。二是中国国内还未形成一个统一协调各职能部门、各级政府的机制，使西部、南部边境地区因利益多元和众口难调等问题处于压力竞争之中。
其二，国际关系领域。一是“一带一路”合作方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商业心态、利益差异，阻碍其顺利实行。例如“一带一路”的南亚部分虽然会得到缅甸与孟加拉国的支持，但仍会因该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牵制而无法顺利推进。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之间的冲突会迫使中国调整政策，例如阿拉伯半岛上卡塔尔与沙特主导的41国逊尼派穆斯林军事联盟的关系破裂，使中国很难在海湾危机中继续保持原有政策不变。三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立场与强硬态度，使得区域内与中国有海上争端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纷纷感到安全威胁加剧，埋下区域冲突的隐患。四是国家间网络安全保障机制不足，例如中美双方虽然签订了网络安全协议，但至今并未向对方承诺不对对方使用网络间谍行为，侧面说明了互信不足。
其三，国际经贸安全领域。一是伴随美国从TPP协议中撤出，中国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施行将更为困难。二是东南亚国家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成本与收益不均衡是“一带一路”长远发展的最大隐患。三是基于马尔科夫链模型，综合考量“一带一路”中潜藏有动态的、随机的国际物流网重新配置、资金与资源链流向方面的安全挑战。四是“一带一路”开发主体的安全难以保障。例如目前已有大量中国油气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其项目参与人成为埃塞俄比亚境内叛军与武装力量的目标。五是“一带一路”区域内各国虽然能获益于中国公司的信息通信服务，但其信息隐私、数据安全、言论自由等相关利益将受损。
其四，投资开发领域。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对人民币的汇率不稳定，汇率指数的变幅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开展短期投资的风险较高，这些将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二是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违规开发、忽略污染治理、不利用当地劳动力、往往采取投机兼并形式等导致国际投资形象差。三是各国都存在对“一带一路”持怀疑论的群体，误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看作新殖民主义，甚至批判、攻击当地政府支持“一带一路”的行为。四是“一带一路”难免伴随多种争端，如企业之间的争端、外来投资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争端等，而现有国际仲裁等争端解决机制对“一带一路”域内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较弱。
其五，理念与信息传播领域。两会期间，东南亚、南亚各国媒体报道“一带一路”的新闻数量、形式、内容有些相同有些不同，不同国家间的报道口吻（肯定或讽刺）、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媒体的报道焦点也有差异，这些都不利于国外公众接收到“公正、客观”的“一带一路”政策信息，更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其六，生态与粮食安全领域。一是域内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环保标准，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将给欧亚大陆，尤其是给环境管理能力弱、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带去新的环境危机，一些实际建设的不规范、不环保的建设已经给当地生态环境带去危机，如天山北部经济发展区的环境恶化。二是沿线国家的粮食安全得不到保证，尤其非洲、中东的饥荒频发，当地农业生产力难以自给自足，不利于“一带一路”持续推进。
2.风险规避与实践优化的建议和探索
在明晰“一带一路”的实践困境与初期任务后，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社会学、传播学、环境生态学等学者尝试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寻求应对之法。其一，国际政治学角度。首先，针对边境、海域争端，建议各国搁置争议、携手国际治理。大国之间应搁置争端与冲突，奉行“新型大国关系”，共谋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和共同携手改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次，综合考虑“一带一路”区域共同利益与利益多元化的现状，构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海上综合安全结构，避免潜在的海上冲突。最后，维持双边、多边国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实现稳定、长期的国家间合作。其二，国际法学角度。首先，完善各国自身法律系统，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境外投资保护法、打击网络犯罪法等，给予对外直接投资、电子商贸等以法律保障，共同建立一种新的适应于“一带一路”的国际仲裁方式。其次，各国应通过国际法认可的途径宣誓网络主权，推动“一带一路”域内综合数据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网络立法来保护自身利益。最后，改变过多关注对外投资的概念、保护海外投资者权益途径和解决海外投资争端的程序研究，将研究重心转向投资者实施投资行为的潜在资金流动过程。其三，社会学角度。充分开发“一带一路”的经济体交往和文明体的社会交往功能。其四，传播学的角度。加强在“一带一路”英语媒体上的出版物数量，注重利用国外的媒体端口发声，及时关注国外媒体的多样化趋势以及国外社会公众舆论的发展趋势。其五，环境生态学角度。首先，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习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提升环境管理能力、重视旅游业发展，尽可能使自身的环境保护标准大于等于中国环保标准。其次，建议各国对中国是否会在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时仍坚持“绿色发展”保持警惕，呼吁形成一整套建设与发展相关的环保标准和规范。再次，强调绿色发展对“一带一路”持续推进的重要性，建议广泛运用因果分析模型，找到污染源，从源头上治污、防污。最后，希望有更多研究能够集中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并通过构建国际数据中心，服务区域内可持续发展。
