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胡适的两份“投名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1 次 更新时间:2018-07-06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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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胡适留学美国时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居然会在国内带起一个社会思潮,汇成一个社会运动,靠的是什么?——李敖《播种者胡适》给出了答案:“以《新青年》为源头”,是说得对的。因为此文已在美国《留学生季报》发表,“反响风平浪静,泡沫都没起一个”;尔后“一稿两投”抄寄陈独秀,刊于1917年1月1日《青年杂志》,竟然一炮打响,走红全国。


李敖颁给的头衔是“播种者”,胡适则自称“逼上梁山”。播种,先得有园地可耕;上梁山,也得有寨主可投。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就是这块园地;创立刊物的陈独秀,就是这位寨主。


早在1904年初,陈独秀就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章程第一条是:“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并不是说些无味的白话,大家别要当作怪物,也别要当作儿戏,才不负做报人的苦心。”报中文章分十三门: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行情、来文,比起胡适1915年夏天关于白话的“乱谈”,要早上十一年。


1913年陈独秀参加“二次革命”被捕,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逐渐悟到改造中国的重任,应由有新思想的新世代承担,于是着手创办《青年杂志》。《社告》宣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益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杂志分政治、思想、戏剧、小说、传记、文艺思潮、青年妇女问题、国内外大事述评、世界说苑、通讯各栏,陈独秀自任“国内外大事”与“通讯栏”的编撰。其时之形势可套用《水浒》名句:“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林冲夜奔梁山,携有柴大官人的书信;名不见经传的胡适,从美国向《青年杂志》投稿,亦免不了引荐之人,这个人就是汪孟邹。汪孟邹(1878-1954),字炼,亦名梦舟,安徽绩溪城内人,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1904年支持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共23期)。汪孟邹1913年来到上海,创立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1915年来沪办《青年杂志》,自许可轰动一时,汪孟邹介绍与群益书社陈子佩、子寿兄弟洽谈,答应每期编辑费银圆二百元。


胡适本不认识汪孟邹,更不认识陈独秀,牵线搭桥人是许怡荪。许怡荪(1888-1919),安徽绩溪十五都磡头村人,与胡适是地道的同乡,又是上海中国公学同学,交谊甚密。胡适考留美官费生的旅费与养母之费,都由许怡荪设法筹措。胡适留学美国后,与许怡荪通信频繁,还寄去自己的日记,以汇报学习生活。许怡荪愧悔自己学无所成,故乐为胡适处理家乡事务。他与汪孟邹都是教育家胡子承的学生,便常向章士钊、陈独秀说项,为胡适的日后进取创造条件,同时解决他经济上的困难。


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致信胡适,中云:“今日邮呈群益出板《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是所感幸。”12月13日,汪孟邹再次写信,中云:“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可知《青年杂志》甫一出版,汪孟邹即寄给胡适。而许怡荪1916年3月13日给胡适信中说:“尊译裴伦诗稿,去岁过沪,本拟属其登入《甲寅》,后以其志尚未刊载英文,于例微格,以是搁置。近屡得孟邹来函,乞将此稿借与《青年杂志》(陈仲甫号独秀所办,皖人也。)一登,属向足下言之。”(《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信中所说译裴伦诗稿,见于胡适1914年2月3日日记:


裴伦(Byron)之《哀希腊歌》,吾国译者,吾所知已有数人:最初为梁任公,所译见《新中国未来记》;马君武次之,见《新文学》;去年吾友张奚若来美,携有苏曼殊之译本,故得尽读之。兹三本者,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者;曼殊所译,似大谬之处尚少。而两家于诗中故实似皆不甚晓,故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吾尝许张君为重译此歌。昨夜自他处归,已夜深矣,执笔译之,不忍释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门外风方怒号,窗棂兀兀动摇,尔时群动都寂,独吾歌诗之声与风声相对答耳。


