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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更新时间:2018-07-09 19:27:42
作者: 武力  
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农、 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真正实行了新中国三十年来一 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第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必然是“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 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而这种改革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诱导下,加上“放 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上下结合的、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强大改革动力, 中国共产党终于在80年代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三个过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从而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道路奠定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第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自然出现了市场调节,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它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这个目标到十四大上则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 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和创新。

   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猛增到2011年的47.2万亿元,增长了128.5 倍,年均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在世界各 国中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是,这三十多年来,在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时,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不仅有违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导致了 内需不足、社会不和谐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进展迟缓。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高度重视建立和谐社会并提出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收入、改善分配结构,使得经济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成为 “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截至2010年底“,十一五”规划中的八项民生指标全部完成: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前达标,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500万人。2011年开局的“十二五”规划则提出:在保持城乡居民年均 收入增长7%以上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 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进入完成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冲刺阶段。

   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将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党治理国家能力现代化放在突出位置,提出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今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又提出:“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 完全适应。全党必须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抓住机遇,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下决心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障碍和弊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⑨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使得一方面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成功地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也导致了资本主导和分配上的“马泰效 应”,并进而侵蚀到党员,尤其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使不少人忘记了党的性质、使命,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少数人走上了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道路。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立即 制定了“八项规定”,提出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进而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作为四个战略布局之一,制定了一系列党内监督问责条例法规。中共十九大更进一步提出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充分体现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原则和目标。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⑩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这个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重大关系,就指出: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 式和执政方式。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长期以来形成并有效地依靠投入为主的由外延性、粗放型发展方式,随着工业化的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的约束,必须转向依靠创新和提高效益为主的发展转向内涵型的发展。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工业化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后,那种赶超型的后发优势、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红利”开始消失,而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升级所导致的 传统产能过剩和“资本沉没”,都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转入中速或低速。我国的经济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 接近年均10%的高速增长,无论是从发展的波浪式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实际上这个调整期在2008年就已经来到,只是在“保增长”的刺激政策下又延续了几年。另外,从世界经济来看,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2008年开始,也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深度调整期,而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中 的中国,必然要受到其影响。因此,201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11年的9.3%降至7.8%,到2015 年进一步降至6.9%,中国经济从而结束了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与这种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转换动力,克服“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困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

   在消除贫困方面,十八大以来实现了重大突破,并制定了时间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92年又提出“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要彻底消除贫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条件下,怎样抑制贫富差距也是世界各国没有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束缚,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和按要素和贡献分配的体制。但是作 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提了出来。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5年11月习近平 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 党的重要使命。”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四个转型同时进行的:一是工业化,二是市场化,三是城市化,四是国际化。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虽然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明确的共同富裕目标,但是由于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闲置在收益非常低的农业,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发展是硬道理” 决定了加快发展处于优先位置,而分配则要服从这个大道理,因此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分配上就处于主导地位。上述四个变化,尤其是市场化所产生的“马泰 效应”,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当1997年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后,尽管内需不足第一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我国实行了扩大内需政策,由于国际市场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国内消费也由“衣食为主”的温饱型向“住行为主”的富裕型升级。加上基础设施欠账很多,投资空间很大,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受出口和投资的拉动,中国经济不仅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呈现出“重化”工业化的特点,房地产、铁路、公路、基本建设等迅猛发展。虽然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行了“反哺”和大量 “惠民”政策,财政也开始了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大了公共品的供给和“均等化”,使得收入和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是成效尚不突出。2015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并以此作为指令性指标。 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显示出党中央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的决心。2013年以来的五年里,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 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

   ① 《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②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

   ③ 《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93页。

   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⑤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⑦《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第1版。

   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第1版。

   ⑾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http://www.china.com.cn/liang hui/fang tan/2016-03/01/content-37909596. htm,2016年3月1日。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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