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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澍:一起清代百年坟山案件的背后:观念、制度与技术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8-07-02 23:18:58
作者: 姚澍  

   【摘要】 坟山案件是清代最常见的案件类型之一,江西省义宁州的明仲公定案错综复杂,参与人数多,缠讼百余年。透过此案,可以看出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官民冲突与融和。从观念层面来看,受官本位、无讼观念的影响,官方将坟山案件视为“细事”并予以打压,而受敬祖、宗族观念的驱使,民众顽强地进行诉讼。从制度层面来看,终审制度的阙如使当事人不断翻控成为可能,而为了平息诉讼,除了判决,官府也重视调处结案。从技术层面来看,官员会根据案情灵活地选择法律、情理等裁判依据;另外,为了使处理结果得到当事人的支持,利益平衡也是常用的裁判技术。

   【中文关键词】 清代;地方司法;明仲公定案;坟山;宗族

   【全文】

   在传统中国社会,坟山案件是最为常见的案件类型,如有的文献记载“文邑民风好讼,而词讼之间,坟山十居其七。”[1]江西省修水县图书馆藏有一件清代坟山案件的资料,原文称为明仲公定案,成书时间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材料的整理者是周家俊,字秉德,为该案主角周明仲的子孙。案件发生在南昌府下辖的义宁州,当事人双方为周明仲和周铭仲的子孙,两家同姓不宗,此案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案发到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才彻底解决。该案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当事人的禀状;另一类是各级官府之间的批文、传票和案件的移文等。尤为难得的是,案卷虽为周明仲的子孙整理,但对双方的观点和做法进行了真实、全面的记载,很多不利于周明仲一族的内容也未回避,可见材料未经人为裁剪。另外,该案的时间跨度大,可以对不同时间段的案件审理情况进行动态地研究。该案可以成为研究清代地方司法的理想样本。

   该案从案发到最终结案跨越了一百三十三年,历经十二次现场勘查,十九次审断,经过“院、司、府、州”四个清代地方司法的完整审级,至少有三十四位官员参与审案。当事人不惜动用多方资源、使用各种策略顽强地进行诉讼,而官府一方面不愿意民众无休止地缠讼;另一方面又借助于民间调处,并运用各种裁判技术审理案件,以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通过对该案的分析,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官民对坟山案件的态度是否有差异?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案件的翻控和解决能否从制度层面得到解释?官府为了平息诉讼采取了哪些技术手段?

  

一、案情梗概

  

   有的坟山案件情况复杂,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翻出来重新审理,审理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案件延续的时间很长,该案就延续了百余年的时间才得以解决。在历次的审理中,官府出现的三种不同的处理意见尤其值得关注。

   (一)百年难断的悬案

   该案共经历了五次诉讼,前两次案件的经过并未见到直接的记载,只是在后来的案件中有所提及。

   第一次诉讼发生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案件的起因是周铭仲后裔周在简将其父葬入义宁州马市塔下的蛇形山,周明仲后裔周若奇因此兴讼,案件最终经过公亲的调处,令双方公同醮祭,不许添葬,官府对这一结果予以认可。

   第二次诉讼发生在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周铭仲后裔周必玉称周明仲后裔周重义将“周明仲”写入族谱,并窜改其妻子和后代的信息,还冒认蛇形山的其他祖坟,企图借此占山,因此,周必玉上告到官府。而周重义反驳称周必玉在其族谱中捏造世仆周驴、周骡二人,并称二人为周重义之祖。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官府将山地判归周必玉一族管。

