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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蒋介石与战后国民党的“政府暴力” ——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8-06-24 12:12:20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这一天,蒋正在重庆,上午在办公室撰写《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中午过江回寓所与五院院长孙科、居正、于右任、王宠惠和吴铁城、陈布雷等共进午餐,并“情辞激昂”地对政协通过的关于宪法草案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决议内容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不合本党五权宪法之党纲,碍难拘束国民大会,使之通过。(17)日记全未提到较场口冲突之事。

   次日,蒋一早起来部署京、平、津三市党务人事和六届二中全会筹备事项时,从陈布雷处得知了头一天发生的较场口事件。他10点钟召来市警察局长唐毅询问经过,得知双方各执一辞,情况并不严重,蒋只是批评警察局未能尽到责任,“指示今后类似情形应由警察局负完全责任”,再未深究(18),即赶赴机场,飞往上海。

   当天下午4点半蒋抵上海龙华机场,下机便赶往城里故居,即蒋称之为“爱庐”的原法租界贾尔业爱路9号的花园洋房,与前一天回沪的宋美龄一起安置家具。8年多后第一次回到故居,蒋颇兴奋,他在三楼专辟出一间祈祷室,“默谢上帝三次”。当晚“感想万千,其乐可知”,自然完全未及公事。(19)

   12日,蒋朝课后即与宋美龄去墓地拜谒岳父母。午后与魏德迈将军谈至3点半,之后续记《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晚应魏德迈之约去华懋饭店赴宴,22时始回寓所,当天亦只字未记及较场口事。

   从13日日记可知,蒋从上海的报纸上读到围绕着重庆较场口事件所发生的争论,他关注的重点不在谁是谁非,而是报道中对政协会议意义有“荒唐”的称赞文字,和此种报道竟载之于孔祥熙投资的《时事新报》上。为此,他专门把孔之公子孔令侃召来“痛斥严责”。由此不难了解蒋对较场口事件冲突争执的倾向如何。

   较场口事件及其是非之争,在蒋介石等看来并不重要,甚至无须关注,这也可以从唐纵日记中了解到。作为负责情报及特务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中对昆明惨案调查、处理的记述接连不断。但对较场口事件,由重庆到上海,16日又到南京,一直伴随在蒋身边的唐纵,从事件发生到最后事件影响消失,在日记中干脆一字未记。

   蒋在日记中正式提到重庆较场口事件,是16日到南京之后。他在下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的第八项注明了“重庆较场口殴斗问题”几个字,这说明他注意到两方面各执一词持续争吵不停的情况。而他的处置方针则是:本党同志应停止扩大宣传,不再与彼辈计较,息事宁人。同在侍从室服务的张道藩奉旨电告重庆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称:“陪都各界民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在较场口互殴事,双方均作扩大宣传,使国人是非莫辨,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奉总裁谕,请先生转知渝市党部,对本党同志及拥护中央之民众团体,善为劝阻,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20)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回的麻烦则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那些强硬派。由于1946年2月中旬最初几天美英报纸披露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不少东北人士对美苏密谋损害中国东北权益极感愤慨,因而在重庆游行,散发传单宣言以示抗议。中共方面却在这时公开要求政府承认其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和限制政府军进入东北的数量,这进一步引起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以CC系重要骨干方治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马上行动起来,推动学生上街,向苏联示威,并声讨中共。蒋19日即已得到报告,了解到这一动态。但蒋对出现这种情况却颇感庆幸和兴奋。他在20日的日记中明白写道:共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引起“群情愤激”,中立各报无不“对共党鸣鼓围攻”,“多数青年亦皆觉共党之所为在出卖民族利益,而决非真正之国民革命也”。在他看来,这说明:“孙行者魔力虽大,最后终必为上帝所制服。”(21)

   由于蒋的心态如此,党内如外交部长王世杰等虽极力上书反对发动学生游行,蒋却并未出面阻止,而是任由方治等发动了2月22日的重庆反苏大游行。其影响一时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但蒋并不担心,反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认为这实是对“俄国在华廿五年来未有之教训”。当然,蒋懂得要适可而止。24日,他在日记中决定:“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自此应即阻止,不可扩大。”(22)

   对于2月22日大游行,蒋介石虽然颇感痛快,却也对中统局组织特务在游行时乘机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社和民盟的民主报社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的做法,表示不满。由于中共、民盟接连向政府当局和马歇尔告状,蒋亦不得不把吴铁城等找去痛斥,指责此种做法不仅“为国际诟病,为俄共口实,实为本党最拙劣行动之污点”,要吴“澈底查办”。(23)

   不过,蒋介石并不相信这件事做错了。27日,得知苏联大使提出强烈抗议,“诬指我政府机关所指使”;而马歇尔亦站在苏联一边批评国民党不该挑起此种争端,危害和平局面,蒋明显地情绪失控了。下午见周恩来时,竟“致不能自制……怒发冲冠,声色太厉”,事后连蒋自己都感觉到当时的反应可能有点过度。(24)但他毫无认错之想,是肯定的。

   (三)关于南京下关事件

   下关事件发生在6月23日晚。事情刚一发生,唐纵就得到了消息。其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件惊人的事情。有所谓人民代表马叙伦、篑延芳、盛沛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炯伯、胡厥文、阎宝航及学生陈震中、陈立复等十人,下午七时由上海车抵下关车站,当有苏北难民群向马等陈诉共军暴行,请求共同向国府及中共办事处请愿,护送还乡,历时甚久,未获圆满答复,发生殴打情事。来京之马叙伦及南京党部徐士年、市府钱江潮,与《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受伤,在场宪兵亦被受伤。至一时半马社长犹有电话来。”(25

