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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毅:西方历史哲学眼中的中西文明观

更新时间:2018-06-27 23:54:56
作者: 任毅  

   内容提要:文拟通过对维柯、黑格尔、汤因比、雅斯贝斯等西方历史哲学大家眼中的中西文明观的梳理,来展现从充斥于媒体、大众舆论、文学、意识形态到深埋于学术研究、世界政治战略等等的中西方乃至东西方关系的思想根源(当然也是萨义德的“东方学”的思想根源)——西方历史哲学,它同时也是西方历史转换为西方的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世界的世界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根源,并根据其逻辑就其实质作一推衍和评论。

  

   之所以选取以上四人为代表,乃在于:他们不仅是公认的西方历史哲学大家,其著作构成了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框架和发展脉络,而且正是他们对中西文明观有深邃而丰富的论述,奠定了西方人延至今日的中西文明观大部分思维、认识和判断的基础。

   历史本体论的目的是“试图使历史科学的结果成为一种世界观整体上的统一理解”。[1]也就是说,历史哲学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但不是一般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对时间和历史、宇宙和人类的总体解决或想象。

   被卡西勒称为康德的“第四批判”的历史哲学其实是康德在三大批判完成后所要建立的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而至今被人称道的三大批判只不过是康德的知识清理工作,或者说为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大厦而打造的牢固地基而已。康德未完成的心愿在黑格尔那儿得到辉煌的造就,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一部广义上的历史哲学。[2]由此也可见历史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

   关于文明的定义,我采用当今很流行的说法,即将文明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部分,并且倾向于汤因比的看法,即认为文化在其中居于核心和灵魂的地位。[3]

   由于西方历史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关系极深,在此需首先就基督教神学历史观作一交代。《圣经·创世纪》以上帝造万物开局,以万物最后复归于上帝结局。这种历史认识和信念与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观相比,“第一次真正打破了循环的观点……在这里,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进步”[4]。

   圣奥古斯丁在基督教神学历史观的定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上帝之国在地上的实现乃是历史的目的;相对于“千年王国”的降临来说,在上帝创世,基督诞生及末日审判之间的无数个时代及其人类的作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上帝创世发动了时间之流,基督的降临赋予历史以原点,末日的先行赋与每一刻以拯救的意义[5]。可见,基督教神正论历史观虽然赋历史以方向性和最后的拯救,但(人的)历史在其中被悬置和被虚化了。也就是说,只有上帝的时间和对上帝的信念,没有人的作为和人本身的任务。

   西方历史哲学创始人维柯以“人是实现天意的手段”这一命题,解决了人的时间与神的时间、人类的现世和上帝的来世之间的矛盾。以后西方历史哲学基本上是在此神学救世史的图式上建立起来的。[6]维柯的天意、康德的自然意图、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希特的世界计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神,莫不如此。

  

一、维柯:文化一元和多元两种可能


   西方历史哲学的源头虽可上溯到奥古斯丁甚至《圣经》,但真正将历史与哲学结合的是维柯。维柯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和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类对历史是可以认知,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把这称为“新科学”“第一原理”,但人的意图或计划只是“天意的手段”。也就是说,人的历史活动成为上帝神圣工作的继续。[7]

   维柯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天意”的规定,各个民族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发展过程在“骨子里”大都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在发展的细节上有差异。他把这个称为“人类共同的心灵词典”[8]。揭开这个“词典”,我们会发现一切民族都要经历一种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的“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由三个时代组成:神的、英雄的、个人的,每个民族都要经历这些时代及其相应的政体。

   在维柯眼中,这三个时代及其相应政体是次递演进,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并且每种政体就其时代而言乃是自然而然和“最好的。”故他在总结《新科学》的主题时所用的标题是:“论由天神意旨安排的每种政体都是一种最好的永恒的历史”;另一方面,民族及其文明都是多元的,自然发展过程,没有高下优劣之别。

   前者使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融合成为可能,后者则为各民族之间平等、宽容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维柯这一倾向在赫尔德和兰克那儿得到继承和发展;这就是历史主义史学和文化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维柯的另一种倾向也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的宣扬。由维柯肇事的这种价值分野在维柯这儿是由以下三点构成的,(使维柯在文明上做出价值分野的这三点原因就成为西人后来直到今日坚持并加大加深这种分野的最原始的认识根据):

   第一,自由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一方面维柯认为各种政体就其自身而言都是最好的,认为贵族制和君主独裁和自由民主制之间并无价值高低,它们对于它们各自的时代和民族情况而言都是自然的,最好的。

   另一方面,他认为西方已进入人的时代,而人的时代的特点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在本性上是平等的”。[9]故他虽然认为人的时代的两种政体君主独裁制和自由民主制在价值上是不分伯仲的,各民族选择那一种政体视其国内情况而定,甚至他还明显偏向于君主独裁制,称其为“伟大的”、“最人道的”,[10]但如从平等这个“人的时代”的逻辑推衍看,自由民主政体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优越性,因为只有它最符合所谓的“人的时代”的特点——平等。