胡适看到张奚若带来的苏曼殊译本《哀希腊》,“得尽读之”,有感于“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马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苏译虽“大谬之处尚少”,然“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决定重译此歌。许怡荪推荐给章士钊,因《甲寅》无刊载英文之例,以是搁置;又由汪孟邹“借与《青年杂志》”,仍然未得发表,此为胡适投稿之一挫。1916年8月14日,许怡荪信中又说:“前过沪上,陈君独秀属为致书足下,丐每月为文一篇,以冠《青年》之首,并邀请国内耆宿为文以相辅助,而推足下主盟,其意甚盛。告以‘适之方伏案著书,功在垂成,日力有限,恐难分心耳;然必将尊意为道达’。陈之为人性情偏急,难与长久。……鄙意思将寄示札记另录简编,……即颜曰《藏晖室札记节钞》,寄登陈独秀君所办《青年》,以塞海内知交之望,未审尊旨如何?能允所请否耶?”(《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144-145页)但《藏晖室札记节钞》的刊发,仍然毫无音信,此为胡适投稿之二挫。


林冲雪夜上梁山,王伦说:“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什么是“投名状”?用朱贵的话说,“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胡适自幼熟读《水浒》,这个典故自然是知道的。他察觉虽有汪孟邹、许怡荪的引荐,还得自己把一个“投名状”来。不过,他递上的“投名状”却有两份,它们是1916年2月3日与1916年8月21日写给陈独秀的两封信。


三十六岁的陈独秀,是声名远播的老革命家,更是决定外稿取舍的大主编;二十四岁的胡适,不过飘泊异国的留学生,渴望赢得赏识的投稿人。一般说来,主编当然希望广辟稿源,但约稿信的客气话,原是当不得真的;投稿人当然希望文章能予录用,大致诉说一己的专长与抱负,以便能中主编者的青眼。但胡适却不按常理出牌,写给陈独秀的信,一没道仰慕之意,二没道求学之志,三没道提携之恩,而是对所刊诗文提出了近于苛刻的批评。


1916年2月3日的第一信原件不存,摘要见于此日的《留学日记》: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Wilde’sTheIdeal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


此信开宗明义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用以呼应陈独秀翻译外国文学的意愿;“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则是表白对翻译的严谨态度,首先博得了陈独秀的好感。接着,郑重其事地指出:《青年杂志》所刊薛琪瑛译王尔德《意中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选材不当,该剧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二是译笔不称,“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信发不久,就给汪孟邹寄去了《决斗》的译稿,1916年5月19日汪孟邹回信:“《决斗》一首炼与群益交谊极深,定无异词。”但由于《上海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打侵权官司,在1916年3月一卷六期出版后宣告停刊。半年后的8月13日,陈独秀给胡适回复一信,中说:


奉读惠书,久未作复,罪甚罪甚。

《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拟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大作《决斗》,迟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直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直译,不宜创作,文学且如此,他何待言,日本人兴学四十馀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译文学本极难,况中西文并录。此举乃弟之大错,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处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马君武君顷应为《青年》撰文,第八号当可录出。足下所译摆伦诗,拟载之《青年》,文学语有侵焉处,可稍改之乎?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卒复不庄。


陈独秀的复信,没有回应王尔德《意中人》是否选材不当;大约是出于对胡适“仰望足下甚殷”,全盘接受了对翻译的批评:“译文学本极难,况中西文并录。此举乃弟之大错,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处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而胡适翻译的《决斗》,顺利地在9月15日复刊改名《新青年》二卷一号刊出。



胡适的批评,实有许多可斟酌之处。首先,《青年杂志》1915年创办以来,每期封面均有名人画像,第一卷为卡内基,第二卷为屠格涅夫,第三卷即为王尔德。一卷二号开始连载他的剧本《意中人》,篇首有薛琪瑛的“译者识”:


此剧描写英人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生活与特性,风行欧陆。每幕均为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可味。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此篇为其生平得意之作。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特译之以飨吾青年男女同胞,民国四年秋。


又有陈独秀执笔的“记者识”:


