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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璞:五月之后: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

更新时间:2018-07-15 08:35:23
作者: 王璞  
明显化用于在五月运动中反复出现的对“造反有理”的法语翻译: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一部分激进的工人把经理锁在了办公室中。苏珊和雅克就这样也被莫名其妙地关押起来。肉联厂的内景,那个著名的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全景长镜头,第四堵墙没有了,三个人被囚禁在一个空间中,立场不尽相同的工人们散落在不同的房间和区位。突然,有人带头高唱:“斗争继续!”(La lute continue)于是大家一起唱起来。一个好玩的细节出现了,大家唱了一气,兴致消减,慢慢没声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忽然一个工人又突然大唱起来,于是大家又加入。除了歌声和口号的继续,政治的“继续”究竟是什么?但关押、占领和歌唱不就是最大的政治道“理”吗?但然后呢?

   经理对着镜头开口说话了。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自信满满,有的是说法和看法:“我们厂从没有受到‘五月’的污染——直到现代……阶级斗争?那是十九世纪的语言……我不否认社会有很多缺陷,但闹事是出于心理疾患……我随时可以谈,可以让步,但他们得派合法代表来,不能乱整。”工会领导也来了,要求大家立刻释放经理,他同样有的是说法和看法:全球资本行情,食品工业重组,市场份额,工资奖金明细……总之,各种数据。劳资谈判很复杂,得靠“工人们搞不通”的数据说话,还是让工会出面才是。有些工人们动摇了,另外女工们还得担心家里的丈夫有没有接孩子、会不会做饭——她们不得不同时纠葛于这个社会给定的性别角色。不过,是不是也应该让采取行动的工人说一说他们的道理?他们的说法和看法又如何在电影媒介中再现?

   激进工人终于面对镜头了。他们行动的逻辑当然在经理和工会所娴熟的话语之外(所以他们“被”命名为疯子、破坏分子),但也不能用任何左派的所谓“主义”来解释。他们今天的“过火”、他们“侵犯人权”的行径,是基于工人的全部身心体验的直接性。“就这么简单!但是……又有点复杂……”工人体验的直接性为什么“复杂”?因为它没有自身的语言,无法转化为“说法和看法”。但至少,工人们在显影,在开口,在行动,也就是在对抗既有的话语——不论是各色“主义”还是社会学的实证。工人在那八小时中要么被当作历史的火车头要么被看作可更换的劳动力。但他们不仅仅存在于那八个小时之中,而是完整的人。

   于是,苏珊开始采访女工。女工有很多话要说,但她们一开口,就意识到自己声音的分裂。因为不论是广播记者(方达饰演),还是电影镜头(戈达尔所代表),都是意识形态媒介。当你接受采访,你已经接受了主体的询唤,必然要按照某种角色来发言:“我是女工,所以我必须倾诉、也最有资格倾诉女工的悲惨生活。”一切都是社会角色的套路。在接下来的一组镜头中,我们看到方达和蒙当开始了又一重扮演:方达开始在流水线上和工人们一起包装肉肠、贴标,蒙当在车间里费力地推来一扇扇整猪肉,并用电锯切割冻肉。劳动是乏味的、令人恶心的、艰苦的,工作场所充满恶臭,你们大明星也来体验一下……但画外音立刻喊停!因为这是缺乏自省的电影语言,只是在重复“悲惨世界”的人道美学。谁不知道劳动是乏味的、艰苦的?让大明星表演体力劳动就能构成批判性、僭越性的知识和实践?把镜头放进车间就是“深入群众”吗?如何跳出这种倾诉、体验、“深入”的媒介语言?没有答案。外景,还是三色。镜头外的新闻广播中说,警察介入,经理得到释放,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人们复工,雅克回去当广告导演,苏珊回去当记者。一切安好?

