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晓光:冷战鼻祖、遏制之父——乔治·凯南

更新时间:2018-07-06 16:25:46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他认为“口头表达不够严谨”,故提出书面作答。就在截稿期到来之前,他还在斟酌每一个标点和词汇,因为不想被“再次误解”。

   乔治-凯南的眼光独特、观点现实,但带有极其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对苏联政府及其社会制度非常不满,并且因为将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而使自己的外交事业亮起红灯,正如当年他在苏联工作时的上司所评价的:“凯南是一个了解苏联但并不了解美国的人”。乔治-凯南自认为不能见容于美国外交圈,于是当事业受挫时便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当上了教授研究学术,在大学任教期间一共出版了17本书,其中两部获得普利策奖。晚年的凯南思想似乎有所转变,他批评美国政府在对苏政策上过于咄咄逼人,不懂长袖善舞,导致苏联的过激反应而引发了美苏之间长达40年的军备竞赛。

   三、从默默无闻到风生水起

   在这封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开头,凯南为电文的罕见长度作出解释:财政部的垂询涉及到几个十分复杂、十分精细、与习惯思维格格不入,同时对分析国际环境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把回答压缩得很短,将会造成过于简单化的危险。这短短两句话是乔治·凯南作风与学风的鲜明体现,也许比让他名垂青史的长电报更能准确地概括其一生。这位处事谨细的外交官厌恶概括、总结的简单手法,毕生都在抵抗“过于简单化”。对外,他努力纠正美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主义”、“信条”先行的风气;对内,他像是个滔滔不绝的独白剧演员,一刻不停地自我分析和分析世界(这两者或许对他没有什么区别),极少有人能如此耐心地像旁观者一样地观察审视自己,也极少有人能像他那样靠着敏捷的悟性和深刻地思辨,从日常琐碎小事中归纳和预见历史的进程与方向。他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地记下了翔实的日记,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千页自传(Memoirs: 1925-1950,Memoirs: 1950-1963)是当代少数值得一读的自传作品。

   如果乔治·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没有报考外交部,广阔的视野、细腻的内心也许会使他成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那种可以从平凡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讲述波澜起伏一生的作家。他在自传的开始写道:“我处在……一个特别地、亲密地属于我的世界,很少被他人分享、甚至被获知……”可见,解读乔治·凯南这类人的尝试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唯一能影响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且被几次重大的冷战事件戏剧性地定义了其外交生涯。冷战史学家可以说:“凯南的长电报导致了杜鲁门主义。”“凯南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凯南的X文档定义了美国冷战外交的‘围堵策略’。” 但越是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越容易曲解凯南本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也越加说明华盛顿的决策圈“过于简单化”地误解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外交家。对于一个普鲁斯特式的敏感灵魂,最好的阐释是找到他那块“小玛德莱娜”点心。

   1946年2月的凯南是美国外交界极少数自从一战结束以来持续关注苏联局势的苏联问题专家,像他这样亲历过大清洗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驻苏外交官已经寥寥无几。说实话,鉴于此前的外交通报全都泥牛入海无消息,一直人微言轻的凯南并未指望长电报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拟出8000字电文可能多少也有点逞一时之快。可是电报发出后的一周之内,国务院居然一反常态回电表示“赞赏”,海军部长要求所有高级军官仔细阅读电报内容,财政部长、国务卿、总统先后读了,认为长电报已经“让他能胜任更高阶的职位”。激动的美国媒体迅速报道了长电报在决策层引起的震动,把凯南描绘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者。尽管电报中的观点早在十年前苏联大清洗时期就已成型,但为何到1946年才激起如此广泛的反响?用乔治·凯南自己的话来说:“早发六个月,国务院对它嗤之以鼻,晚发六个月,则已是老生常谈。”他只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发了一封合适的电报:当美国政客在苏联问题上屡遭碰壁而困惑不解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个时来运转、一鸣惊人的故事颇有一点“美国梦”的浪漫情调。

   两个月后,凯南被召回华盛顿,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旨在短期培训中高阶军官的国家战争学院( NationalWar College)主管外交事务的副官,给未来的军政精英们讲授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冷战。为此,乔治·凯南大量阅读有关美国外交史、军事史以及国家战略的书籍,与政治、外交和军事专家们多次座谈讨论,甚至自学了核武器方面的知识,并反复推敲、辩驳自己的观点、结论、依据和逻辑推理过程,逐渐形成具有明晰框架和严密体系的“遏制理论”。

   变幻莫测、风生水起的1947年是乔治·凯南一生中柳暗花明、坐看云起的一年。年初,当时的海军部长在一次私人通信中要求凯南写一篇关于目前国际局势的文章。凯南将文章呈上后,海军部长大为赞赏,并给一两个至交传阅。几个月后的7月,《外交季刊》发表了凯南以X署名、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著名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其对苏政策观点。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学术工作只是过渡性的,高层意在观察他能否胜任更重要的行政职务。1947年春,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深为西欧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而忧虑,于是召来在战争学院待了半年的凯南。马歇尔很赏识长电报,认为乔治·凯南是现在美国国内能够清醒认清欧洲现状的少数人之一。他要求凯南必须马上中止原本预计年底结束的教职,在两周之内组建一个直接向他本人负责的政策研究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从1947年5月至1948年末,凯南就在马歇尔隔壁的办公室,以长电报中所提之“美国必须以经济手段援助西欧以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扩散”的观点为基础,在一年半内制定了一系列援欧政策,即众所周知的“欧洲复兴计划”,并以马歇尔1947年6月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作为这一系列政策的启动标志,史称“马歇尔计划”。长电报是“马歇尔计划”的直接诱因,本人又是“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起草者,乔治·凯南在此事上居功至伟。短短两年内,长电报、马歇尔计划、X文档,凯南像乘直升飞机一般达到了政治外交生涯的顶峰。

