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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平:深圳改革开放存在的主要不足和挑战

——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四)

更新时间:2018-07-02 16:17:13
作者: 张思平  
有些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最重要的是民生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长期滞后必然带来的后果,包括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社会领域的这些重要改革有些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改革持续多年而长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教育、卫生体制改革;有些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反复和重大失误,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有些改革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没有启动,如分配制度改革;有些改革受现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长期难以有明显进展,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等等。

  

   应该承认,社会领域的改革涉及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和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难度大,见效慢,但是长期以来,政府的职能转变、执政理念未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需要而及时的调整。深圳政府职能转变已经讲了多年,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GDP为中心的传统执政理念,政府领导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是确保经济增长,扩大投资规模,追求城市形象和追求政府政绩;政府部门仍然迷恋于行政审批权力,自我设立了分钱分资源的各类大量审批项目,而市民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分配共享问题等本来应该由政府做的事,却没有得到认真解决。因此,如果政府的执政理念、职能转变没有解决,民生社会领域的改革很难有所突破,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就很难真正落实。

  

   实际上,解决好民生社会问题,实现共建共享,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才是判断深圳改革开放成败的最终标准。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同时,共建共享也是习近平同志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因此,在未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改革中,深圳应该下大气力补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短板,把民生社会领域的改革作为重点,把共建共享作为深圳未来改革的新方向新坐标,围绕市民在民生社会、公平共享等方面最关心、最期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教育、民生、分配、户籍、住房、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财政等方面大胆改革,力争突破,为解决好民生社会问题,实现公平共享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加快民生社会领域的改革,不仅对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促进全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几十年改革开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严重不公,公共服务不足,腐败严重,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面临着众多的社会矛盾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些问题和风险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对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质疑,甚至少数人还企图全面否定改革开放,重回“文化大革命”的贫困的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使社会普遍缺乏改革共识。深圳如果能通过民生社会领域的改革,较好地解决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实现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目标,使深圳成为全国率先实现公平共享、包容发展的一面旗帜,将使深圳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为国家的改革探索出更多的改革经验,提供更好的示范,为促进全国的改革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改革过程中的艰难探索和出现的曲折,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开拓的改革开放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在几十年艰苦探索和实践中既充满着取得伟大成就的喜悦,又蕴藏着历经曲折的艰辛;既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全方位的成功的经验,也在探索过程中存在着不足、失误,而这些不足和失误又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不少借鉴。因此,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顾深圳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既要充分肯定成功的经验,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思总结艰难探索中存在的不足和遗憾。从一定意义上讲,深圳在改革开放艰难探索中的不足、曲折和失败,也是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探索中,深圳在改革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困难,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改革探索中,由于实践经验不足,出现严重失误,从而给深圳的改革开放带来不利影响。最为典型的是1992年8月10日股票认购风波,1992年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上市公司数量有限,新股发行处于探索阶段。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后,股市开始转暖,由于一级市场新股发行数量较少,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攀升,这就意味着投资者只要在一级市场买到股票,在二级市场卖出就能获得相当可观的回报。

  

   在当时全国新股采取定价发行,新股发行价格大幅低于市场价格的大背景下,由于缺乏新股定价发行的条件和经验,以及对新股认购发行形势判断不足,深圳市1992年8月10日采取了“新股认购抽签表”的发行方式,即股民通过购买新股抽签表,可以获得申请新股的权利。由于新股发行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格,新股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刺激了投资者踊跃认购,吸引了全国百万人涌入深圳排队抢购,造成了新股认购过程中秩序大乱,发生了深圳历史上最严重的重大社会稳定事件。“8•10事件”的发生,不仅对深圳的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带来了重大风险,而且也对深圳乃至全国的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长远不利影响,应该是深圳改革开放历史上一次沉重的教训。

  

   二是一些重要的改革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对深圳的改革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较为典型的是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出现的反复。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改革试验区,也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先行试验场,早在1988年深圳就借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和香港建立不同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的经验,出台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和市场商品房“双轨”,以及福利房、微利房、商品房“三类”的住房供应体系,由政府负责建福利房,企业建微利房,开发商建商品房。

  

   在2000年前建成了27万套包括福利房和微利房在内的政策性住房,大体上满足了机关干部、企业员工、困难群众等不同层次的多元化需求,商品房的价格也基本上保持稳定。

  

   但是自从2000年前后,受国家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地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深圳已经实行多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了重大调整,基本取消了福利房、微利房的政策,政府停止了福利房的建设,禁止企业自建微利房,甚至企业利用自有土地兴建职工宿舍都被严格控制,把社会所有阶层的住房需求都推向市场商品房。住房制度改革的重大调整,使得商品房价格的涨,从2005到2015年,10年间深圳房价整体上涨了7倍左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数据,2016年上半年深圳以38.6的房价收入比,列为全球大城市第一,成为全球“最难买得起楼”的城市。

  

   以住房制度重大调整为主要原因的深圳奇高房价,固然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增长,使部分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以及在促进城市更新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深圳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却是多方面的、长久的和巨大的。高房价提高了营商成本,给深圳的制造业、物流业带来极大的挤出效应,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成为现实,增加了深圳产业空心化的风险;高房价大大提高了深圳的物价水平,给中低收入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压力;高房价降低了深圳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使青年人失去了奋斗的希望;高房价加大了收入差距,成为拉开不同群体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对深圳建立公平共享、和谐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住房制度改革的重大调整和失误,到2015年深圳享受不同类型保障房的群体仅为126万人,与同年常住人口1137.89万人相比,住房保障率仅仅达到11%,即使加上领取人才安居补贴、机关单位住房货币补贴的群体,深圳市的住房保障率也只有15%左右,而新加坡的住房保障率为82%,香港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不同类型的保障住房体系之中。从深圳住房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来看,一项重大的改革发生颠覆性失误,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三是一些涉及重要利益格局调整的重要改革未能突破,使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这类改革中,户籍改革表现得最为突出。户籍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产物,虽然在历史和现实上,户籍管理对社会治安管理、基层管理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总的说来,户籍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加大了社会分配差距,割裂了社会各个阶层,带来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是一项与现代文明社会发展方向相背离的管理制度,中央和国务院对户籍改革一直高度重视。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是国家统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在全国未取消户籍管理以前,深圳单独取消户籍管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改革试验区和经济最发达的非户籍人口占绝对比重的深圳市,应该加大户籍改革的力度,包括扩大户籍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对非户籍常住人口实现公共服务公平性和均等化,在社会公共政策和管理领域,逐步取消对非户籍常住人口的不公平的歧视政策等等,为国家深化户籍改革并最终取消户籍制度进行探索提供经验。

  

户籍制度改革在深圳提出了很多年,市政府在某些方面对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也作过一些调整,户籍人口的数量也有部分的增加。但总的说来,由于受执政理念、发展模式、既得利益群众的阻挠以及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影响,深圳户籍制度改革长期难以推动,更谈不上有突破性进展。到2015年深圳户籍人口仅占常住人口31%,占实际管理人口的17.7%,在深圳有800万左右的非户籍常住人口,他们在深圳有稳定和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是深圳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繁荣稳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圳经济增长和建设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然而这800万非户籍常住人口,与深圳户籍人口相比,在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公平社会保障,不能够公平地享受政府应当提供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他们基本上被隔离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安全网之外。他们几乎被排斥在参政议政、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基层管理之外,无权参加基层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和被选举,没有资格参加政府公务员招收的考试,甚至没有资格成为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中有正式编制的员工,只能成为“同工不同酬”的编外人员;他们不仅不能成为城市管理、社会管理的主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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