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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东:日本安全政策取向及对东北亚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8-07-06 00:41:44
作者: 吕耀东  

   内容摘要

   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及政策走向, 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新安保法”已成为日本实现全球性安全战略意图的依据, 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依托日美同盟机制, 借东盟峰会设定海洋安全议题, 刻意曲解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 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构想基于价值观的安全合作机制, 推动“印太”战略理念的落实。

   关键词:日本; 日美同盟; 朝鲜半岛; 中日关系; “印太”战略;

   作者: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日本外交政策与中日关系。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9期

  

   近年来, 日本在年度《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扩大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篇幅, 明确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施压力度, 渲染“中国威胁”, 扩大钓鱼岛、东海和南海问题事态, 强化日本安全政策的针对性攻势。日本安全政策的指向性调整, 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及周边安全环境, 增大了东亚各国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问题的处理难度, 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为了增强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和支配力, 提出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的国家发展构想。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意图, 日本在通过《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计划》的基础上, 以落实海洋权益的名义, 开展全方位的战略性外交, 构建全球性海洋国家联盟, 力图实现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实质性飞跃。日本的安全战略调整必然会反映在具体的安全政策实施之中。安倍晋三2017年初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 “从日本海到东海、南海, 地区形势逐渐紧张, 围绕我国的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日本要“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同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携手, 切实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到印度洋之间地区的和平与繁荣”。[1]安倍的上述执政理念就是要通过相关安全合作机制, 以日美同盟为基础, 整合亚太及全球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相关国家, 扩大日本参与东亚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本外交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对外关系的最大课题而展开, 特朗普执政后, 安倍即与其确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 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日美“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 进一步明确日美同盟的指向性和针对性。特别是, 安倍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构想, 设置了一个体现日本作为亚洲代表且具有主导性的议题, 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及中国海洋维权活动作为国际安全保障问题提出, 继续渲染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性。

  

   “新安保法”实施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点

   如今日本的安全政策已完全背离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理念。随着“安全保障相关法”的生效, 使得自卫队违反“和平宪法”的海外动武成为可能。对此, 安倍首相宣称:“我们的自卫队将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 为世界和平做出较以往更多的贡献。和平安全法制, 获得了来自世界的支持和高度评价。对其贴上‘战争法案’标签等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这就是最好的佐证”。“现在已不是任何国家仅依靠一国之力就能守卫和平的时代了。为本国防卫目的而允许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等, 使无疏漏应对成为可能, 并提高威慑力。”[2]这样的言论表明, 安倍政府以和平主义的旗号, 在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行使海外集体自卫权, 借此增强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 以一贯的“中国威胁论”渲染东亚周边紧张局势, 力求在海洋战略层面遏制中国海洋维权。日本“新安保法”及其安保法制的全面铺开, 成为自卫队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化依据, 是战后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质的变化, 将对亚太及全球安全环境及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从“新安保法”通过的政治目的来看, 就是力求实现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修宪”的构想, 为自卫队海外动武制造法律依据。日本新“安保法”重点在于应对“灰色地带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和“存亡危机事态”三个方面安全问题, 涉及日本最高决策者主导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如何判断、解释和应对日本未来在可能的冲突及战争中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问题。具体来说, 所谓“灰色地带状态”即介于和平状态与武力冲突之间的事态, 在未达到武力攻击的状况下, 当日本的警察力量无力或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之时, 就可出动自卫队加以应对。其表面上是要保卫日本“西南诸岛”, 实则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事态发展, 直接指向与中国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所谓“重要影响事态”, 是指“若置之不理则可能导致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等情况、给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事态”。[3]日本已将应对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态的《周边事态法》 (1999年) 更名为《重要影响事态法》, 这使得日本安全保障范围现在应对范围已远远突破周边地理范围的限制。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 是指“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武力攻击, 日本的生存亦处于明显危险境地, 且民众生存、幸福与自由权利受到威胁”之时, 日本可行使武力予以还击。这就是说, 日本已经改变二战战败以来的“专守防卫”安全政策, 变成可以依据“同盟国及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的国家受到攻击时, 并危及到日本国家安全的状况”发动主动性武力还击。上述三种事态实的“判断”已成为自卫队恃机发起武力攻击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内法依据, 极具引发战争的危险性。以日本自卫队旨在就“尚未与他国处于战争状态、但仅靠警察与海上保安厅 (人员) 难以应对‘灰色地带’事态进行合作”的演习为例, [4]虽然对外宣称日本警察、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联合训练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点”, 但显然是针对钓鱼岛这样的所谓“离岛”。在日本警察、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联合训练的同时,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多次在冲绳本岛周边海域实施设想发生“重要影响事态”的联合训练。这种演习是具体落实日本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随着“新安保法”的成立, 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基于新安保政策的海洋安全合作陡然增强, 以维护海上通道为由, 与南海声索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 深化日美同盟的海洋合作力度。安倍将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作为“战略性国际防卫合作”政策的重要环节, 遏制中国的正当海洋维权。譬如, 日本与菲律宾于2017年3月27日就提供2架海上自卫队训练机“TC-90”完成租借移交, 此举意在帮助菲律宾军队提高警备能力以对付中国在南海的海洋维权活动。双方还谋求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的联合训练, 旨在为针对中国海洋维权而加强与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的密切合作, 提高这些国家的海洋警备及应对能力。

