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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珏: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与“惯习”概念

更新时间:2006-09-17 00:04:42
作者: 朱伟珏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对布迪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并实现其统一,他从认识论的层面对此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可以同时弥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不足的重要概念——惯习。他的社会学认识论,以及奠定其方法论基础并以独特方式融合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优点的“惯习”概念,为我们打破社会学领域内所存在的各种对立,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布迪厄、惯习、认识论

  

  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当代思想、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社会学为超越存在于其自身领域内各种二元对立(个人与社会、主体与结构以及微观与宏观等)所做的种种有益尝试等,都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反思。总之,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其统一成为当代思想界、当代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

  社会学对主客观二元论的反思主要由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们,如A.吉登斯(Giddens)、J.哈贝马斯和P.布迪厄(Bourdieu)等所展开的。吉登斯指出,现代主义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与理解主要建立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之上。主观主义将“人”这一行为主体视为社会分析的核心命题,而另一方面,客观主义则由于将“社会”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所以社会制度就成为其分析社会的中心主题。但是,由于主客观双方都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因此我们很难用它们来理解社会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吉登斯提出了以结构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为认识对象的著名的“结构化理论”。

  另一方面,布迪厄则将主客观二元对立视为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他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存在的任何对立都是围绕着主客观二元对立而展开的。而且这一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因此,如何克服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它们的统一就成为布迪厄社会学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为超越这一对立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社会行动或称惯习行动)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社会行动并非直接取决于结构,结构通常都是通过惯习“这一被身体化的分类图式”间接地支配着社会行动的,而且惯习这一“主体的契机”反过来又对结构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对结构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显然,“惯习”成了一个可以同时把握主体与结构的重要概念。

  吉登斯,尤其是布迪厄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为社会学开辟了新的境界。对于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社会学来说,如何克服主观主义,使从“个人”立场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将“社会”列入其考察范围,反之,如何摆脱客观主义的束缚,使从“社会”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够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而这两位社会学家,特别是布迪厄从关系主义立场出发的社会学思考,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并最终实现社会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

  

  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是从对传统社会科学的认识与理解出发的。他在其重要著作《实践的逻辑》一书中,对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主客观二元对立提出了尖锐批判:“将社会科学人为地分割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立中,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就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这一分裂之所以能够接连不断、并且不加任何修正地得以再生产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这种相互对立的认识模式不论对社会现象学来说,还是对社会物理学来说,都是一门不可或缺、不可化约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科学。”[1]这就是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与分裂是作为一种任何其他形式的对立都无法取代的“最终选择”而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的。而且这两种认识方式本身也都以这一对立为其基本前提,即对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任何一方来说这种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隐藏在诸如“实证主义”与“理论主义”、“经验实证主义”与“大理论主义”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与“萨特式的现象学”等各种理论交锋背后的,正是这两种表面上看来似乎难以和解的认识方式的对立。

  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布迪厄分别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展开了批判性考察。他指出,由于主观主义始终将“生存”体验,即行动者的“直接体验”视为必然并将其贯穿于理论之中,所以它根本无法对“这类体验为何成立”的问题做出反思。就是说它无力对“实践”的成立条件,即所谓“客观结构与身体结构的一致”这一社会性条件提出质疑。总之,主观主义无法对“实践”进行客观化与对象化操作。

  而另一方面,客观主义尽管将超越个人意识与意志的“客观规律(结构、法则、有关关系的体系等等)”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但却忽略了对客观关系(客观化时研究者的态度和立场)本身进行客观化操作。也就是说,客观主义者忘记了在与“行动者直接体验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从外部”对客观关系进行对象化的操作。因此,客观主义者无法说明由它自身所建构的“客观意义”与主观主义的“生存意义”之间的关系。总之,客观主义同样无法理解“实践”的意义。由此布迪厄得出如下结论:不论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都存在着无法对其自身的认识结构进行客观化操作这一致命弱点。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在保持这两种认识方式优点的同时,消除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呢?布迪厄认为,其实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都属于一种学术性知识,它们都以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为其认识前提。因此“要想在保持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克服这两种认识方式之间表面上的对立,只须让学术性实践服从于另一种有关‘认识主体’的认识即可”。因为“这‘另一种’认识(即有关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种同样存在着内在局限性的认识方式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种本质的批判性认识”[2]。换句话说,要想克服主客观二元对立,只有从“关系主义思考方法”出发,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关系也列为主要考察对象。至此,布迪厄将分析的目光集中到了在对某一对象进行客观化操作时,观察者所应采取的态度,即所谓的研究者(观察者)的“价值中立性”问题之上。

