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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洲:价值多元论与价值相对主义之辨

——兼论列奥·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判

更新时间:2018-07-06 20:46:57
作者: 刘晓洲  
[6]37-68甘阳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一文中提出,自由主义认为最高的善或至善就是把所有的善的标准都放到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在这私人领域,基督教的善、犹太教的善、伊斯兰的善、儒家的善都是“好”的,但它们都不是“好公民”的标准,好公民的标准是独立于所有这些善的“权利”、正义等等,这是最高的善,最高的道德,因为它能公平对待所有的善,所有的道德主张,因而最高的道德就是不必裁判谁家的道德是好的,亦即摆脱一切道德纷争。自由主义宣称其目的是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宗教、所有种族、所有性别、所有历史文化传统,但其结果实际则是使得所有宗教、种族、性别、历史文化传统都失去了意义,都不重要了,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都只有私人领域的意义,并不具有公共意义。自由主义主张的这种道德选择的自由,在施特劳斯看来实际等于先把人连根翻起,置于“虚无”之中,然后试图在虚无中再建家园,因此自由主义的逻辑展开最终必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1]中译本导言,50-56刘小枫和甘阳对施特劳斯的解读在中国学术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很多人因此将自由主义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划上等号。

  

   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指出施特劳斯关于自由主义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周保松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政治伦理,有它独特的对人的看法,也有它独特的道德理想,它不可能接受价值虚无主义作为它的基础。自由主义主张宽容和个人自由,并不是因为它接受虚无主义,不是因为在政治道德中没有对错,而是因为它相信这样做最合乎道德上的要求。 [7]101-143钱永祥认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混淆了价值多元论与价值相对论,因此没有注意到人们可以在接受价值多元论的同时拒绝价值相对主义。在钱永祥看来,政治哲学完全不需要像施特劳斯一样在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与绝对主义、客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作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可以同时认定多元论与普遍论的。[8]

  

   下面将着重讨论的是,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导致虚无主义的批评之所以是成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版本的价值多元论(value pluralism)并不是施特劳斯批判的那种价值相对主义(value relativism),施特劳斯的批判之箭射中的并非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靶。至于韦伯,尽管他在政治立场上是一位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他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观念却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多元论存在某些重要差异。[iv]作为施特劳斯思想的中国传播者,虽然刘小枫和甘阳揭示的对抗虚无主义确实是现代西方和现代中国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总的来说,他们的解读与施特劳斯的观念一脉相承,是建立在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或曲解之上的,没有注意到韦伯和伯林两种版本的价值多元论之间微妙但却关键的区别,也没有注意到晚近以来价值多元论在划清自己与价值相对主义的界限方面的重要发展。

  

   二、价值多元论的历史渊源及其主要观念

  

   作为一种现代理论学说,价值多元论主要与韦伯和伯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过,作为一种事实的价值多元现象古已有之,按照韦伯的看法,古代的希腊人此时向阿佛洛狄忒献祭,彼时向阿波罗献祭,每个人又都向自己城邦的神献祭,这就是一种价值的多神论(polytheism)的现实。[9]180古代的人们对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比如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就揭示了神法与人法的冲突。伯林则将价值多元论追溯到马基雅维里对于古代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不可兼容的发现,也就是马基雅维里所谓的“爱祖国”与“爱自己的灵魂”之间可能的冲突。[10]54-5616-17世纪,自由主义成为欧洲解决宗教纷争的政治方案,这一方案的目的实际上在于解决价值多元的难题,尽管“价值”这一名词此时并未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被使用。首先将“价值”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使用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此之前,“价值”一词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概念。到19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提出了价值学理论,开始更加频繁地把“价值”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使用。此后,有关价值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以及价值的特性、层次、系统和结构等问题日趋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讨论。[v]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认为,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哲学则要回答事物应是什么的问题,要为它所处的时代创造出具有根本性的、能引导好生活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价值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价值命题不表示事实之间的关系,而表示主体对于对象的估价和态度。[vi]弗莱堡学派的价值概念对于主观性的强调,深刻影响了韦伯,在韦伯学说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从价值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出发,韦伯提出了他的价值多神论主张,并以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引发了现代人的高度关注。因此,尽管价值多元的事实和观念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的价值多元论得到哲学上的严肃讨论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应从韦伯的价值多神论开始算起。从最初价值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来说,有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是一种客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有用性和稀缺性,这是一种主观价值论。从价值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说,衡量某一事物是否有价值、有多大价值,同样有客观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两种观点。韦伯的价值多神论明显是一种主观价值论。他的事实-价值二分法将人们的认知和判断作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划分,涉及到事实的一边是完全客观的,涉及到价值的另一边则是完全主观的。韦伯没有意识到,这种二元划分过于简单化了。更为符合我们直觉的观念则是,尽管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人作为主体所做的判断,但不同种类价值的主观性具有程度上的差异,有些价值具有强客观性,有些价值则具有强主观性。认为某一事物是否是有价值的、善的,既含有主观感受的成分,也含有客观认知的成分。尽管认为某人到底有多美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越之西子,善毁者不能闭其美;齐之无盐,善美者不能掩其丑”,正如在古代希腊,斯巴达的海伦是公认的美女,而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则被普遍认为其貌不扬。