   《一切安好》在反思电影能做什么。在当年的访谈中,戈达尔把自己的作品和另一部反映罢工的电影《为自由而战》(Coup pour coup)加以对比。马兰·卡尔米兹(Marin Karmitz)的《为自由而战》采取高度的写实风格,记录埃尔伯夫(Elbeuf)纺织厂女工七十年代初占领工厂的事迹。但是,戈达尔认为,这部同样完成于1972年的电影相信镜头本身的诚实和透明,而不去反思电影之为媒介。在《一切安好》中,雅克拍不出政治电影,正是因为他对媒介本身和知识分子身份的高度不适感。然而,反讽的是,他因此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广告制作人。在片场,流行音乐伴奏下,他拍摄高度商品化的性感肉身,背景中时不时传来越南战场的新闻。

   同时,政治也在私人生活中如影随形。当苏珊把对新闻媒体的沮丧感带到了两人的小日子之中,雅克却劝说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昨夜我想性交你不想,没关系,但不要一直这个情绪。”苏珊反过来质疑公共生活、私人领域和性之间的切割。其实,她的逻辑和肉联厂工人有相通之处:为什么完整的生活感知要被分为职业活动、政治立场、私人性、爱情和性关系……家具生活的内景:沙发是蓝的,茶壶是红的,墙是白的。

   苏珊的出走引发了雅克的自省。他和那些肉联厂的工人也许在68年五月的街头就行进在一起,但当亲历他们的具体斗争时,他却是“被动的”。他又想起来了他一直拍不出来的政治片。他来到外景地,俯瞰大型厂区。无形中,他还是接受了太多传统左派的假定,太多对感知的分配:工人在厂区,所以政治在厂区,但其实政治无处不在——又似乎哪里都不在。

   由此我们就来到了该片中又一个经典的平移长镜头,题为“今天(2)”(Aujourd’hui <2>)。苏珊来到(外省的)家乐福超市做“调查研究”(enquête,法国激进左派实践的又一关键词),这一场景的确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最佳寓言:所有人都在安静、严肃、守纪律地采购然后排队结账,没有交流,只有流通。就连各种党派宣传(以某种红色小册子的形象出现)也和“蔬菜一样”在打折促销。镜头平移到超市舞台的极右端,冲进来一帮革命者,领头的是一位女斗士,由著名电影人兼作家安妮·维亚泽姆斯基饰演。他们四处奔走,但超市的秩序如常。终于,他们开始呼喊:“一切免费!”并且行动起来,帮助每个消费者把购物车填满。这一无政府主义(准)“暴行”究竟是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打破,还是把消费推到极致?长镜头回到最左端,又开始下一次平移,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人们完全不知所措,经过一番迟疑,终于开始停止结账,木然地把“免费”的一切揽入购物车中——这种行为本身和“占便宜”大采购毫无区别。还是没有交流,还是只有商品流通。苏珊试图采访消费者,没人理她。也没人理那些革命者。这样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后工业日常空间,有“很多很多人”,是否可能激发成一个政治情境?特警到来,警棍落在驯良的消费者头上。超长镜头结束。

   在影片的结尾,导演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了一个爱情片俗套,告诉我们“他”和“她”和好了。谁去找的谁?两人问题如何解决?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正如画外音所说——每个人都应该在“语境”中生活、行动、思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五月之后,一面是继续斗争的意愿,一面是一切安好的“虚伪”,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最切身最日常的境遇问题化、历史化,而不是接受现成的感知。这样才有政治。

   但是,历史本身的反讽随后驾到。五月之后的境遇——包括电影中所涉及的一切——遭到了遗忘。可以说,今天最常见的对五月及五月之后的理解,和戈达尔所期待的语境感或历史化恰好相反。根据罗斯的考察,这是因为在七十年代中期,另一种五月之后的“说法”开始冒泡。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一种“五月之后”以五月的遗产为名,开始了对广义的五月(包括五月之后的激进阶段)进行改写。很快,“遗产”成为了遗忘,一种遗忘的史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写纸,最终在当代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所谓“共识”之名,完全模糊甚或抹去了68的绵延。也就是说,在法国有两种“五月之后”,一种是法国人简称的68后的左翼时期,一种是遗产/遗忘的后现代功业,而后者致力于埋葬前者。因此,在继续讨论68的后续时,我的系列评述不得不直面这重包裹着我们的迷雾。接下来我将简介罗斯对“遗产/遗忘”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

