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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文化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更新时间:2018-07-12 09:44:16
作者: 秦亚青  

  

   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他生于山东淄博,1982年和1983年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培训部研究生班,1984年进入外交学院任教,后赴美深造,并于1987年和1994年先后获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等,主要著作有《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9)、《权力·制度·文化》(2005/2016)、《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2012)、《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2018)等。

  

   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创新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推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更多的认可。现任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就是代表学者之一。2018年上半年,其英文专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正如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一样,秦教授认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哲学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这就是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及“关系”的非冲突性,被学术界视为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新的世界观。

   菜单内创新与菜单外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理论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很强的创新思维作基础,您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近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能谈谈对于理论创新思维方式的理解吗?

   秦亚青:我们现在都在谈创新,但其实很多时候,想要搞一点点创新都是件难事。我先谈一下创新的思维方式。

   有一种创新思维方式,我称之为“菜单内创新”(Within the menu),或者称之为某系统内的创新。比如景德镇陶瓷,当年从一般的民营陶瓷做到后来中国最好的陶瓷,便是因为其中加入了文人思想及其造诣,才最终变成了文人瓷。但整体上来讲,这仍然是在一个系统内的创新,就是在原有体系内向高、向远或者向小、向深去发展。

   近代实验科学史上,伽利略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用望远镜看得更高更远,这样就可以发现原来看不到的东西。透过望远镜,他看到有好几颗卫星围着木星旋转,于是,人们便知道了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然后,人们根据观察到的这些事实,证明了布鲁诺的日心说。另一个科学家胡克用显微镜来做实验,他是向着更小、更细、更深入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现在使用的“cell”(细胞)这个词,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他的发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了解科学知识会拓宽我们的思维?

   秦亚青:阅读科学史,或者最前沿的科学杂志,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如《细胞》(Cell)、《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期刊。有一位学者,即美国著名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他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其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合作进化。他的“博弈模拟”(gaming simulation)为进化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阿克塞尔罗德有篇文章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期刊——《理论生物学》(Theoretical Biology)上。文中提到:如果你问医生癌症是怎么回事,医生可能会跟你说,癌症是细胞或者基因突变。那细胞变坏了怎么办?有三个办法:一是切、二是化疗、三是放疗。

   阿克塞尔罗德对此提出了质疑,100年多年来,人们依照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癌症,但疗效不大。难道不能换个思路?阿克塞尔罗德不是专业癌症研究者,但他所思所想比大部分研究医学、研究癌症的专家都要深刻。他所提出的观点是:癌症不是细胞变坏了,没有坏细胞和好细胞之分,只有合作的细胞和不合作的细胞。癌症,其实是出现了不合作的入侵者。

   这个道理和中医有点相似,中医认为通则不痛。不通了、纠缠在一起就是毛病。但为什么说阿克塞尔罗德仍然是在系统内的创新,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与达尔文的合作进化论一脉相承的。合作进化的第三原则就是“合作”。

   如上这些例子,每一个阶段都有突破性创新,但仍然是体系内创新。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很多理论是体系内创新。比如,新现实主义体系内有一个变量——体系结构,这个结构又以控制性实力分布作为基本定义。它是一个主要的自变量,决定了其中各个单元(假设为国家)的基本行为模式。

   然后有人就会想到,既然结构不变,那为什么行为模式会改变?于是我们又在体系中找到另一个变量——制度。制度的密集性和非密集性,对行为体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从制度经济学来讲的,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在这个体系内去考虑如何发展新的元素、新的变量,所以依然是菜单内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说的菜单内创新,是一种常见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方式。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类似于菜单外创新呢?

   秦亚青:对,另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菜单外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原有体系之外的创新,即在某一个体系之内根本无法观察到的时空里进行创新。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在做量子物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Quantu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已就此写了一本专著,今年5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举行的一个国际关系研讨会,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便是讨论量子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先谈下“量子国关”(Quantum IR)和“原子国关”(Atom IR)——两者区别其实很大。在量子国关中,原子国关的所有体系内的基本假定都消失了,如确定性假定——这个具有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假定也消失了。对此,许多人并不能理解,原因是人们只是站在原子世界的角度去看它。人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你在这里而同时又在那里?为什么会出现量子叠加?为什么“薛定谔之猫”既死又活?这些都是在原子世界中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人们靠旧有思维无法去理解。这其中最难的,就是挑战自己的惯性思维。“薛定谔之猫”的提出也让一大批物理学家很为难:一只猫怎么说死就死、说活就活?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其中存在的叠加现象。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是发明概念,然后根据概念发明检测工具,再用发明的检测工具去观察,最后再得出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其实,我们所说的“薛定谔之猫”不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过的“真亦假来假亦真”吗?