此剧作者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爱尔兰都城Dublin之人也。幼秉母教,体弱耽美,时作女装,衣冠都丽。十一岁学于Emnikillen学校,文学之才,崭然出众,数学功谋,绝无能力。十八岁入Oxford大学,氏生性富于美感,游Oxford,闻Jhon Ruskin之美术讲义,益成其志。当时服装之美,文思之奇,世之评者,毁誉各半。生平抱负,以阐明美学真理为宗。一八九五年,以事入狱,禁锢二载,旋以贫困客死巴黎,年仅四十有六。所著随笔、小说、剧本,已出版者凡十余种,文章巧丽天成,身殁而名益彰。剧本流传,视小说加盛,所作喜剧,曰《温达米尔夫人之扇》 ( Lady  Wendermere's Fan ),曰《无用之妇人》 (A Woman of No Importancs),曰《热情之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并此剧而为四,悲剧一,即有名之《萨乐美》 ( Salome)是也。世之崇拜王氏者,以是五剧故,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盒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两人一致以为,这部“爱情喜剧”体现了健全的人格理想,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薛琪瑛特别指出:“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完全契合时代之精神。相比之下,倒是俄国泰来夏甫的《决斗》,讲西方男人动辄拔剑相向的决斗风习,与“容忍”“仁恕”毫不相干,更谈不上“与国人心理接近者”。胡适1915年5月10日给母亲写信,中说:“上海有友人办一报,欲适为寄稿,适已允之,尚未与言定每月付笔资若干。如有所得,即令由瑞生和转寄来家为家用。该处系友人主持,虽力不能多酬笔资,然亦不致令我白做文字也。俟后有定局,再写信通知吾母及瑞生和号。”出发点既然是谋取稿酬,哪有选择优良原本的心思?



至于薛琪瑛的译笔,陈独秀开初是给了极高评价的,郑重介绍道:“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盒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按薛琪瑛,薛福成的孙女,吴汝伦的外孙女,家学渊源深厚。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学科,后出国留学,通晓英语、法语、拉丁语兼通拉丁语,后来嫁湖南沅陵朱文长,成为诗人朱湘的二嫂。婚后不久,朱文长因病去世,薛琪瑛带着女儿寡居南京。无锡薛福成故居陈陈列的薛福成世系简表,显示薛琪瑛是薛福成长子薛南溟的四女。薛琪瑛是第一位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女作家,而且是第一位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文的作家。为给读者以直观印象,兹将《意中人》开场马孟德夫人与裴锡敦夫人二位美女的对话抄录于后:


马:你今晚赴哈脱洛克夜会吗?

裴:我想要去的,你呢?

马:要去的,你看这些会不是怪麻烦吗?

裴:实在是麻烦,究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无论到何处都是这样。

马:我到此地来受教训。

裴:呀,我最厌受人家的教训。

马:我也是这样,这件事几乎叫人和生意买卖人一般,岂不是吗?那亲爱的纪尔泰夫人搿屈路特时常告诉我,人生当有高尚的志向,所以我来此地看看有什么高尚的人。

裴:(用千里镜四面一望介)我今晚还没看见一个人,可叫做有高尚主义的,领我进餐室用饭的那个人,对我讲的无非是他妻子的事。

马:这人何等鄙俗。

裴:真是鄙俗不堪,你的丈夫常讲的是些什么呢?

马:大概是我的事。

裴:(作困倦状)你可喜欢呢?

马:(摇头介)一点也不喜欢。

裴:亲爱的马葛来脱,我们是何等道学?

马:(起身介)这种称呼,和我们最合试。


诸君鉴赏鉴赏,这是不是“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有味”的纯粹白话文?须知,当薛琪瑛于民国四年(1915)用语体白话翻译剧本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还不曾“逼上梁山”;当胡适用文言所写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在《青年杂志》刊发时,薛琪瑛翻译的《意中人》已在《青年杂志》第一卷2、3、4、6号和第二卷2号连续完毕。操着被赵元任认定“你的白话不够白”的胡适,面对薛琪瑛明快流畅的白话,不知将何以自处?谁都明白如下逻辑不能成立:岂有白话文“播种者”播种于后,而白话文佳作结果于前的道理?胡适对薛琪瑛的贬损,完全是出于下意识的嫉妒。