  事实上,布迪厄对学术场域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研究者“价值中立性”问题的反思之上。与主客观二元对立一样,研究者的价值中立性同样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之一。然而,这一构成现代性基础的重要前提如今却遭到社会学家们的普遍质疑。他们认为社会学家们实际上根本无法摆脱社会关系与人类知识之间的相互制约。因此,人们在探究社会知识形式时,必须将研究者本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也考虑在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同时将说话者(观察者)本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形成这一身份的人生经历以及说话者在说话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即他是处于支配性地位还是处于附庸地位等因素也列入考察范围[3]。布迪厄同样也对观察者立场的“中立性”,尤其对社会学家的“价值中立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作为一名学者的“观察者由于专心从事于对实践的阐释工作,因此他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观察者本身)与观察对象的关系带入其对对象的认识中。”[4]即使像社会调查这种较为公正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也同样无法完全摆脱研究者本人态度的影响。因为研究者往往会通过不同的提问方式巧妙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受访者。布迪厄举例道,如果调查人员向普通老百姓提出“你认为存在哪些阶级?”,或者向年幼的孩子提出“你认为娱乐与工作有什么区别”等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所反映的必然是研究者本人的意见。而事实上,这类可笑的、自问自答式的提问却大量充斥于各种社会调查中。因此,即便像客观主义者那样,采取与实践当事者的“直接体验”以及其主观表象保持一定距离,并坚信“学术性知识”比实践者所掌握的任何“常识”都更为有效的态度,也同样无法保持中立的立场。

  显然,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是建立在对朴素实证主义,以及对朴素的经验论的怀疑之上的。也就是说,他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对那种认为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观察对象都是一种独立于对方的存在,两者之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朴素实证主义思想的反思,以及对认为对于观察者来说,观察对象可以直接被表象出来这种朴素的经验论式前提条件的批判之上的。众所周知,对朴素经验论的质疑最初来自于从个人这一主观主义立场出发的现象社会学。正是以许茨(Schutz)为代表的现象社会学,将认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其主要考察对象并从根本上克服了这一对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试图通过主体的认识来寻求现实产生过程的现象社会学,早已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现象社会学使认识与现实达成了统一,但它却无法回答当现实同时被复数个体所发现时,其结构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客观问题。

  另一方面,布迪厄尽管对从主观主义立场出发的现象社会学予以了充分关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依然停留在了客观主义的框架之内。在谈及社会科学的前提条件之一——“认识论式断裂”[5]时,他指出,“认识论式断裂”尤其对于社会学来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由于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只须凭借自己的思考就能够理解社会事实”,所以要实现“认识论式的断裂”,首先就必须与上述这种“自发社会学”彻底决裂[6]。显然,布迪厄的主张与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的迪尔凯姆的立场十分相似。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曾对存在于社会学领域内部那种认为社会事物必然会反映在人的意念之中,只须凭借人的观念就可以了解一切社会事物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社会的许多现象都表明,只凭人们的主观想象是不能处理的。有许多事物,只凭意识难以解释,既不能了解它们的真实面貌,也不知道它们的本质。”[7]因此我们“必须将社会现象看作是社会本身的现象,是呈现在我们外部的事物,必须摆脱我们自己对它们的主观意识,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部事物来研究。”[8]就这样,迪尔凯姆通过设定独立于“主体”意识与意志的客观对象的方法,确立了其客观主义立场。

  布迪厄首先对迪尔凯姆的主张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此方法不仅“有力地破除了‘社会世界透明性的幻觉’”,而且还使我们“和常识性理解划清了界限”。“这一立场有能力发现男女众生在‘生产他们的社会存在’时不得不涉入的‘决定关系’(马克思语)。”[9]但与此同时,他也对客观主义一再强调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客观主义在把握实践时,由于已经预先将行动者对实践的经验搁置了起来,所以它至多只能去揭示那种“学究”式的实践观。因为“就在它赖以捕捉到它宣称要把握的现实的那个运动的过程中,它也正在破坏着这一现实的某一部分。”[10]换句话说,客观主义在阐释现实时,由于忽略了将有关现实的表象统一起来,所以它同样有失客观性。

  因此,布迪厄认为,要想避免陷入化约论的陷阱,就必须彻底摆脱结构实在论的束缚。“问题是如何才能摆脱结构实在论的束缚。和行动者的直接体验切断了任何联系,作为一种建构客观关系的重要契机的客观主义,由于将这些关系视为一种早已建构于个人与集体历史之外的客观实在来加以把握,所以它在进行实体化操作时必然会陷入结构实在论的陷阱。”[11]因此,要摆脱注重“实在”及“客观结构”的客观主义的束缚,就必须在研究中重新导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

  与迪尔凯姆试图建构一种独立于行动者直接体验的客观对象所不同的是,布迪厄将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也同样看作是社会事实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布迪厄看来,尽管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客观结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表象与意志”所构成的。而那种与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切断了任何联系的对象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将“直接体验”视为某种生成物的社会建构而已。

  “尽管如此,客观主义在进行客观化操作时,完全不对它的与行动者直接体验保持一定距离,并且站在这一体验之外的特征一一这既是客观化操作的条件同时又是客观化操作的结果一一进行反思。客观主义由于忽略了对以我们周围的日常经验为分析对象的现象学所揭示的问题的考察,即它忽略了对认为可以直接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这一表面现象的质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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