  

   为了忘却的纪念:转向、改写和所谓“共识”

   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常态有着稀释政治化境遇的逻辑,这一点我们都不陌生,从《一切安好》的工厂经理的振振有词中也可以窥知一二:社会的问题当然多的是,但“看看人均收入吧!”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人民的困难吗?但总有一些“找麻烦”的人。所以,“五月”是心理疾患、是“污染”、是偏离。“五月”,作为发生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大规模的群众反抗,从一开始就遭到轻描淡写,意义缩减。

   不过,在罗斯的考察中,五月后续/遗忘的真正转折点,则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当时,一批以前的五月分子相继“转向”,随着他们“回归”(后)现代社会之后慢慢掌握话语权,以纪念五月为名而进行的历史改写悄然发生,成为日渐壮大的新意识形态叙事。这和七十年代后半期所谓“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崛起密不可分。该词由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在1976年发明,该流派中人都和过去决裂,转而批判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不论尼采、海德格尔还是萨特)、泛左翼思想和后结构主义,向正在英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暧昧靠拢,其中主要人物有安德烈·格吕克芒(André Glucksmann), 帕斯卡尔·布吕克奈尔(Pascal Bruckner)等。他们真的算“哲学”家们吗?这并不重要,因为重点是,他们代表了法国思想生活中的新类别:媒体知识分子。用罗斯的话说,他们是“电视上的哲学家”(详见《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第三章),以至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们开玩笑说,如果不上镜,你就当不了“新哲学家”;以至于真正的“哲学”家德勒兹也不禁站出来说,那帮人的哲学空无一物(nulle),却喜欢宣称五月风暴是他们搞起来的(见罗斯书,172页)!“前左派”人士于是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又比如,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以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现在以报纸编辑身份挑起了论争,否定第三世界主义,与之呼应的有前五月分子伯纳德·库什奈尔(Bernard Koushner),后来创办了医生无国界,以空降兵式的人道援助代替第三世界主义。他们也改造着五月之后的媒体风景。《解放报》是五月风暴的重要产物,萨特曾对之寄予厚望,而随着其创办者之一、主要编辑塞尔吉·朱利(Serge July)转向,脱离激进立场,这份报纸也变为法国主流传媒的一部分——它成功了,它也失败了。

   转向,在二十世纪革命运动和激进思想的历史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对中国的语境也并不陌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也面对着“方向转换”“转向”这些从日本政治运动中传来的概念。同样,在《一切安好》中,“方向转换”一词也有闪现:那位在超市中兜售政治观点的人物,所“叫卖”的正是从法共中“方向转换”的号召。可以说,转向是一个主体性和历史观的命题,对应着革命能量的消长。如果“事件”代表了“主体性的涌溢”(化用巴丢的事件理论),那么,转向则意味着主体性的稀释,既有结构的回归。

在“五月之后”的语境中,转向、新哲学家和媒体的纠缠则有更具体、甚或更戏剧性的一面。罗斯对此的研究表明,这些媒体弄潮儿的“权威”地位恰恰来自于他们作为左派的过去,这既富于讽刺意味,却又“顺理成章”。他们张口闭口“我们68一代”,在转向时,他们与其说是在反思(忏悔?),不如说是在自我吹捧、自我册封、自我认证:“是的,我们搞了五月;我们当过左派;所以,我们的转向才这么有意义,我们才最有资格告诉世界,五月和五月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正如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通过转向和代际修辞,前五月分子们摇身一变为媒体人格,成功窃取了五月的“代表”地位,并开始绑架五月的遗产。五月最重要的命题是“平等”,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改写中,五月最伟大的遗产是“个人自由”。没错,五月采取了左翼激进主义的语言和行动,但据这些五月“代表人物”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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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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