有人也许会想:胡适敢对薛琪瑛的译笔提出批评,想必自己翻译水平一定很高。只是《青年杂志》刊出的《意中人》,有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自可看出问题;而胡适的《决斗》,则无原文比对,无从断其优劣。好在他1914年2月3日所译拜伦《哀希腊歌》,提供了探其译笔的好材料。三十多年来,评论《哀希腊歌》翻译者甚多,对胡适的“定稿”皆赞美有加。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1958年出过一本《胡适与国运》,大陆学者多不看好,以为“整个立论就是建立在一些不确实的材料之上”;此书收有王爱维《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文章说在朋友家中吃晚钣,偶然谈起这首诗,有人说:“马、苏、胡的译稿,各有短长;胡译并非空前绝后。其实三人中,苏译格律谨严,最为难得;胡氏不讲格律,最易取巧。因为马氏用的是七言古风,苏的是五言古风,胡的却是骚体。骚体译诗,是最容易不过的:句的长短,句的多少,韵的转换,都极度自由。何况胡译有许多句,还根本不押韵,与散文仅差一间,可说占尽便宜!即使如此,胡译也还未占上风。”他们还拿马、苏、胡、及物理学家李焕乐博土的译稿与原诗对照,发见胡译有许多遗漏和衍文,有许多地方和原诗大有出入。



如第四节的“有名王尝踞坐其巅兮”,王爱维指出:拜伦原诗的“King”,是指波斯王Xerxes,公元前480年率数十万铁骑攻向希腊,乃是侵略希腊的首领,称他做“名王”,这恐怕希腊人不会甘心吧!按“名王”,指古代少数民族声名显赫的王。《汉书·宣帝纪》:“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颜师古注:“名王者,谓有大名,以别诸小王也。”潘岳《闲居赋》:“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杨师道《咏马》:“徒令汉将连年去,宛城今已献名王。”张孝祥《六州歌头》:“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王爱维认为这是胡适蹈着曼殊“名王踞巖石,雄视沙逻滨”的覆辙,而李焕乐译为:“沙辣米滨石崖峙,元凶踞坐朝阳里。”称之为“元凶”,无疑更为妥贴。


又如第五节,王爱维指出:他的“往烈兮难追”,也犯同样的毛病。胡先生自称是学历史的,专考据的,谁敢说他连希腊史都没读过?可是,如果说他读过Salamis战史,还用“名王”“往烈”的字眼,岂不是“认贼作父”?“往烈”,指往昔的功业,先前的功绩。锺嵘《诗品》卷中:“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顾炎武《同族兄存愉拜黄门公墓》诗:“眷言怀往烈,感慨意无穷。”李焕乐译为:“今安在哉黩武军?今安在哉故国魂?”苏曼殊译为:“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马君武译为:“希腊之民不可遇,希腊之国在何处?”都比胡译为佳。


又如第七节原诗:“Earthl render back from out thy breast A remnant ofour Spartan dead!”,胡译:“吾欲诉天阍兮!还我斯巴达之三百英魂兮!”王爱维指出:以“天阍”来译Earth(地),便不止“谬以千里”了!而且陈腔滥调,俗不可耐!而李焕乐译为:“作彼九原呼‘后土!斯巴烈士许生还!’”,完全直译,一点也不增减,但却是地道中国诗。第七节末行“Thermopylae”一字,胡先生译做“瘦马披离之关”。这是一个希腊字,“Thermo”是“热”,“Pylae”是“门”,本来很简单,很典雅;胡先生却用六个字译它,而且译得这样不文(大约是从马译“退某倍黎”来的;苏译作“披丽谷”)!


承河海大学沈琦教授见示,Thermopylae是易守难攻的狭窄通道,一边是大海,另外一边是陡峭的山壁,村庄附近有热涌泉,因而得名温泉关(Thermopylae)。公元前480年温泉关之战,是第一次波希战争马拉松战役十年之后,波斯帝国和古希腊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交锋,也是第二次波希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希腊军队在这个狭小的关隘依托优势地形,抵抗了三天,阻挡了在数量上几十倍于自己的波斯军队,但由于波斯军队人数众多,在杀了近2万人的波斯军队后,三百名勇士全部牺牲。胡适译做“瘦马披离”,容易引起误导和歧义。


王爱维还指出:第一节“Where Delos rose”一句,马、苏、胡三人都未译出,真不可解!他分析道:


原来这里有一段艷史。根据希腊搜神记:Delos是一个飘流的小岛。希腊的“神王”Zeus,和神女Leto熟恋,妻子Hera大生妒心。神女怀了孕,他的妻便派巨蟒咬她,又要她发誓,不许她在地面居留。神女飘泊无依,后来发见这浮岛,便投那里栖止。“神王”便在爱琴海底,用大石链把它固定下来,并令八风不动,使她安然产下孪生男女Phoebus (Apollo)和Artemis(Dia.na)来。李君用“仙山浮海”来译,典瞻风华,可谓尽“信达雅”之能事!“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如果虚心的话,也应甘拜下风了!(《胡适与国运》第42-61页)


他热情肯定李焕乐所译,有些则一歌三叹,悱恻缠绵;有些则感慨悲凉,声情激越;气象万千,无愧原作。论神韵、风格、音节、气魄,胡译都绝对不是它敌手!既涉及话语分析、文本对照,实证求真,又涉及历史背景、文化转向,入情入理,让不通外文的人也能明白。胡适既然英译并不出色,却要炫耀自己,贬低别人,实则过于年少轻狂。


下面再说第二份“投名状”。1916年8月21日,胡适又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开篇询问:上信“附《决斗》一稿,想已达览。久未见《青年》,不知尚继续出版否?”可见陈独秀8月13日的复信,胡适此时尚未收读,还不知第一份“投名状”是否奏效,故又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


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三号登某君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又曰:“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细检某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中如“温瞩延犀烬(此句若无误字,即为不通),刘招杳桂英”,“不堪追素孔,只是怯黔嬴”(下句更不通),“义皆攀尾柱,泣为下苏坑”,“陈气豪湖海,邹谈必裨瀛”,在律诗中,皆为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变,四接杞天倾”,上句用典已不当,下句本言高与天接之意,而用杞人忧天坠一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于“阮籍曾埋照,长沮亦耦耕”,则更不通矣。夫《论语》记长沮、桀溺同耕故曰“耦耕”。今一人岂可谓之“耦”耶?此种诗在排律中,但可称下驷。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某君也。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诸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律诗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映鳞龙识圣颜”;宛约莫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纤丽莫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悲壮莫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然其好处,岂在用典哉?(又如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总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虽工亦不值钱,况其不工,但求押韵者乎?



“某君”云云,即指谢无量。谢无量祖籍四川梓潼,生于四川乐至,四岁随在安徽任知县的父亲迁居芜湖,在安徽公学任教时,就与陈独秀建立密切关系,与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高语罕、李亦民,都是《新青年》最早的热心撰稿人。胡适批评的长律,指的是第一卷第三号谢无量五言排律《寄会嵇山人八十四韵》。从主编意图着想,增设旧体诗词栏目,为的是丰富版面,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故陈独秀“记者识”曰:“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胡适抓住陈独秀一面否定古典主义,一面又称赞此诗为“希世之音”,“难免自相矛盾之诮”;再发挥“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的理论,大引特引唐人名句以证之,不过文人露才扬己的故伎。陈独秀不察,反大为叹服,将信刊于《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通信”栏,并检讨说:“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惟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覯。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



那么,谢无量《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到底写得如何?不妨来品鉴一番。诗前有小序,曰:“己酉(1909)岁未尽,七日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峡中,观物叙怀,辄露鄙音,略不诠理,奉寄会稽山人,冀资嗢噱。”查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号“会稽山人”者有二,一为蔡元培,一为陶成章。安徽旅湘公学于1904年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刘申叔、陈独秀、苏曼殊、柏文尉、陶成章、谢无量、江彤候等咸集斯校讲学,宣传革命,则以陶成章为是。全诗为:


