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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义龙:民主的条件、后果和限度——托克维尔问题

更新时间:2018-07-02 23:30:05
作者: 吴义龙  
首先,托克维尔区分了两种集权: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有些事情是与全国各地都有利害关系的,有些事情只与特定的地方有利害关系;将第一种事情的领导权加以集中称之为政府集权,将第二种事情的领导权加以集中称之为行政集权。其次,政府集权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而行政集权却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导致人民萎靡不振。美国的情况是,政府集权达到了很高水平,并且不存在行政集权,存在的是地方分权,尽管这种分权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例如州没有税收人员,只能借助于各乡镇的税收人员,从而经常妨碍大量需款的政府工作。尽管托克维尔相信美国如果采取行政集权,可能会使美国的社会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但令他敬佩美国的,不是地方分权的行政效果,而是这种分权的政治效果。地方分权使得老百姓在小事情上得以自我管理,从而培养起公共精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小事上没有学会使用民主的老百姓,是不会在大事上运用民主的。地方分权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能够有效阻止在民主社会中的社会的原子化和个人的同质化。

   而在联邦形式、乡镇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司法制度,因此才会有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的判断。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可能会产生多数的暴政,而法学家精神在美国能够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之一。法学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思想极为保守,在一定意义上是反民主的;这表现在法学家爱秩序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而秩序的最大保护者是权威,这里的权威并不是多数的权威而是法治的权威。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学家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本性,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在美国,法学家是人民唯一信赖的知识阶层,许多政府的公职都由他们来担当,从而这种法学家精神并不只是保留在学校和法院,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从而使得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有可能塑造成对抗民主的性格。

   作为人民主权表现形式之一的陪审团,是另一个重要的纠正民主偏差的制度。托克维尔将陪审团制度的两种作用进行了区分:作为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存在的陪审团,并把后者当做主要的考察目标,因为,只有始终坚持从这个角度评价陪审团制度才是适当的。托克维尔认为,在惩治犯罪行为方面利用陪审制度,会使政府建立完美的共和国,因为没有惩治,法律迟早会失去其强制作用;而实行陪审制度,可把人民或至少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可以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公民之手。而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制度的影响力更会无限加强,因为它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之中,而这种思维习惯,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不仅如此,这种制度对公民形成权利观念和尊重判决事实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在参与陪审的过程中,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当中获得的。

   民情,也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此,托克维尔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与精神面貌,包括人们的心理习惯、各种见解和在社会中流行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由此可见,这里的“民情”一词的含义非常宽泛,涵盖了一个社会中所有非物质实体的、属于精神观念方面的特征总和,相当于所谓的广义的政治文化,包括所有可能影响政治生活和与之相关的理智活动与行为方式。托克维尔认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以至于“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做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托克维尔并没有对美国的民情做出一一描述,而只是考察了其中有助于维护政治制度的几项,包括宗教、教育、习惯以及实践经验等。

   尽管“民情”一词含义非常宽泛,但也并非不可捉摸;相反,它来自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社会情况,只有当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考察之后,方能够了解一个社会的“民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在托克维尔的语境中,“民情”是特指能够影响政治生活的那一部分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大致地将“民情”等同于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那么,“它的结果是惊人的,因为它扭转了已获得的关于民主的理论观点,并且同几个世纪之久的概念,即政治生活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所创造与构建的实体相决裂。”托克维尔并不否认法律和制度对于促进民主的自由是必要的,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以多数的手段,通过讨论处理所有事务、甚至是最微小事务的习惯,是所有习惯中最难获得的。但是,只有习惯才能塑造真正自由的政府。”正是这种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的养成,才是人民主权原则最为充分的体现。

  

三、两种现代专制主义


   民主是美好的,也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但民主并不必然导向自由。托克维尔认为,平等可能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陷入无政府主义,另一种是走向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他主要关注的是后者。然而,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民主的社会状态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情况。首先,平等唤起了人们具有可无限完善的观念。随着等级的消失和新事物的出现,导致了没有根基的变化成为平等社会的自然状态,人们没有时间使自己依附于任何东西,只是习惯于变化,而这种变化改进了人们的命运;其结果就是,人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无限地完善自己。其次,随着这种观念的形成,人们的信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信仰对于一个社会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不再从人类以外的地方寻找权威,而是从人类自身当中寻找其信仰的主宰,个人理性由此得到了充分地释放。

   这种每个人依靠自己确定其信念的平等的时代,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兴起。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并且个人主义是民主社会的产物,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个人主义造成的后果是,个体逐步脱离了大众和公共生活,退回到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当中,并且只专注于私人生活与个人利益,从而公民不再是公民,公民还原成了个人。与此同时,条件平等给了人们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使得人们“不顾一切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而这种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和舒适生活的享受,导致了人们不再关注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产生了“普遍的漠不关心”;并且人们由于只顾关心自己的事情,“而忽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