总之，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一带一路”的实施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是长期的、
艰巨的挑战，只有各国共同努力和紧密合作，才可能全面地展开风险分析与优化机制的制定，才能厘清各方关注的重点与难点，保障其落实与成效。
“一带一路”的影响研究
在深入探讨“一带一路”提出的目的与布局之后，国外学界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其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总结与预测。
（一）影响性质判定:“积极”与“消极”之争
消极观点认为“一带一路”的实践前景既不美好也不稳定，会给大多数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建议各国采取抵制、反对或观望等消极应对方式。其主要论据有：其一，中国到现在没有明确自己的国际角色与发展目的，尤其对其“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的认知与阐释是模糊的，没有建构起一套明确的全球化运作系统，反而继续模仿并沿用过去的旧全球化理论与实践方式。其二，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风险难以避免。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俄罗斯在中巴经济合作中的利益诉求，损害印度利益，因此造就印度主动挑衅中印边境摩擦、冷处置“一带一路”、积极在印度洋备军，并试图推动符合它自身利益的“香料之路”（SpiceRoute）、“萨迦尔玛拉”（SagarMala）等一系列计划，意在使印度保持印度洋中心的位置。其三，区域隐私与安全难以保障。一方面，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经贸能源合作与电子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其自身的政治目的，即迫使该领域国家签署符合中国心意的政治议程，包括推动网络主权与网络治理的多边模式等，这种威权与依附，不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等问题公平解决。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就是当代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对南海仲裁庭决议“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单方面坚持司法主权自裁、强调自身的海洋核心主权利益，这些态度和做法将对同海域其他国家造成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更多学者持积极观点，认为“一带一路”的实践前景对世界各国是新一轮的机遇，主张各国积极投身其中。其主要观点有：
其一，对亚太地区而言，韩国应积极加入网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柬埔寨应从基础建设与生产力合作的角度支持“一带一路”，并改变自身政治环境不够公开、透明的现状，提升地方组织、私人部门参与该计划的积极性；菲律宾应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并通过出台契合“一带一路”的《菲律宾2017-2022发展计划》、保持中菲友好关系、落实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展开有力反腐败；孟加拉国应立足沿海的地理位置优势，积极展开铁路与深水港建设；缅甸应积极发挥作为“一带一路”中心枢纽的作用，通过水陆交通打造“天然棕榈油”运输管道；巴基斯坦应在中国的协助下使自身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加和平、稳定与友好，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积极改革教育系统、纠正由多种军事组织造成的政治不稳定现状；印度应将中国看做经济、文化、宗教都有关联的盟友与邻居，从而与中国一同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线中获利；等等。
其二，对海湾地区而言，“一带一路”契合了阿富汗实现区域经济整合，打开南亚市场等长远规划，阿富汗应充分利用此次发展机遇，破解国内安全危机和境外大国盘踞的双重困境；14沙特阿拉伯则需要认清“能源全球化”、“人口增长”的客观现实，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将阿拉伯的“2030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融通，与中国形成更紧密的劳动力、资金、能源合作，避免被叙利亚危机、伊朗问题等外部因素干扰；等等。
其三，对欧洲而言，中欧“16+1”合作的战略广度是欧盟从未有过的，把不同属性的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框架”中，使欧盟国家能够与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具盛名的国家合作，这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欧盟也应在“一带一路”的语境下完善相关立法、投资保护、双边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等“其他配套条件”，与中国及其相关的多边国际机构有更长期的合作；英国应立足其工业、历史、科技、金融、人才等领域的绝对实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一整套专业的服务方案；俄罗斯应与中国寻求最大共同体利益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尤其在互联网安全、高新技术产业、能源出口领域，以助益自身发展、发挥经济潜能，缓和俄罗斯内部各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并适时关注中俄GDP差异，以免因双方失衡而导致不安与猜忌，同时与中国共同携手防御美国海上霸权，推动俄罗斯的“东西进”战略；塞尔维亚应改变目前中塞的经济不对称、尤其是投资不对称的现状，在“一带一路”中展开更多对称的、成功的合作；等等。
