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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百年前贸易战最终导致战争,今天我们如何避免

更新时间:2018-07-11 21:56:36
作者: 陈志武 (进入专栏)  
面对这一现实,政策制定者不应像以前一样把注意力只放在财富分配结构上,而更应该放在调节消费分配结构上。在经济学中,至少会有3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维度:第一种是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平等,第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三种是消费分配的不平等。前两种差距一直在扩大,而围绕着消费分配差距的研究结果是比较乐观的:从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美国、欧洲、中国以及日本的消费差距,与半农业社会和全农业社会时期的消费差距,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是因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都吃三顿饭,每天穿一套衣服,睡一张床,富人的生活品质可能更高一些,但和穷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仍然是有限的;医疗条件的进步,也使得人们之间的寿命差距跟个人财富的关系没那么大了。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关键是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要,只要消费方面每个人都有基本保障了,财富差距大了,后果也不会那么严重,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赵灵敏:对于此次的贸易战,国内很多人将之归咎于特朗普的任性,认为他发动贸易战只是商人在抬高要价。您怎么看?

   陈志武:千万不要认为中美贸易纠纷与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是特朗普一个人造成的,这是错误的,也是他一个人做不到的。事实上,由于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强硬对待中国、遏制中国崛起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美国朝野上下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对中国不利的法案很容易在国会高票通过。漫说特朗普不一定连任不了,即使两年后他没有连任,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在对华政策方面也会有很大连续性。有人说中美已经掉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赵灵敏:还有另一种乐观的看法是,中国不怕贸易战,因为中国的体制更有抗压性,关键时刻老百姓会和政府站在一起,而美国是利益集团政治,中国的反制措施会让美国社会产生分化,受损失的人会通过游说等方式逼迫特朗普改弦更张。

   陈志武:你说的有道理,中国的体制有它的优越之处,但美国那样的体制也没有想像的那般脆弱。这里举一个例子: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王权被制约得很厉害,议会掌握征税权和政府预算开支的控制权,而同期法国国王的权力不受限制。按理来说,由于法国君权不受制约,政府应该能够收更多的税、发更多的国债、融到更多的资金,但实际情况是,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英国人均交税比法国要高两倍左右。另一个案例是,中国清朝皇帝的权力更加远高于英国国王的权力,但在乾隆时期和19世纪多数时候,英国人的税负几乎是中国人均交税的40倍!英国人均税负160克银子,而中国人均交4克银子。

   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研究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怎么应对风险挑战、危机挑战的?人类大致上已经发明了四大类应对风险的手段:(1)最早的一类是基于血缘的家族支持体系;(2)超越血缘的宗教组织,基于共同信仰而产生互相支持,中国原来的佛庙有这种功能,基督教教堂也是如此。(3)金融市场。个人通过机构、银行、保险公司,进行跨期收入交换,通过买保险、借贷等形式应对灾荒和危机带来的挑战。(4)政府福利,这是人类很晚才推出的方法。通过这四大类抗风险的手段组合应对危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已经很发达,但是在中国还比较欠缺,如今家族组织不成样子了,佛庙作用也没有了,政府福利有限,金融市场也没有到位。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赵灵敏:在贸易战爆发之前,中兴事件引发了全民性的讨论和关注,很多人强调中国以后要更加独立自主,在技术方面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陈志武: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自主是必须的,前提是国内方方面面的技术要发展,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和西方世界的技术交流。今天世界上各个行业技术那么多,中国虽然有13亿多人口,有很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但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技术。如果中国的各个产业都与世隔绝,今后就很不好办了,那只会阻碍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独立自主。

   中国过去40年之所以能所取得巨大的成就,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一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们讲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这个环境最最核心的就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在之前是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的世界贸易体系,在18-19世纪,那时候要发展外贸,就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为商船保驾护航,否则派出去的商人、运出去的货物很难到达目的地。

   20世纪初美国开始致力于建设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特别是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为中国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今天一说要开放,明天就可以做出口制造,很快就能实现发展,完全受益于这个自由贸易体系,没有这些,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中国在1830年时占世界人口40%,1913年占30%,现在占20%,如果单看人口红利,那1830年比现在要大多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出现中国奇迹?这本身就说明和平的世界秩序是过去40年中国奇迹所依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今天这个必要条件面临很大的威胁,这对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二是非常成熟的、可随时随地移植的工业技术,这使得工厂设在哪里都行。中国要发挥人口优势,如果没有成熟的工业技术是没用的。南通有一个很大的造船厂,2007年左右创办,一年多的时间就雇佣了2万多人,制造几十、上百万吨位的巨轮,接收到的订单可以让他们做10年。这让我很佩服,我问他们的创始人是怎么做到的?他说现在太简单了,因为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细,只要招到员工,把从韩国、日本进口过来的配件焊接组装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中国因为种种原因把国门关起来,没有办法享受这么多简单可复制的工业技术所带来的机会的话,中国就很难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改革和开放是必须坚持的方针,我们也需要继续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努力。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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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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