   秦亚青:从这个层面来讲,量子物理国际关系理论便是国际关系理论在体系外创新的例子。

   量子物理和原子物理完全是两个东西,但二者有联系、可沟通。量子集团和原子集团也是各不相同的。若将其引入社会理论,那么一种文明和另外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呢?它们所造就的世界观是不是一定是一样的呢?从我的角度和你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又有什么不同呢?

   文化决定认知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起来,菜单外创新似乎跟跨学科借鉴以及文化所带来的不同认知视角相关,您最新出版的英文专著,强调“文化决定认知差异”,能否谈谈您具体受到什么观念的影响?

   秦亚青:我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的序言中,引用了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正如苏轼所言,你不可能看到全貌,你看到的是“岭”还是“峰”,取决于你所站立的角度。那么,文化也是如此,它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的诸多想法,具体而言,主要源于两种观念的影响。

   第一是伊姆雷·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硬核理论”。拉卡托斯研究自然科学,他认为所有的研究计划,也就是“宏理论”(Macro-theory),都必须有一个硬核,随后,硬核慢慢发展,形成保护带来保护理论硬核。他的主张修正了证伪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理论。波普尔认为一个关键性试验可以推翻一个理论,但拉卡托斯却认为并不一定。他认为关键性试验可能被保护带保护住,而只有理论硬核不受损伤,那么理论才会继续成立。在这里,硬核就界定了理论,硬核是理论的灵魂。

   拉卡托斯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因此,这里有一个局限是,他没有考虑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硬核是否可以再往下细分。而我认为硬核是可以再细分的,我们在观察世界和社会的时候,可以发现两个相互作用的元素:其一我称之为“形上元”(Mental physical component),其二称之为“形下元”(Substantive component)。通常来讲,“形下元”用于观察、接受和接触,而“形上元”则用于解释。自然科学理论大部分是用来解释的,但社会科学理论有三个基本功能——解释、诠释和建构,其中,第二、第三个功能大致上与理论硬核中的“形上元”相关。

   如何理解世界上的事物,如何看待某一个所谓的社会事实?我认为要通过“形上元”的加工。“形上元”来自何处、由什么形成的,这些便是我之前经常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问题,便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影响您的第二种观念呢?

   秦亚青:第二个对我启发很大的理论可以说是实践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群体和共同体是从同一个背景中熏陶出来的。换句话说,不管在什么场合,经过中国文化的熏陶,毋庸置疑会或多或少带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这会体现在一个个体做任何事情的过程中。我认为这是“形上元”最根本的要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一开始便自认为是“普适”理论,我认为其中致命的一点,便是从未考虑过此问题。

   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这本书中,我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我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核心的是个体本体和理性本体。其三大主流理论中,若缺失了如上两个核心,则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这就表明,不管是权力分布、制度分布还是观念分布,必须通过一个独立存在的理性的个体,才能发挥作用。西方长期的文化传统来自于它从实践中积累的背景知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此都有相对系统的表述。

   总体而言,背景知识从文化体系中产生,并滋养、哺育相关理论的应用。所以,当我们从另外一个体系中提炼出新的观点时,原有体系便很难被理解,但恰恰是此种“难以理解”,极可能表现为一种创新。

   综上,“形上元”是创新的根本要素。它是由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构成的,而文化就是“共享的背景知识”(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如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餐桌文化,实际上就是“共享的背景知识”。只要是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下,便会存在此种“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

   最高层次的治理是“治理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英文著作《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创新的一件大事,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写作时有哪些深刻的体验?

   秦亚青:我写这本书,是想在“形上元”层面有所创新。换句话说,就是要发现一个不同的初始视角。初始视角不同,就可能导致理论不同,由此可能导致创新。

第一是关系世界观,即世界不是由原子构成的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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