其四，对澳洲而言，开放的国民经济系统与改革、世界各国在国际市场的参与有效性、“五通”背景下各国的密切交往，都促成中国与澳大利亚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展开合作，尤其是开发北澳相关的合作。此外，澳大利亚应积极确保中澳的自由贸易协定被顺利执行，并签署适应“一带一路”发展需要的双边投资协定，加深与中国的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充分实践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民心相通。
其五，对非洲而言，中国并没有展现任何殖民意图，中国对非国际援助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占1/6，直接援助与无息贷款占1/12，优先贷款、出口信用贷款占7/12，“一带一路”将为非洲经济自主发展提供动力。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始终将重心放在经济领域，并强调互信、真诚、友好、团结的价值观，谨慎避免有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的误解。
（二）现实影响:“中国”与“世界”二重视角
国外学界对“一带一路”的影响考量有两种思路。一种考察短期、中期、长期的影响（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具体实践的微观影响），另一种考察其对中国、对世界的宏观影响。为了能够更加直观、清晰地看到国外学界对“一带一路”本身的态度，本文选择根据后者的思路梳理。
1.对中国的影响
整体上，“一带一路”以“五通”网与相关金融机构为基础将亚洲、欧洲、非洲联系在一起，中国作为发起“五通”网的主导力量，与世界各国实质上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成为国际政治、经贸、生态、安全、文明交往体系的领导者。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铺陈过程中不仅增强了国家综合实力，还同时维护了主权自主性。
经济上，“一带一路”是中国最具野心的对外经济政策，它将加强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与区域地位，解决中国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加深的地区差异；它有助于中国冲破过去美、日、韩经济封锁，逐步扭转过去“西方中心”的、不合理的经济旧秩序；它将盘活中国产能过剩的经济、提升中国国内外市场和融资能力；此外，基础设施“互联”是“一带一路”的核心目标，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是加速推进区域内基础设施发展与资金整合的“先锋”，使中国企业能够凭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工业、财政实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最终共同推动中国成为亚洲区域经济中心；最后，虽然中国政府强调不会借“一带一路”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束缚，但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使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了政治、经济等多维联系，不仅将扩大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疏通贸易线，还将增加中国的资源与能源输入，扩张中国的霸权地位，提供一种中国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
政治上，集中力量推进“一带一路”将弱化国内外社会公众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争议性关注，缓解国家中心主义与民粹主义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冲击；通过“一带一路”这种软实力、硬实力相结合的反制衡方式，即便无法撼动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地位，但能够有效削弱美国在亚太区域政治、经济治理能力；“一带一路”不是把二到三个区域通过广泛的政策举措联系起来的怀旧论调，而是一整套政治经济集成框架，是中国新的地缘政治大战略。
军事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部署使中国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实现了它的战略目标，即通过捕鱼业、商船队、海岸防卫、海港建设和造船业成为既定海上强国，并筹集大量资金用于军事力量现代化发展。
2.对世界的影响
整体上看，“一带一路”回应了世界性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发展瓶颈、安全困境等现实问题，将有助于提升各大洲人民携手合作与祸福与共的意识，增强国际社会维护安全与发展的聚合力，抵御消极的、纷乱的国际思潮的负面影响。
经济上，“一带一路”的成功就像新时代的灰姑娘传奇，它的推进使一种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国际经济新阶段逐步形成，南方国家的资本流通时代到来。“一带一路”改变了过去南南合作的“援助”方式，转而通过基础设施联通、工业园、经济区建设和长期的资本流入与循环，从经济结构与经济体系的构建中盘活东道国国家与地方经济。此外，六大经济走廊能够有效基于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能源流通与工业发展，给沿线发展中国家带去稳定的发展机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彼此联系、改善各国经济发展条件、增加区域内投资与贸易发展的互补性和社会人口交往，或将改变世界劳动力市场的位置与分工格局。最后，“一带一路”是中国过去“要致富先修路”的国外延伸，其路网建设，尤其是电子信息与通信网络、飞机航线建设，将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增长、减少区域间不均衡发展。