故国三千里,长江日夜声。扬舲鱼服远,隐几鹃冠轻。驿路春光入,风涛夕数惊。实经巫峡险,真念圣湖清。泥渚焦公草,沧浪孺子缨。浮生仍不击,君子直无营。管席陪书幔,扬亭别酒罂。昔时同载魄,此日黯消精。温瞩延犀烬,刘招杳桂英。离群频子夏,浪迹类罗横。未就持竿去,徒为荷锸行。不堪追素孔,只是怯黔嬴。阮籍曾埋照,长沮亦耦耕。东皋淹旅食,南郭竟狂酲。先世承炎帝,于今忆老彭。蜀峰元赴楚,淮岸复通荆。辟地随尸珓,乘流异别今。薄赉缠药里,费日更楸枰。窄濑迟移棹,悬崖逆挂柽。山驱下笏立,江蹴一门成。岛屿参差出,虹蜆咫尺生。屈骚心自苦,汉曲听如喤。夙饲神祠鸟,兼供禹庙牲。受符坛缥缈,刊木岁峥嵘。斑竹泉分泪,幽花冷独荣。瑶姬云不定,杜宇血犹萦。久已无丹凤,虚传画白鹦。仙桥临井路,妖气聚材枪。往往思三户,稍稍骇五丁。猿猱开辟有,斤斧鬼神并。估客皆沾笛,丛霄恍梦笙。滩留高象卧,波倒定龙擎。叹逝嗟何及,观虚道乃莹。下催桑海变,西接杞天倾。复嶂行看尽,环洲远更迎。石钱缘水叠,萝刺倚空撑。镜象明前浦,霞阴转碧泓。平川一帆影,绝壁几茅楹。饥鹘窥人诉,健鸡上屋鸣。峻畦怜菜摘,喧浪得鱼烹。细树澄潭月,香醪小驿筝。人烟通夕步,渔火驻微明。昧爽占风角,萧疏信水程。阵图荒择柳,舟市贱柑橙。鸟道犹宾洞,鹑襟立野氓。一钱宁易死,百丈每先争。沙濯溪金粲,盐烧碛雾平。噫嘘桡户喜,呼咤太公狞。飘泊曾无已,修晨况屡更。莫应添客思,强复记王正。爆竹殷山郭,张灯沸市伧。宫讴严汉朔,台址实巴贞。混混聊同浊,苍苍不易名。薄游从曼衍,疾首念鳏茕。舵佞谁能学,麟伤内暗婴。北辰星隐见,黄道日光晶,多士趋朱黻,明堂仰玉衡。盘盂宣鲁甲,誓令过商庚。海上罗时髦,云台象国桢。季心仍大侠,犀首自名卿。陈气豪湖海,邹谈必裨瀛。义皆攀尾柱,泣为下苏坑。长短经争奏,中和乐漫赓。笑工依狒狒,语好乱牲牲。锻柳甘疏放,欹冠忘裸裎。伊川飘短发,广汉逐青盲。他日瓢终弃,间行剑懒绷。纵横闻虎豹,细黠玩鼯級。鼎重恒虞折,邻强慎莫撄。裂眦虚见劫,高鼻动要盟。马上诗书废,人间战伐盈。黄龙知己没,鲁卫孰为兄。柱史空修礼,兰陵但议兵。问频忧国蹙,望极何衢亨。尚武兹成俗,依仁意倍诚。若为传道德,敢冀报瑶琼。岷岭断疲役,崆峒早系萌。艺瓜秦垅晚,吹籁越溪哨。杜甫先留宅,王郎未见情。此间丰竘酱,别味胜莼羹。豆叶齐初绿,桃跗启半赪。(此间春旱桃已擎萼)。云封伯益井,苔冷季长莹。松菊应追忆,山川旧徂征。何时回紫气,重得过青城。


此诗记1909岁末尽,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峡中,观物叙怀,熔蜀中壮丽景物与历代名人于一炉,陈独秀赞之为:“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全诗大气磅礴,颇可吟咏,不能一笔抹杀。胡适指摘的错误如“耦耕”,长沮桀溺耦而耕,都知道两人并耕,诗中省略不算错。所下断语,如“此句若无误字,即为不通”,“下句更不通”,“在律诗中,皆为下下之句”,“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此种诗在排律中,但可称下驷”,皆为信口武断,殊不及王爱维指其译诗之有根有据。姑不论古典诗歌造诣不及谢无量远甚的胡适所言是否有当,只要注意他1915年8月9日日记,记载读谢无量《老子哲学》札记,1916年8月始撰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又抄袭了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参见拙文《再提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1期),就会发觉他此时之无端攻击,不过掩饰谢著的心虚耳。相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后记,注明曾参考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汉文学史纲要》则将他的《中国大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新论》列入参考书目,真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陈独秀哪里会料到这些委曲?1916年10月5日推心置腹地给胡适写了一信,中说:


奉读惠书,略答之《青年》,匆匆未尽欲言,乞足下恳切赐教是幸!