   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由于君主独裁政体在19世纪成为自由民主政体的死对头并被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打倒后,“独裁”从此成为一个贬义词,君主政体也就成为极权、等级森严、不人道的代名词。而原来受到欧洲启蒙运动广泛赞誉和推崇的“皇帝文官式”的中国君主政体也就从最先进、最人道的而沦落为最落后、最极权的。

   第二,基督教原则。如果说自由民主政体的优越性是造成西方优越论合法性的人类的或政治的根据,那么基督教则是其神的或信仰的根据。维柯认为宗教对每个民族都是必需的并构成每一种政体的真正基础。[11]

   维柯同时认为西方的宗教“和一切其它宗教之间有一本质的区别:基督教才是真实的,而其它宗教都是虚假的”,“即使单从对人类的目的来看,基督教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12]。既然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最好的宗教,那么基督教,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和以基督教为基础文明也就具有了其它民族和以其它宗教为基础的文明所没有的优越性。

   第三,由上述的政治和信仰的根据虽然把西方推到了世界最好、最高的位置。正如中国和印度等各大文明也以不同根据把自己抬高到这一位置一样,但这种位置的最终实现则不仅取决于“老子天下第一”、“抚有四海”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有无扩张的强烈冲动和军事征服上的信念,像传统中国那样以德礼来“协和万邦”的信念和实践是不行的,[13]需要一种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念和行动。

   而西方长期的分裂、战乱和征服是产生这种信念和行动的最好土壤,维柯认为“优秀的民族”凭借武力征服“堕落的民族”,并把后者“安置在所管辖的各行省”,而后者亦借此“得以保存”,这显示出“自然秩序的两道大光辉:第一凡是不能统治自己的人就得由能统治他们的人统治;其次,世界总是由自然界最适宜的人们来统治的”[14]。

   维柯所说这个“自然秩序”,可以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雏形,并且给这种强者逻辑或自然法则披上道德的外衣。而在披着道德外衣的自然法则之下进行的就是西方五个世纪的殖民史及其垒起的西方中心的历史宝座。

   可见,为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实践提供合法性的政治、信仰和文化心理根源的逻辑已隐含在西方历史哲学之父维柯的“新科学”中。而18、19世纪西方在科技、组织制度和思想方式方面的创新及其随之而来财富和信心的巨大的增长则使这些隐含的逻辑在现实中充分展开,即:使这些已有的因素发酵膨胀并以绝对优势征服了世界。

   西方开始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和人类的中心,故而,虽然维柯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如不曾被欧洲人发现,他们现在也会按人类各种制度的自然进程前进,”[15]但问题是:既然已经发现,那怎么办呢?在炮舰的征服和理性的设计之下难道不可以把基督教文明之光照到黑暗的大陆?何况这种“发现”和“照耀”本身不也正是天神授予西方民族的使命,不正是另一种自然过程吗?

   于是维柯之后的西方人再也不满足于维柯用“科学上的一些原则的光照来瞭望古代和近代的世界各民族”,他们要用此光照来照亮被他们视为“古代和近代”的同时代其它民族。维柯思想中的西方特殊论和优势论的倾向在19世纪得到膨胀式的发展,其登峰造极之作即是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

  

二、黑格尔:历史的终结与作为基督徒的猫头鹰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处于枷锁之中”,“科学的进步导致道德的退步,”卢梭在其中提出的自由与必然,科学与道德,恶与历史进步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主线。[16]正如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是黑格尔一样,从康德开始途径费希特、谢林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高峰也是黑格尔。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绝对精神显示自身、认识自身、实现自身、返回自身的过程。绝对精神的本质即自由,故而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世界历史的进程和自由意识的进步基本上是相合的。世界历史分为四段,其重心渐从东转向西,东方世界(中国印度、波斯)、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与此相应自由意识进步是这样的:无自由或一个人的自由,这就是东方世界;少数人意识到自由,如希腊、罗马;全体人意识到自由,即日尔曼世界。

   在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内,每个民族只有一次体现着精神,是世界精神显现自身的工具。世界历史是东方到西方,“西方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精神已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17]。他认为中国和东方是历史的绝对起点,但仅此而已,中国和东方永远无法摆脱“蒙昧”的“孩童状态”,而日耳曼民族和西方正在承担世界精神的最后使命。

   日耳曼世界虽是人类的“老年”时期,但“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18]。在此黑格尔用一元的世界历史扼杀了维柯的各民族生成兴衰的历史,用直线式的历史路线取代了维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用封闭的历史即历史的终结取代了维柯历史的开放即历史的循环不已。

   以色列先知预言“千年王国”必将到来,黑格尔则说历史的终结正在开始。正如“天国的光辉”将洒满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最好的制度”也将在“历史的最后的国家”实现[19],黑格尔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在历史的终结中得到了统一。这个最后的政治国家之所以代表了一个综合和终结,乃在于它使一切可能的方面都得到了和解,而没有为将会导致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的不完善性和不满足留下任何余地。

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在另一方面似乎有疑问,例如他把美洲说成是“世界未来的大陆在那里”,他从俄国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完整性”,俄国可能去自身中蕴育着超出其视固本性的巨大可能性[2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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