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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文化东西: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性

更新时间:2018-06-27 01:13:35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五四学生运动后,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东西文化问题,而一举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暴得大名”。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广,文化,特别是东西文化,成为当时读书人心目中最为关注的问题。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1921年出版后,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响非常热烈,没多久就出了第八版。从当时关注的程度看,其影响不低于大约同时而稍早出现的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一些人而言,甚或超而过之。如严既澄当时就说:“近来国中的出版物,最引人注意的,要推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要知道“五四”后那几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段,影响上一代人最大的梁启超并未完全“功成身退”,而新一代人的偶像胡适正享受着“暴得大名”后的尊崇。梁漱溟能突然吸引很多读书人的注意,甚至一度显出超越梁启超和胡适的样子,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提示出他抓住了时代的问题,其言论反映出时人的关注所在,不可等闲视之。

   用今天的俗话说,梁漱溟可以说是狠狠地“火了一把”。梁的学问不以学术梳理和辨析见长,而以自身的体味见长;他虽然有意面向更多读者,却也不是那种特别迎合普通读者意趣的作者。这样的著作,通常不容易造成轰动,但他的书居然能够引起惊动众人的共鸣效应,就需要辨析了。“火”的基础是大家的呼应(包括接受和反对),能“火”就意味着有足够多的受众,反映出了那个时代读书人最关心的问题,因而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反映。

   先是梁漱溟从1920年到1921年在北京和济南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讲演,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讲稿也很快整理成书出版。冯友兰后来回忆,梁漱溟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鲁迅曾说:“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所谓心中本有诗,拨辄立应,便有些宋儒所谓“人同此心”之意。大约总要心态先相同或相通,然后可产生共鸣。

   梁漱溟的书还没出版,其演讲就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多少与梁对时代风气的高度敏感相关。恰当中国思想界从“中西学战”转向“中西文化竞争”之时,梁漱溟使用了“文化”和“哲学”这样的最新流行术语,并置于众所瞩目的“中西”框架之下进行讨论,诚所谓得风气之先。尽管这并非像今天很多事一样是有意“策划”的,而且他主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并未得到多少共鸣(详另文),但他至少在一个恰当的时候、用合乎时宜的表述符号提出了很多人想要探讨的问题,仅此已足以引起“广泛的兴趣”。

   这样看来,梁漱溟抓住了什么问题,或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如果要简略地概括“梁漱溟之问”,就是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渐边缘的中国文化如何“翻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研究东西文化,针对的就是“中国民族今日所处之地位”这一根本问题。而这完全是个文化问题,应寻求文化的解决。关于梁漱溟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当另文详论,本文仅粗略勾勒其时代背景及其跨时代意义。

   梁漱溟之问的时代背景

   借用康有为的典型表述,中国在近代从“独立一统之世”被迫走入了“万国并立之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读书人对“世界”的认知,从来充满了想象和憧憬、无奈与徘徊,始终以紧张、矛盾为特色,可以说是“万解并立”,从未真正达成共识。“世界”本应取代中国人熟知的“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天下”,包括全部人类社会,近于今日“全球”的意思。但在很多时候,它又是一个隐含文野之分的想象空间,实际被“泰西”所主宰,其余各民族、国家可以有进有出。

   因此,在中国读书人说到“世界”时,心里想的可能是“西方”。尤其他们想要进入的那个“世界”,所指的基本就是“西方”。中国读书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尽管带有十足的“日本特色”,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基本就是一个时空合一、仿佛不言自明的整体(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其间的差异)。到民国初年,一些人逐渐认识到“西方”不必是个整体,而更多是个合体。陈独秀在1915年强调“法兰西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既表明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也是那半带想象的“西方”已经分裂的一个表征,还表现出了“西方”与“世界”的不对等。

   同时,按照王国维的总结,近代中国一个涉及文化根本的大变,就是“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比“道出于二”更严重的是,在这竞存的两“道”之中,西来的一方已渐居主动,且民初“西方”的分裂似也并未影响其在中国思想言说之中的主导地位,这是几代中国读书人始终关注中西文化问题的主要背景。

   而梁漱溟提问一个相对临近的时代背景则是,民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对宽松,尽管不少读书人的忧患意识仍较强,但与甲午后迫在眉睫的“亡国”忧虑相比,当时中国的外患不特别明显,因而更有深入思考的余地。如果退回去二十年,中国人感觉差点就要被瓜分,亡国的危险真有迫在眉睫之势(这忧虑也更多是认知层面的,外国确有鼓吹“瓜分”之人,但这主张基本未曾上升到各国政府的政策层面),谭嗣同便已在作“亡后之想”了;这与新文化运动期间大家不必担忧亡国,没有很强的危机感,心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局势的相对宽松是一个不小的时代转变,梁漱溟自己就说,“从前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忧虑,此刻似乎情势不是那样,而旧时富强的思想也可不作”,因此可以有更长远的思考。对于以“天下士”自居的读书人来说,少了“近忧”,自然更多“远虑”。正如研究梁漱溟的专家艾恺所指出的:

   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深刻的文化危机。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面对的是人类的普遍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特殊时期的处境。这种选择精神,更多地是在感情上与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个永恒问题相联系,而不是与他们的生存环境这个直接问题相联系。

   在艾恺眼里,梁漱溟就是这样的天下士。但由于西潮冲击后“天下”已兼具“世界”与“中国”两重意义,他又并非完全超越的天下士,而是“把自己对人类的普遍问题的关心和对中国现时特殊情况的忧虑联系在一起”。

   本来身处鼎革时代的人,往往容易反向思考,回归到天下或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从清末开始,国人的各类改革,不论是想象的还是实际施行的,基本都带有面向未来的倾向,希望能有助于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在“瓜分”和“亡国”的认知威胁大体解除以后,当时的内外环境使得不少读书人可以相对平和、更带建设性地去思考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里到底是什么地位,以及怎样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梁漱溟想要“解决”的问题或他所“推测”的未来,都与此相关。这样的“未来”,同时也是很现实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候的不少人,就基本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像胡适和梁漱溟这一代人(按梁漱溟比胡适小两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就目睹了好几项以千年计的根本转变,其感触非比寻常,思虑也当更高远。同时,欧洲大战带来的世界巨变使相当一些西方人也开始反省他们的文明或文化。这些重要的内外背景,都使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容易去思考更基本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到中国自己的基本问题。

   另一方面,从清季走过来的梁漱溟,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的危机感。他父亲梁济1918年秋天以自杀警醒国人,给他本人以极大的刺激。梁济明言其自杀是殉清,而最主要的导因是他对民初尝试共和的失望。梁漱溟显然分享着他父亲的观感,他在1920年说,“假使吾人设身为十余年前的纯正中国人,就是看现在的中国,已可惊异不置”。其“惊异”的表面是说中国没了皇帝是个巨变,但其潜台词却不是正面意义的,而表现出一种迫切的危机感。

   时间上今昔的异同只是对比的一面,更强烈的对比还是在以空间为表现的文化层面。时人所说的西方或西洋,不仅是空间意义的,更多指称一种文明(文化),故东西对比的范畴,便很容易落实在文化上。而正是在对比的意义上,中国文化的危机愈发凸显。梁漱溟虽然把东方文化分为印度和中国两类,但其论述的主体是中国(详另文),所以他仍在因应中国读书人心目中“道出于二”以及中国一方竞存不力的问题。

   梁漱溟特别指出,已经成功的西方不存在文化认同的问题,“就是领受西方化较深的日本人也可以不很着急”,而已经亡国的殖民地不能自主,甚至没有“着急的资格”。而中国的特殊在于,它既不是西方,西化也不成功,又没亡国。既然“还是一个独立国,一切政治法律都还要自家想法子来处理”,所以文化问题对中国特别迫切,而文化选择更已到生死攸关的程度。

   今后中国文化到底应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其实也就是从文化层面思考怎样“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1922年梁漱溟在山西演讲时强调:

   中国民族今日所处地位与前数十年不同了。所以不同,所以要变成现在这样,完全是文化的问题。一方面固因国内的变动,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面别国的变动。西方民族因为有那样的文化而成那样的局面,渐渐的使中国地位也受很大的影响。看明了这层,然后可以晓得我们应当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做法。

   北大学生冯友兰就是带着东西文化的问题出国留学的,他在国外时注意到,“中国人现在有兴趣于比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论方面,而在行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预期将来”。换言之,“中国人所以急于要知道中西文化及民族性的优劣”,是为了以后的行动——“假使他知道中国文化好,他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敢放胆前进;他若知道中国文化坏,他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要因失望而丧其勇气”。由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与目前的行为,有莫大关系”,它也就成为一个超出纸面意义的“真问题”,而“我们的态度,要视他之如何解决为转移”。

   冯友兰读书时梁漱溟是哲学系的讲师,冯应是梁的学生。可以看出,冯友兰不仅分享着梁漱溟的思路,在措辞上两人也不谋而合。实际上,由于“西方”已进入并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那时中国任何大的改变,都一面针对着传统,一面针对着西方,尤其是关涉文化的“解决”。尽管今天的中外局势已大不一样,在各种形式的“全球化”影响下,我们还是不可能关起门来处理自己的问题,也仍是在历史积淀的约束中思考问题。因此,梁漱溟之问既体现出时代意义,也提示出几分跨时代的意义。

   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意义

   很多梁漱溟的同时代人,尽管思想或文化立场不同,都承认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意义。张君劢当时说,以前大家都想要学欧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自己对其文化也有反省的意思。“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他自己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恰看到梁漱溟新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现“全书即是讨论此问题”。章士钊也承认:“梁君发策,分别若干问,详察东西文化存亡分合之度,其事叶于英语所称Time-honoured,刻不容缓。”

   张君劢和章士钊都曾和梁漱溟一起被划入所谓的“东方文化”派,其实他们不甚赞同梁漱溟的观念,尤其张君劢还进行了较为严厉的驳斥。他们的共同承认,表明梁漱溟的确说出了一些人想说的话,或提出了一些人正在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问题。

中共的瞿秋白同样强调梁漱溟提出的“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在他看来,“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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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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