   1949年6月,马歇尔计划实施两周年之际,欧洲经济明显复苏(1948年至1952年是战后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在华盛顿举办了一次纪念马歇尔演讲的晚宴,出席者有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马歇尔计划参与国的外交使节,各国官方以此感谢已于年初退休的马歇尔将军。此时的凯南虽然因为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诸多事务上意见相左而风光不再。可马歇尔还是以老上司的身份找到凯南帮忙修改一份答谢词,当凯南把讲稿改好送交时,马歇尔便顺理成章地请他同赴晚宴——很有可能,马歇尔要求凯南修改演讲稿只是想顺势邀请凯南出席晚宴的借口而已。

   晚宴上,宾客如云、烛光盈盈,各国外交官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当各国使节讲完了一大堆感恩戴德的恭维话之后,马歇尔发言,他一字不漏地念完了凯南修改的讲稿。在掌声中,众人举杯向马歇尔祝酒,老将军挺身举杯,却没有朝向贵宾席那些外交使节,而是“以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hisown inimitable graciousness)和微笑的眼神向没有资格坐贵宾席、远在宴会厅另一端的凯南举杯致意,确认凯南看到了自己之后再一饮而尽杯中之酒。

   四天之后,凯南收到了马歇尔从弗吉尼亚州家中寄出的亲笔信:亲爱的凯南:我那夜非正式地感谢你为周日晚宴的演讲提供的帮助,我现在想更正式地告诉你我十分感激你为这些事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你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建议。我觉得你是修改上周日晚宴演讲的不二人选,因为两年前你为最初的哈佛演讲曾做过相似——但是更加重要的——工作。你忠诚的,G.C.马歇尔

   “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这几个字中所蕴含的知遇之恩简直无以言表!要知道马歇尔并非一个和蔼亲切的人。漫长的军旅生涯早已将严峻冷酷的特性融入他的血液和言行,但他也成为美国政治外交史上最从谏如流、最重视下属意见的国务卿,其政治外交见解远比大部分国务卿更加成熟而深刻。凯南在华盛顿的几年中,与马歇尔共事约一年半,将一位高级助手对于决策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只有这个与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将军才真正倾听他的建议、欣赏他的价值。马歇尔任内开创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作为长期机构至今犹存。可惜也可叹的是,其他所有政策研究室主任都没有机遇和能力达到第一任主任凯南那样对美国政治外交诀策的影响力。

   四、高处不胜寒  何似在人间

   乔治·凯南在政治外交领域的春风得意及其对最高决策层的影响力以马歇尔的退休告终。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政治理念与外交风格等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凯南被迅速地边缘化,不得不于1950年辞职。其实,早在凯南风头正健之的1947年,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河认知,就已经与高调出台的杜鲁门主义分道扬镳了。

   事情要从1946年末说起。当时英国政府鉴于国内经济的严重衰退,不得不宣布暂停对希腊的经济援助。而这一经济援助是阻止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支援下的希腊国内左翼势力控制希腊的关键。英国突然撤出,希腊危在旦夕。跟希腊一海之隔的土耳其不仅历来与希腊政局息息相关,而且地理上与苏联接壤,希腊不保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讲使土耳其滑入苏联阵营。此时,凯南的长电报所分析判断的冷战局势已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已在所难免。但作为民主党人的杜鲁门总统这时面对的,是还有不少孤立主义声音的共和党占优势的参众两院,白宫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说服国会投票支持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

   1947年2月末,尚在战争学院任教的凯南突然接到通知,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由凯南主持、专门研究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临时小组,为三周后杜鲁门总统就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国会演讲起草讲稿。于是凯南与小组成员日以继夜地赶出了一份详实中肯的报告。凯南基于在长电报中所分析的苏联对国际局势的微妙心理和不敢贸然扩张的原因,提出面对苏联这样谨慎敏感的对手,在土耳其、希腊问题上避免冲突、就事论事才是正确的政策方针,而不是将具体问题普遍化,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争夺。

   但不久后凯南惊讶地发现,国务院最终呈递给总统的定稿与自己起草的原稿大相径庭。原来,草稿经另一个小组“润色”后,已与原稿中就事论事的客观论述截然不同,强调了原稿并未侧重的意识形态对抗,以便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凯南立即表示抗议,但为时已晚。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关于希腊、土耳其问题所作的著名演讲—“杜鲁门主义”—充斥着意识形态渲染和冷战对抗色彩,特别是那几句极富鼓动性的话:我相信,支持自由民族,帮助他们抵抗有征服预谋的少数内部武装分子以及外部压力,必须成为美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必须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这些慷慨激昂的宣示似乎成为了美国加大冷战力度、挑战苏联的宣言和动员令。这些国会议员们喜闻乐见的“传播自由”、“抵抗暴政”、“民主旗帜”等蛊惑人心的词句恰恰是凯南最担心的,因为这样的修辞把单一的、个别的土耳其、希腊问题变成了普遍的东西阵营对抗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左右下,在“必须”、“支持”、“帮助”的语境中,美国针对土耳其、希腊问题的特定政策也被解读成了一贯坚持的既定政策。

“杜鲁门主义”的演讲果然使国会通过了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的决议,并在美国舆论界受到广泛好评。可是这一演讲同时触动了苏联人敏感的神经,并向世界各国发出了错误的信号。1950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基于“杜鲁门主义”的绝密文档“NSC-68”,将“被动遏制”转为“主动遏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83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