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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依畴:传统中国耻辱刑的存在成因与文化基础

更新时间:2018-06-28 00:04:06
作者: 范依畴  

   耻辱刑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种类,常以特殊标识使受刑人蒙受羞辱,并将这种羞辱加以公示广告,借助受刑人内心耻辱痛楚和大众观睹恐惧来达到惩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这类刑罚能在中国产生并存在几千年而不被社会所淘汰,有深层次的原因和基础。

   耻辱刑的成因是非常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从人的本性上来讲,看到国家法律对犯罪人进行人身污损、人身侮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认同。“罪犯就应该受罚并受辱”的认识,是广大群众普遍的心理,但这并不是最深层的原因。

   耻辱刑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其肉体痛苦可以忽略不计且能有效地惩治犯罪的刑罚,正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以及文化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大众的普世耻辱观念或者说主流荣辱观,宏观上说就是耻感文化。

   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耻辱刑才能有施展其效能的土壤。另外,作为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手段,刑罚的存在和运作都必须以推动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权威为出发点,所以耻辱刑的存在基础也不能忽视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耻辱刑的存在基础还包括中国古代某些具体的文化和观念,在这些文化观念的影响下,耻辱刑才能对罪犯起到惩罚作用,才能对民众起到教化作用。

  

一、耻辱刑存在的自然与人性基础


   刑罚作为一种制裁犯罪的手段,必须有一定的惩戒性,往往与受刑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大致对应。这种罪刑相适应的原理是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的。耻辱刑作为一种刑罚,也具有这一特征。

   从人的本性上来讲,对犯罪人进行人身污损、人身侮辱等惩罚,是人们自然而然的认同,这一认同往往不需要任何外界影响,而是一种发自人内心深处自然而然的感受。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于罪犯就应该让他受罚并任人辱骂唾弃这一认知,是广大群众的普遍心理。

   (一)人身污损作为报复手段的自然运用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都是社会大众的一种常见的心里认知。一个社会,只要保有正常的善恶观,这个社会就能自发产生诸如“杀人偿命”的普遍认识。“杀人偿命”只是针对犯杀人罪的人而言的,同理,伤人者受刑也是一种人的自然认知。

   荀况曾说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荀子?正论》)到了后来刘邦入主咸阳城后与老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认识。

   其实,“犯罪受刑”的这种普遍认识,更早是源自于古代的复仇观念,即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同态复仇是一种古老的复仇习俗,中外都曾出现过同态复仇的习惯。这种观念是原始社会各个种族之间自发形成的且自发达成的一种共识。

   同态复仇在解决氏族纠纷、维护部落之间的和平相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态复仇的观念除了作为一种方式习俗以外,也曾进入过法律的调控。《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伤害他人眼睛、折断他人骨头、击落他人牙齿的自由民,应分别处以伤害其眼、折断其骨、击落其齿的刑罚。”

   可见,早在四千年的古巴比伦时期,同态复仇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基于人类社会曾有过的这种同态复仇的观念认识,人们才普遍认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做法。

   耻辱刑作为一种刑罚,其目的是给受刑人带来精神痛苦和部分肉体痛苦,比如在受刑人脸上刺上表征犯罪的符号和字样,让受刑人戴枷锁示众等。这些痛苦可以说是对受刑人所犯罪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的报应。尽管受刑人展现给外界的是其受刑惨状,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他罪有应得。如果受刑人连这点痛苦都不用去承担,那么最基本的司法公平正义就难以实现了。

   (二)人身污损导致自身痛苦的客观存在

   犯罪人因犯罪而受到耻辱刑的惩罚,社会大众普遍的社会心态是认同和支持的,上文已经提到过,这也是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那么因犯罪受刑而身心受辱,受刑人自己是何种心态,也是考察耻辱刑能有效存续的基础。

   一般来说,心智正常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荣辱感,能知羞耻、能知荣耀,这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道德层面最基本要求特质。一个人犯了罪,被法律判处了耻辱刑,在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上,刑罚都会对受刑人造成一定的用刑效果。在法律层面上,受刑人因罪受罚,知晓了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

   因此,自己必须因犯罪而承担刑罚的不利后果。在道德层面上,这种用刑效果是来自社会的责备和非难。心智正常的受刑人,一般来说都会从内心深处感到自责和羞辱,再加上耻辱刑常常将这种耻辱效果放大、扩大,这就加大了受刑人在精神上的痛苦感。

   如受过墨刑的人,面部或者额头上时时刻刻显现着诸如“劫”“抢夺”“窃盗”等代表着罪行的文字或标记,对受刑人来说,这就是一种羞辱。这种不带来剧烈肉体痛苦,也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对于稍微有廉耻心的人来说,却可以做到惩罚得淋漓尽致,令其没齿难忘。

   宋人胡致堂曾对黥墨之刑如此评价:“然则涅其颡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颡受墨涅,若肤疾然,虽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则弃人矣。”这里的“弃人”点中了黥墨之刑的要害,受刑人从此受人唾弃和疏远,最终被社会所抛弃。所以,耻辱刑给受刑人带来的人身污损、人格羞辱效果致使其自发产生了精神痛苦、精神压力,也是该刑罚存在的一种客观基础。

   若无这一基础,耻辱刑就毫无存在的价值。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被同学庞涓陷害,“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后来“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水浒传》里的宋江,尽管做了寨主,极尽风光,但一想到自己脸上的金印(刺字),每每心情沮丧。诸如孙膑、宋江之类英雄好汉都难以克服刺字(墨面)刑带来的巨大心理创痛,这正是耻辱刑能得以发挥效用的展现。