   第三次诉讼发生在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七月,起因是周铭仲后裔周唐勋、周廖虞将系争山地内的护坟枯树砍伐搬回,周明仲后裔周均爱、周添福等控告到义宁州。周均爱等人认为该山葬有祖坟八塚,有鱼鳞册、坟册为证,并且,山粮也在本族周添福户内完纳。再者,周明仲坟前有石墩,为古塔的基石,也与此地土名“塔下”吻合。周铭仲后裔周国柱、周太孙等称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后山地归本族管理,山内共有十塚祖坟,周铭仲曾任官,其坟为宦塚,有华表等遗迹可证明。而且,山中树木近百年来倒下七次,均归本族处理。另外,山粮随田粮在周子太户下完纳。地方志因受到兵火毁损,所以无周铭仲的记载。周国柱还认为周均爱等所指的周明仲坟墓位置与乾隆年间案件非同一处,所称的坟墓数量也前后不一。再者,星家无建塔镇坟之说。随后,周均爱提出质疑,认为周铭仲族人在康熙年间的案件后才提出兵部尚书的说法,现在又改称兵部侍郎。双方各执一词。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官府认定山内共十塚,均无墓碑,坟前石墩不能确定是塔基或华表,谱册等不能作为证据,双方均无确据。随后,公亲出面劝释,出具了立释帖,[2]双方也出具甘结,承认了对方祖坟,愿意按照康熙旧判管祭,不添葬、竖碑。官府予以认可,并要求禁止砍伐树木,遇树倒充公。

   第四次争讼发生在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五月十二日,蛇形山一株巨树被吹倒。三天后,周铭仲后裔周子太、周庆兰等请求将树充公。杨署州批道“据请入官原无不可,惟离城遥远,搬运维艰,且现在无应修工程。着将此树由族长变价或充入祠堂公用,或修理祖坟,任听自便。族房人均不得顾问,倘敢垂涎滋事,另禀拘究,可也。”[3]等到周明仲后裔周均爱提出将树充公时,杨大人回复树木已交周子太一族处理了。一个月后,周子太等人控告周明仲后裔周玉秦“蛊众数百余人抢树一空”,州里雷大人于是派人将树木运送回州,但周均爱称树木被周子太族人搬走了,双方争执不下。官府除了强调将树木充公外,对坟山之事不予理睬。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山中又有巨树倒下,双方再次试图翻案,但被官府压制下来。

   第五次诉讼发生在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正月,山中一巨树被雪压倒,周明仲后裔周玉秦等向义宁州控诉周铭仲后裔周容德等人抢夺树木,并毁坏祖坟。此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周璧相又改口称周铭仲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玉秦等对周铭仲的身份表示极度怀疑,向两江总督陆建瀛提出控告,甚至出具甘结。[4]总督陆建瀛督促将案件重新审理。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南昌府衙门认为双方均无实据,周璧相“冒宦显然”,并认为“嘉庆九年前府觉罗麟守断案甚为公允,两造亦俱情愿。”[5]于是援引前判结案。

   (二)官府的三种处理意见

   在历次审理中,官府内部出现过三种意见,将坟山归周铭仲后裔、断作官荒和归双方共同管祭,而在嘉庆年间的案件中,这三种意见都出现过。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七月,周明仲后裔周添福主张管山,署州田茂仁认为,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官府已将山断归周铭仲后裔,周添福所提交的坟册记载并不符,故仍将山断归周铭仲后裔。此后,周明仲后裔周均爱不断上控,南昌府新任署府何启秀认为周均爱虽属妄控,但山地纳粮和周铭仲是否任官等情尚未查清,要求义宁州重审。新任的阳署州认为“断公醮既能相安,断归一家管醮亦能相安,可见彼此原无定凭,过借端混告,坟山上无事即彼此不言,山上有事则又混争讼,其余两家均非应管之山,已无疑义。”并向南昌府何知府建议“将该山断为公山永远封禁,两造均不许添葬、种植,其山上坟墓既能各认祖坟,应各听醮祭,毋许搬用,以息讼端。周国柱搬回之树讯系枯木,所值无几,免其追赔。”[6]何知府对这一建议未采纳,而是饬令候补知县刘腾蛟等进行勘查。