  

   在韦伯之后,伯林提出了他自己的价值多元论思想,尽管他与韦伯在一些方面不谋而合,但他并没有对韦伯的价值多元论思想做过论述或探究,我们也无从得知他是否受到韦伯的启发。[vii]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发生勾连始于伯林,这是因为与韦伯等人相比,伯林的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基本是公认的。[viii]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中的价值多元主义运动。到今天,价值多元主义已经羽翼丰满,然而,对如何认识价值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却仍然存在很大的争执。施特劳斯关于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和消极自由两大理念存在矛盾的看法并非他所独有,一些批评自由主义的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这两大支柱性理念不能相互结合,我们越推重价值多元主义,就越倾向于削弱作为至善的消极自由的地位。[11]55约翰·凯克斯(John Kekes)认为,自由主义强加了对于善的一种普遍排序,这种排序否认了价值的不可公度性,因此,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并不协调,反倒是保守主义的观点能够最好地调节价值多元论的要求,根据这种观点,价值冲突可以通过参照奠基于传统之上的良善生活观念得到解决。[12]13

  

   对于这一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伯林版本的价值多元论。就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来说,虽然其表述有含糊之处,导致有时被误解为一种相对主义,从而会威胁到自由的价值,但受伯林的启发,经过大批学者晚近以来的工作,价值多元论已经从自由主义的挑战性因素变成了自由主义的重要基础。[ix]同时,作为当代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也是以理性多元论为基础的。在当代自由主义学者当中,乔治·克劳德(George Crowder)和威廉·盖尔斯顿(William Galston,一译威廉·盖尔斯敦)力图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完备的自由主义,这是晚近以来自由主义最具雄心的哲学努力。所谓普遍主义的,是指肯定自由主义原则和制度不管何时何地都要比所有的其他备选方案在理性上和伦理上来得优越;所谓完备的,是指肯定自由主义是一种实质性的良善生活观念,并在此良善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已的政治主张。国内也有一些学者阐明价值多元论并非相对主义。除前面提到的钱永祥外,顾肃认为,对自由主义而言,具体价值的多元性和少数基本原则的普遍性,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承认道德多元主义而否认基本价值的普遍性,那就无法与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区别开来;如果只承认基本价值的普遍性而否认道德的多元主义,那又与独断论和专制主义并无二致。 [13]38吉林大学的陈景云、聂兴超、秦相平三位博士的学位论文均对当代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论进行了研究,显示出对这一论题敏锐、准确的把握。[x]

  

   综合现有的对于价值多元论的各种阐释来看,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其实是这样一种价值多元论:

  

   第一,存在着多元的善[xi]。对于善的多元性,可有不同层次的理解。首先,可以理解为指向个人的善事物(goods)的多元论,实现一种良善的生活自然需要各种有价值的事物,诸如健康、安全、尊严、自由、荣誉、财富等价值往往是被个人同时追求的。其次,可以理解为道德的多元论,存在不同的伦理道德体系,如基督教的道德理想崇尚博爱、宽恕,古典希腊罗马的道德理想则崇尚友爱、公正,这些道德体系都各有其价值,并为不同的人们所信奉;也可以理解为善好生活和善好文化的多元论,人们对于何为善好生活、何为善好文化这种总体性的理想,抱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层次的多元论是一种善事物的多元论,这一层次的善的多元性,乃是一个客观而明显的事实,无论何种政治学说均无法予以否认。第二层次的多元论可统称为一种善好生活观念的多元论或信仰多元论,是价值多元论的核心和争议所在。[xii]在伯林版本的价值多元论中,并未对这两个层次作出区分,而是将各种价值一般性地表述为“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这些目的或要求,既可能是像基督教伦理和古典伦理这样的道德体系,也可能是他不系统地提到过的诸如自由、平等、公正、幸福、安全等价值。罗尔斯学说中的价值多元论则属于上述第二层次的价值多元论,认为人们对于何为善好生活抱有不同的但却同样合乎理性的(reasonable)信念,以此为基础,罗尔斯引出他的政治自由主义。[xiii]

  

   第二,存在着异质性的(heterogeneous)或不可公度的(incommensurable)善,不存在至善(the highest good or summum bonum)。一元论并不反对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善这一明显的常识性观念,一元论的真实含义是坚持认为存在一种至善或最高价值,其他的善或价值则是工具性的或从属于至善或最高价值的。与此相对,价值多元论的一个关键观念是:多元的善可能具有不同的内在价值,不存在一个可以衡量所有善事物的统一标准——如古典功利主义者主张的“快乐”;各种善事物不能被完全地划分出等级秩序来,在各种善事物之间不存在一种完备的字典式序列;没有什么善事物是内在地比其他的善事物更为重要、更为权威或更有分量的,也没有一种善事物包含或概括了所有其他的善事物,以致于可以为了这种善事物而无所顾忌地牺牲其他的善事物。[xiv]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价值多元论对至善的否定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善的事物、善好生活是包含或高于所有其他善事物、善好生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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