   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种极端情形,对于寡廉鲜耻、毫无荣辱感的人来说,这一惩罚也许只能从法律的层面给其带来一些权力的限制或者肉体的痛苦,受刑人不会自发产生任悔罪感和内疚感,即使耻辱刑的用刑使其耻之于公众,公众也对其进行责备和唾弃,但受刑人自己仍然不会产生任何羞辱感和罪恶感,反而引以为荣,感到自豪,并发誓要更加变本加厉的报复社会。

   那么此时,耻辱刑就失去了惩治犯罪的效果。可见,耻辱刑的效果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尽管寡廉鲜耻的人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不忽视其存在。因此,耻辱刑必须具有能使受刑人自发感到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的客观事实,才能产生惩罚效果。

   (三)社会大众好观赏受刑惨状的普遍心理

   中国古代经常公开执行刑罚,如斩首、绞刑、凌迟处死等刑罚,通常都会在人流量较大的集市闹市执行,一方面是为了威慑犯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教育民众。对于老百姓来说,人内心深处对于刑罚的好奇心激发了其观赏的欲望。这一现象其实是人性阴暗面的的一种展现,即围观他人受刑惨状的一种心理。

   明末进士郑鄤因恶逆而被处以凌迟,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就记载了明末进士郑鄤被凌迟处死人山人海围观的场景,“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声亦嘈杂殊甚”,待凌迟执行完毕后,刽子手把郑鄤尸体的肉一条一条割下出售,以至于“买生肉以为疮疖药科者,遍长安市”。这种聚众观看行刑、信奉吃人肉可以治百病的现象反应了古代人们喜好观赏受刑惨状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

   正是基于社会大众的这种普遍围观行刑惨状的心理,耻辱刑这么一种特殊的刑罚,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惩罚意义。也正是基于这么一种社会大众对于围观行刑的猎奇心,耻辱刑才能一方面向社会大众展现行刑惨状,威慑他们,另一方面,通过威慑,教育社会上的不安分子放弃犯罪念头。

   所以,若虽公开执行耻辱刑,但是根本无人围观、无人感兴趣,刑罚执行完毕后,持续性的耻辱效果也无人唾弃和责备,那么耻辱刑就基本上失去了其惩戒犯罪和教化民众的意义。

  

二、耻辱刑存在的社会政治需要

  

   中国古代耻辱刑种类繁多,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以法内官方耻辱刑为主。这些耻辱刑都属于国家正统刑罚体系的范畴,是由国家正统法令严格规定的。法律是一个国家维护统治秩序必要的工具,刑罚作为法律的执行手段,自然重中之重。耻辱刑同样要符合社会政治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恫吓儆阻效尤的需要

   耻辱刑最首要的目的就是制止犯罪、惩戒犯罪人。这一目的是通过刑罚给受刑人带来的诸如限制某些权益、限制某些自由、直接造成身体损害等效果来实现的,这也是由刑罚具有惩罚性的本质所决定的。刑罚给受刑人带来的负面效果对于受刑人来说,必然是痛苦的,有身体上的痛苦,也不免精神上的痛苦。

   这一效果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可以说就是一种震慑、一种恫吓。国家通过对受刑人用刑,以及持续性的惩罚效果,向社会表明国家对犯罪人及其所犯罪行的谴责和否定评价,从而威吓和震慑社会上的不安分子,让这些不安分子产生一种出于对刑罚痛苦的畏惧而不敢尝试犯罪的心理。这也是其存在社会政治的需要。

   一种刑罚,对于受刑人本身的惩罚效果暂且不谈,若是想产生非常好的威慑和恫吓社会大众的效果,那么就必须具有非常惨烈的行刑外在表现和迅速传播行刑惨状于社会公众的特征。

   传统的诸如限制自由的徒刑、发配边疆的流放刑、带来肉体痛苦的鞭笞之刑,在以上这几个效果方面,都远远不如耻辱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主流刑罚行刑方式都不惨烈,仅仅只是限制受刑人某些权利或限制人身自由,或是给受刑人带来一些皮肉痛苦。

   另一方面,这些主流刑罚一旦刑罚执行完毕,受刑人重回社会,惩罚效果自行刑完毕后即完全消失。从这两点上来看,耻辱刑在恫吓儆阻效尤这方面的表现,相比其他刑罚,确实尤为明显。耻辱刑以给受刑罚人带来羞辱和耻辱为其惩罚的主要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耻辱刑通常会给受刑人贴上难以磨灭的犯罪标签。这些耻辱刑给受刑人造成肉体痛苦的同时,也给受刑人贴上了永久性的或者长久性的犯罪标记。

   这些标记使得受刑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向社会公众宣布自己曾经犯罪受刑,让民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刑罚的严酷性。这种宣誓效果非常直观地、非常有效地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这种流动的行刑惨状和耻辱标签的展示有力地教化了民众、遏制了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的犯罪念头,这正是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稳固政治统治的需要。

   (二)标榜恤刑仁恕的需要

   耻辱刑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政治统治需要的手段,还体现在标榜恤刑仁恕这个方面。耻辱刑相比死刑或者非常残忍的肉刑来说,其惩罚力度、给受刑人带来的肉体痛苦性都要小很多。

所以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看来,用耻辱刑作为重刑的替代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展现了自己仁爱恤刑,又非常有力的教育了民众。统治者通过运用耻辱刑标榜恤刑仁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将耻辱刑作为减等替代刑来适用,二是对于某些弱势人群直接适用耻辱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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