   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十一月,新任知府杨炜向巡抚张诚基汇报案情时提出,坟山早归周铭仲后裔,周均爱故意混争,建议“杖八十,拆责三十板示惩”。[7]张巡抚认为案件尚未查清,批道“仰该按察司查案核详夺。原词存谳、勘图府详并发,仍缴臬宪吊各卷牌。”[8]按察使衡龄招认为《大清律例》的《户律•田宅》对审理坟山案件有规定,“例载民人告争坟山近年者以印契为据,如系远年之业,虽将山地字号亩数及库存贮鳞册并完粮印串逐一丈勘查对,果相符合即断令管业。不符又无完粮印串,其所执远年旧契及碑谱等项均不得执为凭据,即将滥控侵占之人按例治罪。”[9]该案的双方均不符合例文要求,应当将山断作官荒,坟墓“仍照康熙五十九年原处共同醮祭,彼此不得藉坟占山,亦不许添葬砍伐,以杜讼端。”[10]

   对此,知府杨炜有不同看法:其一,即使与例文不符,也不能断为官荒,并引用刑部成案说明;[11]其二,江西的山场在该案以前并无鳞册,山粮系摊入田粮完纳,高安县志对此有记载;其三,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后山归周铭仲后裔,并有完粮印串,应认定为其祖业,参照刑部成案处理;其四,周铭仲后裔周国柱有证据上的优势,而周明仲后裔对坟墓的指证前后不一。按察使衡龄招针锋相对地指出“周均爱所呈册号不足为官山之据,但周国柱所称山粮随田带纳亦系一面之词”,随后,案件被移交给广信府知府觉罗麟审理。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公亲出面调处,官府予以认可。该案当事人各执一词,官府的意见也不统一,案件屡断屡翻,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官民对坟山案件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联系。

  

二、观念分析:官民对坟山案件的不同看法


   《大清律例》将案件分为“重情”与“细事”两类,[12]其中“细事”包括田土、户籍、婚姻等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坟山案件事关先祖和宗族,因而十分重要,故“细事不细”。

   (一)官方话语权主导下的“细事”

   “细事”一词折射出清代“官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官本位’就是处于决策地位的官员们以自身和相关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权力为手段,来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13] “细事”首先就是“官本位”观念在立法上的体现。清朝政府对危害统治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在立法中,重大刑事案件尤其是“十恶”等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案件受到高度的重视,并被称之为“重情”,而普通百姓之间的日常纠纷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被称为“细事”。这种划分以统治阶层的利益为中心,反映了“官贵民贱”的“官本位”观念,官员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百姓的事情再大也不过是“细事”。

   对地方官员来说,“官本位”观念同样严重,主要体现在案件的审理中只对上级负责,而对民众的利益置之不顾。“重情”类案件,因为有审转制度的存在,官员不敢掉以轻心。而“细事”类案件,地方官员就有决定权,审理时相对随意。在嘉庆年间的案件中,署州阳浩然和按察使衡龄招关于将坟山断作官荒的意见就是这种观念的直接体现,尤其是衡龄招认为“何难断作官荒”,“今将该府将山断归国柱管业,讼无了日”。[14]但是,如果有上级官员的介入案件,下级会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重视。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案件上控到了两江总督陆建瀛处,陆总督在七月二十七日批道“案延数十载之久,殊不成事。”[15]接到批示后,布政使陆元烺[16]立即向南昌府作出批示,“仰该府立即遵照,刻日勒提应讯人证及卷据来省,详考志乘,秉公讯断,详候核办。”[17]最后不忘叮嘱“毋稍违延,火速,火速!”南昌府接到布政使陆元烺的批示后于八月初二日向义宁州发出公文,“将应讯若干人证到案,检齐全案卷宗及州志谱据,限三日内具文一并批差押带赴府,立等亲讯断详。”还提到“案延已久,如再迟延,定即委提。火速,火速!”[18]可见,在有上级官员介入案件的情况下,“细事”案件也会被当作“重情”案件审理。

此外,从清代对官员的称呼中也可以感受到“官本位”观念的盛行。当时的文学作品有很多相关的表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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