政治上，中国外交由“韬光养晦”转型为“奋发有为”，这不仅关乎中国本国的国际化发展，而且会影响到西方世界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形成全球多极化世界。“一带一路”将增加中国的战略自治或自主权，迫使美国调整自身战略以适应中国；它使不同区域的国家联系增强，在不同区域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关联，进而推动全球化发展与主要大国势力由竞赛走向合作。
安全上，“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及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带去资金与机遇，以网络安全、网络互联促进国家间互信与合作，将极大推动域内国家“数字联通与技术”的发展；此外，世界各国将在气候治理、打击海盗、维护贸易线安全、抵御宗教恐怖主义等领域搭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紧密合作的平台，保障世界安全与发展。
文化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领域的概念，更有显著的历史文化内涵，文化因素将成为国家间交往、多元化吸引外部投资的新突破口；“五通”等基础设施、航线交通的建设，将提升亚洲、非洲、欧洲各国公民社会交往的便捷度，使三大文明在交往互鉴中降低误解、增强凝聚。
总体看，国外学界对“一带一路”实践布局、成果与未来发展的期待是明显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占多数。大部分学者也对于“一带一路”的已有成果与实践困境做出了比较理性的分析，从国际主体与国际社会两大维度积极献言献策。
简要述评
国外学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潜力巨大，或将改变国际社会现有格局，其中风险与机遇并存，需要各国积极投身的同时谨慎对待，建立专门适用于“一带一路”背景的公约与规范、监测与评估。国外学界已围绕“一带一路”的动机、行为及其影响三个层面展开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辩证地学习与借鉴。
一方面，应辩证认识国外学者的研究趋势与特点。一是国外学者擅长从历史中追本溯源，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大体遵循“动机·行为·影响”的实践逻辑，以“投入—产出”为主要视角分析短期、中期、长期的成效与挑战，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主义倾向；然而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外学者对于“一带一路”缺乏理论认知，未能够透过现象认清其本质是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由于理论认知不足，国外学者难以对“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进行定向，争议与误解难以避免。二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使国外学者即便是论证“一带一路”动机的正义性时，也采用官方公布的援助与投资数据进行资金结构与流向分析；然而，过分强调实证方法对于结果的“科学性”保证，往往使学者们误信“统计学假象”，例如有学者基于2003-2012年中国的132个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检验某些学者关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违反了国际投资理论，是非市场经济行为”的说法，批判这种结论的产生是因其统计样本主观指向性过强才造成“有意识的统计假象”。三是主研国家与学科日渐增多。从“一带一路”提出到现在，主研国家已由美、日、英等发达国家拓展至俄罗斯、欧盟、中东、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主研学科也已由国际政治学拓展至信息学、人类学等更广泛学科，且伴随“一带一路”对于各国多领域交往的渗透，可以肯定未来将有更多学科、更多国家学者加入，且各国、各学科对于各自研究本身的反思与深入也将得以推进。
另一方面，应树立正确而严谨的态度，批判性接受并回应国外学者的研究论点。一是虚心接受国外学者对“一带一路”中肯的批评与建议，例如批评某些项目建设未遵循“绿色发展”原则、中国企业投资信誉低且方式粗放，建议各国必须在该倡议内对经贸规范、环保标准、交往原则等达成一致，且各国间关系应尽可能平等、均衡、互信。二是客观、辩证认识国外学者研究差异，警惕人云亦云。首先，应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在于各国多元化的利益取向、国际社会多重思潮与某些惯性思维影响，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忧虑会过分依赖中国而丧失自主权。其次，应分析差异背后的目的，如印度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国企图以“一带一路”攫取印度洋霸权，以此为印度拒绝融入“一带一路”、在印度洋大肆扩军进行铺垫。三是在争议与误解面前揭示真相，积极做出回应。目前，我们对于“一带一路”的理念诠释、布局分析大多集中在国内学界，而国外学者由于缺乏中文研究能力，因此往往难以辨别外国媒体和其他学者的差异性报道与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抢占国外舆论阵地，使国外学者、国外民众能够收获中国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阐释、历史文化溯源和正确的官方政策解读，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工作的新方向与新重点。
总之，“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是一国的义务与责任，更不是乌托邦的构想，需要各国携手互利合作，坚定理想信心，以“一带一路”为纽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