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应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仆拟作《国文教授私议》一文,登之下期《青年》;然所论皆应用文字,非言文学之文也。鄙意文学之文用之文区而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记事,其道甚简;而文学之文尚须有斟酌处,尊兄谓何?美洲出版书报乞足下选择若干种,详其作者、购处及价目,登之《青年》,介绍于学生社会,此为输入文明之要策;倘欲购者多,即由孟邹处备资运售,亦其书店营业之一助,足下以为如何?


许怡荪早就告知,“陈之为人性情偏急,难与长久”。胡适抓住陈独秀的偏执,深知办刊之大忌,一怕选稿不精,二怕审稿不严,故甘犯“交浅言深”之险,以激将之法揭出杂志的质量问题,陈独秀果然刮目相看,视为“神交颇契”的“可与共事之人”了。十六年后,胡适在北大国文系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说:“《新青年》第三号上,有一篇谢无量的律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后面有陈先生一个跋:‘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比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与此征之。’他这样恭维他,但他平日的主张又是那样,岂不是大相矛盾?我写了封信质问他,他也承认他矛盾,我当时提出了八不主义,就是《文学改良刍议》,登在《新青年》上,陈先生写了一个跋。”可见,登上“新文化运动”舞台之初,胡适就是靠打压别人为自己的升帐服务的。


心高气傲的陈独秀不及细察,反而认定胡适敢说真话,有真学问,乐以引为同道。及至那篇平庸不过的《刍议》寄来,陈独秀何尝看不出“八不主义”的浅薄?也曾指出第五条讲文法之结构、第八条讲言之有物“不太好理解”,但为了替自己的《革命论》作铺垫,还是毫不犹豫在1917年1月二卷五号发表了,紧接着就在1917年2月二卷六号,发表了自己的力作《文学革命论》。由于文章造势的需要,故以大气磅礴的笔法写道: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资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一些人只看到字面上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与“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认定陈独秀承认“吾友胡适”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竟定下千古不磨的的历史基调。有人发现“历史叙述”的问题,不得不补充说:陈独秀、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座”,或“双发动机”;却仍然强调“播种者”是胡适,陈独秀不过“步其后尘”,比胡适“火药味”更猛而已;况且胡适又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标题中加了“建设”两字缓冲,又比陈独秀高明了。其实,胡适不过是观敌料阵的马前张保,陈独秀才是大纛旗下威风凛凛的元帅岳武穆。


命蹇时乖的林冲,幸得杨志到来,方免了“投名状”的差使;而胡适的两份“投名状”,却产生比杀人更严重的后果。而自从收到胡适来信,薛琪瑛译著《意中人》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916年10月)连载毕、谢无量在《新青年》一卷四号(1915年12月)刊出《春日寄怀马一浮》之后,两人姓名从此就在《新青年》上消失。被誉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的陈衡哲的《老夫妻》,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期(1918年10月),早她三年的薛琪瑛从此默默无闻。在她的故乡无锡,有祖父薛福成故居,又有父亲薛南溟故居,文史部门居然无人知道这位本该列入文化名人的薛琪瑛。



陈独秀后来将胡适引入《新青年》,引入北京大学,让他获得两个最可珍贵的平台。不料胡适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一进入《新青年》编辑行列,就要轮流坐庄,就要改变内容,不谈政治,抹淡过于鲜明的色彩,最后闹得分道扬镳。由于疏远了最早的支持者,面对胡适的咄咄逼人,陈独秀显得招架无力。尤其令人齿冷的是,陈独秀后来的厄运,让胡适获得装扮《新青年》主人的机会。1936年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胡适题辞是:“《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已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看似在肯定《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是突出“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须知《新青年》六年九卷54期,前三卷皆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迁往北大后虽由诸人分期编辑,但陈独秀仍是主编;第七卷以后,又确定由陈独秀一人编辑。胡适用了个“我们当日编辑作文”,就隐在将自己放在主帅的位置;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与之相呼应,在所开列的一大串作者名单中,竟以第二卷方才刊文的胡适打头,将陈独秀置于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鲁迅、钱玄同之后,名列第七位。轮流主编的六君子中,又故意遗漏了在第一期就出场的高一涵,与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李大钊,自然就更没有了薛琪瑛与谢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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