   一方面,当“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时,相信大众的趋势将会增强从而导致公共理性成为民主社会的新的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使得人们不再关注公共事务,割断了先前在贵族社会存在的人们之间的纽带,使其陷入到孤立和隔离的状态之中,个人也因此在社会中变得微不足道和更加软弱,社会的力量就变得强大起来。这种社会状态的新情况使得民主社会的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即一旦多数的权威和人民主权原则相结合,就会形成一种新的专制——多数人的暴政。不仅如此,这种多数的暴政还有道义上的支持,因为在民主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许多人联合起来总会比一个人的力量更大,并且多数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多数的力量不仅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且还促使它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

   与以往的专制的不同在于,“先前的国王只拥有一项物质力量,这项力量仅能影响人民的行动,而触及不了人民的灵魂。但是,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这两项力量合在一起,即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他所关注的主要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专制,因为其比物质力量的专制更为可怕,也更为危险,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奴役且不会招致反抗,毕竟谁也对抗不了多数。这种精神专制主要是通过公共舆论得以实施的。在人们就某一项重大问题还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讨论下去;而一旦多数就此做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时,不论是决定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必须服从;同时,在民主社会,由于个体的软弱和微不足道,更多的人将会选择追随大多数人的决定,而不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后做出决定,并且不论该决定对自己是有利还是不利。因为,人与人是一样的,“所以在众人同他对立的时候,他立即回感到自己不对;他不仅怀疑自己的力量,而且开始怀疑自己的权利,而当绝大多数人说他错了的时候,他会几乎完全认错。”在美国时,有人曾告诉托克维尔:“我们是变化无常的公共舆论的奴隶。”公共舆论成为了民主社会的真正的支配性力量。

   尽管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尤其是其精神专制理论对于传统的专制理论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在我看来是相当致命的。首先是对“多数”的批评。在托克维尔看来,“多数”是一个抽象的、固定不变的实体,可以将其理解为在一个特定社会里总体人数中的占多数比例的人群。而在麦迪逊看来,多数是一个流变的、多元的的概念。在不同的场合,这种构成多数的人是不同的;在某种场合下,一个人可能是多数的,而在另一场合下,这个人可能又变成是少数的。不仅构成多数的一个人如此,构成多数的一群人也一样,他们随着其所决定的事项的不同而会成为多数或者少数。因此,“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长期利益或共同利益因多数的权力滥用而被促进;除非是在一般的或以威胁少数团体的原则上,长久的和潜在的专制的多数不会形成。”

   其次,质疑了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多数暴政可能性的高估。尽管在理论层面上,严格按照托克维尔的论证,这种以多数人意见绝对优先而剥夺少数人权利的专制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更为常见也更为可能发生的专制,却是一部分少数人以多数人的名义对另一少数人甚至是分散的多数人进行实际上的压迫,即所谓的“少数”暴政。对同一项事务而言,要想获得多数人对该事务的一致意见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人由于专注于自己的私事而不会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或者是由于人们的偏好不同甚至是利益相互冲突而很难对该事务取得多数意见,更不用说取得一致意见了;相反,少数人由于利益更加集中也更容易趋于一致,并且更可能组织起来,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院外活动”或其它措施,从而侵犯其他人甚至多数人的利益。

   当托克维尔在完成《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时,他对民主社会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传统专制理论中的多数的暴政。但是,当他随后在英国旅行考察期间,他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他发现英国政治领域中行政集权的现象很突出,这使他预感到民主社会中一种新的专制的出现,以至于托克维尔说道:“集权,一种民主的本能;一个成功地脱胎于中世纪个体主义体系的社会的本能。……如果我能采纳它,将是我的作品的第三卷(即《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卷)要探究的问题,一个基本的问题。”但由于托克维尔本人并未对这种新的专制给予明确的命名,而是表示:“这个事物是新的,所以在不能定名之前,就努力说明它的特点。”因此,后来的学者对这种新的专制的命名出现了多个版本,例如马克斯·韦伯将这种科层官僚制比喻为现代社会的“理性铁笼”。

前文已论述过,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随着身份在一个国家实现平等,个人便显得日益弱小,而社会却显得日益强大。”换句话说,人们专注于个人事业而对公共事务漠视,以及人与人相同使得个人渺小软弱,从而导致了一方面,人们不愿意参与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又需要政府随时帮助他们。尽管托克维尔认为,使领导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积极和强大是必须的,但是统治者会把每一个人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将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而一旦这种中央集权与人民主权相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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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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