   以朝鲜的核与弹道导弹开发以及中国的海洋活动为借口, 日本自卫队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实施突破“专守防卫”的进攻性政策。一是自卫队实施保护美军舰艇在内的“武器等防护”。设想以美军舰船为主的保护, 因此也被称为“美舰防护”。也就是说, 海上自卫队将防护对象扩大至正在进行所谓“保卫日本”的美军舰艇。这种设想是从平时到对日本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重要影响事态”的多种情况下展开的。这就意味着日本可出动自卫队护卫舰随同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到日本海, 实施对朝鲜军事攻击的战斗部署。二是为防备朝鲜半岛因朝鲜问题发生军事冲突, 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构建有关自卫队应对举措的情景模拟。主导该工作的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指挥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 , 其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 按“事态”不同, 分别讨论与美军的合作以及自卫队的具体应对措施。并设想了包括美军先发制人攻击朝鲜、朝鲜军队进攻韩国、两军出现偶发性冲突、朝鲜导弹落入日本等情况的应对。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对于朝鲜半岛事态进行了三种事态设想:若美军先发制人发动攻击, 预计朝鲜军队将对驻韩美军基地实施反击等。若该情况被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 日本就能实施向美国军机提供燃料补给等后方支援。若朝鲜的军事行动升级, 成为“存亡危机事态”, 日本就能派遣护卫舰对美国军舰实施防护等。若出现“武力攻击事态”, 日本就能够发出“防卫出动”命令。日本政府将根据不同“事态”, 梳理美军与自卫队共同应对的动作等, 谋求在政府内部实现共享。[5]

   可见, 安倍政府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化, 事实上已使得日本海上力量脱离了“专守防卫”, 这意味着自卫队随时可能“依法”海外动武。

  

   日美同盟的对华指向性及其影响

   日本基于“新安保法”在美日同盟内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华意向日益突出。特朗普执政后, 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安倍和特朗普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意向, 进一步明确了美日两国政府通过盟约应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也表明了“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指向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多次明确表示,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安排, 我们坚决反对利用这一同盟损害第三方利益”。[6]中方要求日方信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不要在非法“国有化”钓鱼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 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行动, 严重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 进一步恶化了东亚安全环境。

   首先, 日美通过修改《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ACSA) 深化双边同盟机制。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实施, 为日美强化同盟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2017年4月, 经修改后的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通过获批。其主要内容为扩大自卫队对美军的后方支援, 以加强双边同盟关系。基于新安保相关法, 在原先的“战斗区域”提供弹药将成为可能。修订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中规定, 即使是包括可能发生战斗场所在内的“战斗区域”, 除正发生战斗行为的“战场”外, 自卫队可向美军提供物资。物资包括弹药等作战装备。这相比原先仅限于“非战斗区域”的旧协定有了大幅调整和修改。此前若日本没有受到直接攻击或没有达到预计会受到攻击的情况下, 不允许提供物资。修订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中所谓“战斗区域”后方支援是指, 若日本政府判断“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受到攻击、陷入日本存亡受到威胁的事态”等情况下, 可向美军提供物资。该修订版协定生效后, 日本政府可在不制定新法律的情况下, 对美国舰船及正在准备进攻的美军战斗机供油。[7]也就是说, 在新安保法施行后, 针对朝鲜半岛问题及东亚安全环境的恶化, 甚至发生“战斗区域”的情况下, 日本自卫队可以给介入作战的同盟国或“与日本安全相关的”国家提供弹药等战事物资支援。

其次, 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 严重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 恶化了东亚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安倍以防范中国军事崛起为借口, 强调日美同盟的针对性。强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中已写明, “各缔约国宣布在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领域, 对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会被认为危及本国的和平与安全, 将依照本国宪法上的规定和程序, 为应对共同的危险而采取行动”。[8]为此, 日美通过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 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特别是, 安倍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为由, 要求美国保持既往亚太战略的可连续性, 力图将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落到实处, 并体现在美国防卫日本安全的实际行动上。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上,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强调, 中日希望日方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 为地区有关国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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