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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有关北欧社会民主模式的问答

更新时间:2018-07-15 23:38:02
作者: 秦晖 (进入专栏)  
而是当成“他们影响我们”的一件坏事。《环球时报》2010年曾刊出整版文章,抨击“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福利国家使)人变懒了。……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有什么不对?认为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优越,担心西方的“福利病”传染到中国,这样的说法近年来越来越盛行。

   福利国家的确也有不少问题,全面评价福利国家之利弊并非本文的任务。不过,以上说法倒确实指出了一个事实: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不可能是那种要求劳动者比人家“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的体制传播过去的。相反,这些年的改革中我们不仅在向人家学习市场经济,实际上也向人家学了不少“社会主义”。诸如廉租房、最低工资、全民医保这类东西,都是我们过去没有而在改革时代从它们那里学来的。

   就苏联而言,在苏联晚期的确社会保障比较发达。但是正如1920年代的苏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坦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固然有社会平等、福利保障方面的诉求,然而这是未来“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的事。现在的“苏维埃经济”遵循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犹如“资本主义”的自由交换之前有个暴力掠夺消灭小农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任务不是平等对待(占当时苏俄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是在掠夺农民上“比资本家拿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集体农庄就是为此而设,它考虑的不会是什么社会保障,而是怎样从农民那里“比资本家拿得更多”。无怪乎会发生大量饿死农民的惨剧了。

   苏联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现在还刚起步。今天我们不仅从西方学市场竞争,也在学如何搞社会保障。政策导向曾趋向于学美国,现在有人说美国的不行,应该学欧洲。但总不会是欧美学中国吧?西方的民权进步的确不仅应当归功于自由主义,也应当归功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但岂能归功于斯大林主义?!如今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自由主义,也要向西方学习“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基本是新东西,而不是原来有过、现在“恢复”的东西。

   西方的福利国家当然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但那是在它们的宪政民主体制下、被它们本国的民众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被民主国家的劳工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逼出来的。然而那与专制主义(即便是打“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何干?19世纪欧洲迪斯累利、俾斯麦在英、德劳工运动压力下开始搞近代福利制度时,世界上哪里去找斯大林式国家?

   问:民主制度下天然有公众福利要求,而且有福利问责的机制,是这样吗?

   答:确实如此。其实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讲过民主制导致“穷人政治”的道理。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曾造成过从债务豁免到“观剧津贴”、从“面包与马戏”到儿童补助之类的“古代福利国家”制度,从来没人说那是从波斯帝国学来的吧?今天香港的张五常、李嘉诚诸先生也成天担心“民主化会导致福利社会”,但他们却不担心中共治港会导致福利社会!

   古代的事情就不说了。从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学习苏联”说之谬。平心而论,在负面信息被封锁的条件下,苏联在一定时期也确实对部分西方民众有相当感召力。众所周知,除了对少数共产党人外,苏联对西方一般公众的价值吸引力,主要是在1929-1956年间。在此以前西方经济繁荣,而苏联那时还谈不上什么经济成就,媒体上报道的是它经济贫困、时有饥荒、政治专制、缺少自由,一般西方公众对此难有好印象。

   1929年以后情况大变:西方出现大危机与大萧条,公众怨声载道,而苏联经济却高速增长,实现了工业化,令人刮目相看。加上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打败纳粹德国,更使当时与之结盟的西方公众产生好感。西方各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时队伍明显扩大。因此要说“学习苏联”,也就是这时了。而到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匈牙利事件的血腥一幕更在西方公众中引起极大震动,这个体制的声誉便一落千丈,西方各国共产党几乎都出现了退党狂潮,影响剧降,如英国共产党就损失了90%的成员。可以说这时苏联对西方一般公众已经成了“反面教材”了。

   换言之,如果苏联的影响真是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形成有重要作用,那么西方福利制度就主要应该是这一时期建立的。但事实恰恰并非如此。我们知道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古希腊罗马且不论,仅近代就从17世纪的济贫法、19世纪的“托利社会主义”到20世纪的福利国家。其中1929-1956年苏联有道义影响的时期只是一小段,而除美国的“新政”出现在这个时期(但如前所述也很难说是“学苏联”)外,其他西方国家公共福利制度形成的关键进展几乎都不在这一时期。

   英国主要社会保障制度立法一般认为主要有63项。其中:19世纪出台7项,1900年代7项,1910年代8项,1920年代11项,1930年代4项,1940年代7项,1950年代3项,1960年代1项,1970年代8项,1980年代2项,1990年代5项。也就是说大致有14项形成于上述时期。通常认为,英国福利制度从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开始,至今400多年有三次大改革,即1834年新济贫法、1870~1914年福利改革(以1908年养老金法和1911年国民保险法为标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政府的改革(这次改革使1948年工党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但是,我国学者丁建定认为只有1870~1914年的那一轮才是“根本性转变”,1834年济贫法只是“旧济贫法”的调整,而战后的工党改革只是“对1870~1914年建立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改和完善”,两者都不是根本性的。

   联邦德国的福利制度虽然起源于俾斯麦时代,高度发达于二战之后的“社会市场经济”时代,但关键性的进展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实现的。1918年魏玛共和国成立不久,就颁布了工人保护令、失业救济令、劳动时间法、团体协约法。1919年魏玛宪法公布,其第165条规定建立工厂委员会制度,从而开始了后来所说的“工业民主制”。1920年又推出工厂会议法,1922年推出工作介绍法、工业法院法、劳动扩张法、劳动仲裁法、儿童保护法。1923年推出残疾救助法。1924年:公共救助法、失业救济法;1926年:劳动法院法;1929年: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法;1930年:经济代表组织法;等等。显然,这些关键步骤也都与苏联影响无关。

   至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它上台前就极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1920年上台后便付诸实践。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一样,它们都是老牌社会主义政党,甚至还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老大哥”。说它们是学了苏联才要搞福利国家,就更莫名其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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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视角》杂志总第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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