   这个时候,国人企盼的和平局面逐渐被各地频发的军事冲突所蚕食,负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马歇尔正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恰在此时,竟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而且是在人流如潮的南京火车站,发生了群殴民众代表、报社记者的暴行,其影响之恶劣,不难想见。故24日,蒋刚一得到报告,尽管他听信了下面的说法,以为是苏北难民与上海来的代表发生冲突,却还是十分恼火。他当天日记的开篇就称:昨晚下关车站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又造乱案,可痛”。(26)

   但第三天一早,蒋介石在听取联络秘书会报后,了解到事情真相。原来,这一事件是由南京市党部主委马元放组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参与指挥,派特务、党员假扮难民,协同“苏北难民”做下的。(27)而且,听说上海又有30余学生代表准备赶来南京声援,市党、政、宪、特各部门负责人还密谋进一步组织“苏北难民”,以声援23日晚斗殴被捕难民的形式,再度围攻新到的上海学生代表。蒋本来就已经非常恼火,得知这一消息,当晚就令唐纵召叶秀峰和马元放来官邸晋见。叶早到一步,被怒气冲天的蒋一顿臭骂,下令立即停止采取这种愚蠢的手法。吓得紧随其后的马元放干脆没敢进去见蒋。(28)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特别记述了这件事情,称自己痛斥了“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同时哀叹,“痛心极矣”。(29)

   26日,蒋介石再次询问下关事件的善后情况及其社会反响。(30)但这一事件发生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故蒋此后未再关注此事。(31)

   (四)关于李闻惨案

   李公朴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发生后接连4天均未见蒋日记中有任何反应。(32)甚至15日闻一多遇害当日,卢汉、陶镕、梅贻琦等昆明党政团和学校领导人都有急电呈蒋,但因14日蒋携宋美龄、蒋经国上庐山游山消暑,除15、16两日个别发了几封重要电函外,多在山里观景散心,“欣慰无已”(33),蒋日记中也并无任何反应。

   直到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才开始高度关注起这一连续的谋杀案。当日,蒋介石得到唐纵等的报告,马上给在南京的唐纵去电话,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蒋并有电报给云南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案之续出。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也。”(34)

   当天下午,蒋进一步得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已介入李闻惨案,将十余名左倾教授接入领事馆避祸。这一情况使蒋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在已经派出唐纵等情报官员之后,他当晚又电示正在沈阳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云南省省长卢汉,要他们立即来南京商谈此事,以便尽快回昆明负责调查处置。但是,蒋介石突然高度重视此案的首要原因,显然不是两位知名教授意外惨死,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公开介入。

   蒋介石每天记日记通常仅为一页纸篇幅,字数至多不过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务头绪繁杂,故每件事仅寥寥数语。但在17日的日记中,蒋用近200字来记述昆明的这一事件,可见重视程度。然而他记述李、闻被杀事,仅用了50余字,多半内容都是在骂去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教授没有骨气。蒋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35)

   第二天,蒋介石依旧对此耿耿于怀。在得知张君劢等有电报给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批评特务政治和暗杀政敌的手法使国内和平谈判难以延续后,蒋更加怒不可遏,在日记中痛骂张等实为“投机宵小,寡廉鲜耻”,“无识无胆”。(36)而在白天对庐山青年远征军复员工作检讨会的演讲中,他也专门就此发表了一通谈话,怒气冲冲地称,当今社会上就是有一批“投机份子,借民主的口号来谋个人的出路”,他们“推波助澜,不惜为虎作伥,来为共产党张目”。而共产党,恰恰是毁弃道德,蔑视人伦,自己毫无主张,处处“仰外人的鼻息,听外人的指使,以外国人的意见为意见,以外国人的利害为利害”的“卖国汉奸的组织”。(37)但显而易见的是,蒋介石自己也无法不被美国人的意见所左右。

   18日晚,蒋介石在庐山宴请马歇尔和新就职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马歇尔向他说明了美国政府对李闻事件的极度震惊和憎恶的心情。司徒雷登也直言:“最近的谋杀造成的极大的恐惶”,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政治思想和行为进行压制的开始”。并明确建议政府应公开发布文告,说明反对谋杀的做法。(38)为此,蒋专门把司法部部长叫到庐山上,要求其以政府名义拟文,“对昆明暗杀案”重申:政府对无武力之人民与党派负有保护其生命与自由的责任;一切无武装之人民团体,均可合法登记,均享有言论出版自由。(39)

   从7月20日开始,面对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把调查解决“昆明暗杀案”列为首项工作任务,并每日花费相当时间来研究处理。

   21日,蒋介石得到消息,称李闻案与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有关,因而决定“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40)

   22日,蒋致电唐纵和霍揆彰,要求两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41)

   23日,蒋下午“研究昆明追究凶案情,写霍揆彰各函。晚课后约卢永衡(按:卢汉)主席聚餐,听取其报告。”(42)

   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后,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25日,鉴于“昆明刺案内容既明”,蒋介石当天开始思考处置办法。在他看来,处理此案第一要注意的,是阻止“反动派”用这件事来指责政府暗杀反对党人,从而进一步诬陷国民党为“法西斯”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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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第4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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