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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璞:五月之后: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

更新时间:2018-07-15 08:35:23
作者: 王璞  
那一切仅仅是表象,一层薄纱,一道风景,一种烟雾。当年他们高喊毛派、无政府主义或反帝国主义口号,现在他们却告诉大家,五月的真正内容只有“个人”、个性解放,是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挑战,是法国从传统资本主义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是文化调整,是消费和享乐自由,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社会调整和文化变革,是街垒之内(!)大和解、大交流的节日。这一当时令人震惊的重述已经若隐若现地遵循于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暴力镇压仿佛从没存在过(罗斯一再指出,“五月没有死人”,这是个谎言),工人抗争的绵延没有了,第三世界主义没有了,思想论战没有了……从革命主体到社会学代际,从政治斗争到伦理冲突,这一改写历史的戏码只剩下一个主角:青年学生/个体/消费者;只剩下的一个后台导演——资本。“个人自由”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去政治化。

   罗斯认为,对于这批“转向分子”的“成功”,最有历史感的讨论来自于丹妮埃尔·朗西埃和雅克·朗西埃(Danielle et Jacques Rancière )在五月风暴十周年之际的文章。他们把“新哲学家”的起源追溯到“五月之后”左翼的内在矛盾之中。五月所提供的新平等政治意味着运动没有领袖,没有前卫,没有代言人,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区分。但随着镇压的强化,环境转恶,派系问题等等因素的出现,很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半地下状态,五月产生的新事物也不得不采用“前五月”的运行模式。于是,领导人和普通群众、专职革命者与一般参与者、代表人物与无名大多数、知识分子代言人与追随者等社会运动内部的分工又重新出现。“新哲学家”们在转向之前,就在“五月之后”左翼内部的新不平等格局之中。现在他们把自己的话语优势转化为了他们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代表权,在他们自己看来,完全“顺理成章”。然而,五月是不能被代表的,恰相反,“代表”的逻辑是五月力图克服的,朗西埃他们在“五月之后”的努力构成了这一探索的继续,而“新哲学家”们则只能“代表”对这一探索的叛离。正如作家让-弗朗索瓦·维拉尔(Jean-François Vilar)在1978年所指出的,那些把五月“当作漫长斗争”而非“神奇的惊喜”的人们,没有收到十周年纪念的“邀请”(见罗斯书,164页)。

   就这样,随着转向人士们对五月的所谓“纪念”,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历史改写大面积出现。这类改写有以下几种模式、套路或方向。首先,“五月”被叙述为一种代际现象,而这种社会学分析完全遵循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的逻辑。其次,与此相关,既然是代际冲突,那“五月”就是父子、主从关系的心理剧,是个人的成长小说,是长大成人。在八十年代,出镜的转向人士和前五月分子的确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且他们大都是男性。再次,法国的(后)现代化一直在进行,“五月”只是话语、文化、意象,是阵痛的精神表征,此外无他,如果有,那也是拖慢了(后)现代化。最后,“五月”竟成了一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图景。在这所有改写中,这最后一种也极为离谱,因为正如罗斯所提醒的,不管福柯、德里达、拉康、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的思想多么重要,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同“五月”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大。福柯当时在突尼斯,而且他似乎以此为傲,因为他喜欢历史的边缘位置;德里达对五月风暴态度非常保留(Bruno Bosteels的新书会探讨为何解构主义只愿在“五月之后”的远处反思“五月”);拉康对“五月”的冷感在当时完全符合人们对他的印象;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师兼法共党员,68年五月在住院;布尔迪厄不愿让自己的学生参加游行。根据罗斯的调查,到了68年以后,法国人才开始大量阅读马尔库塞、居伊•德波和国际情境主义著作。在运动突然爆发时,青年们真正读过的主要还是一点点马克思和一点点毛泽东,而几乎所有人都读过的思想家,只有萨特。真正参与到五月风暴和五月之后的作者们——萨特、布朗肖、杜拉斯等等——反而在所谓“68思想”之中边缘化了。遗忘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总之,这种种改写抹去了”五月”和”五月之后”最具突破性和潜能的几大主题:平等政治、思想论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团结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取而代之的新叙事则是:“文化变革、法国和现代性的一次约会、新个人主义的诞生”(罗斯书,215页)。”五月”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次春季大扫除”(183页),而“五月之后”的政治绵延仿佛根本没存在过。如果说在1978年这种为了忘却的纪念还受到了“五月”继承者的大声质疑,引发过大规模论战,那么,到了1988年时,它已经加冕为“共识”,不容置疑。罗斯注意到,在纪念68二十周年的电视片中,警察的暴力没有了,工人的流血没有了,越南没有了。遗忘不再需要掩饰,因为它就是共识。

   罗斯对五月后世生命的书写出版于2002年,现在,已经是2018年。今天回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改写和遗忘仍然控制着我们的想象。纪念五月风暴五十周年之际,对“五月”的庸俗化有增无减。不是有人真的以为,五月是由于大学扩招造成的吗?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外省的工人?还记得戈达尔电影中的农民,用焚烧收获物表示抗议?左岸的街垒已经被市政改造完全抹平,现在记忆中的街垒也被共识的媒体依次拆除。今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纪念文章,一篇以“五月革命把法国推入现代世界”为题(May 1968: A Month of Revolution Pushed France Into the Modern World),一篇要从五月的“非革命”(non-revolution)中获取教诲。和罗斯当年所分析过的“(后)现代化”意识形态改写可谓大同小异。纪念的力度约等于共识的霸权。

   罗斯却引我们留意1968年当年的一部短片《奇妙厂复工》(La Reprise du travail aux usines Wonder),几位当年的电影专业学生记录了五月之后复工那个下午的十分钟,片中,一位女工气愤痛哭,反对复工,(男)工友们上前相劝,“这是胜利”。然而她还是不能接受“回归正常”(retour à la normale)。然而……影片就这样结束了。这位女工没有留下名字,九十年代又有电影人想找出她,却已难觅线索。她是无名的“五月”参与者,用罗斯的话说,她体验过“五月”打开的可能性,并抗拒这种可能性的关闭。深刻的不适感,才是“五月之后“的基本经验,就像《一切安好》中戈达尔借方达之口所说,“五月之后,一切都不对劲”。这样的经验现在却依旧无名。这位无名女工(以及戈达尔虚构的肉联厂女工、《为自由而战》中自己扮演自己的纺织女工)的“五月”和“五月之后”,是“(男)新哲学家”们可以代表的吗?今天,我们已经和五月隔开了半世纪的距离,必须竭尽全力撕破共识的迷阵,穿越遗忘的意识形态。

   罗斯相信,五月的“后世生命”指向所谓“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重新体认“五月”和“五月之后”的经验、政治和难题。这意味着从女工拒绝复工而又不得不复工的瞬间再出发。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尝试叩访七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复杂性,捡拾被埋没的一份刊物,并以两个“断代”思想案例透视68后续的震荡、探索和矛盾。这其中,政治性的坚持和消逝凸显出“断代”的概念,也从法国68的语境带出“全球六十年代”的争议,那是”五月“和我们的最后关联之一,那是最终意义上的“五月之后”。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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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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