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于海兵:革命青年的修身与自治 —— 以《袁玉冰日记》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06-22 08:26:14
作者: 于海兵  

   摘  要:袁玉冰是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之一,“修身”和“自治”是他走向革命的内在动力。袁玉冰在南昌二中求学期间,面对种种现实生活问题和人生的烦闷,做出了两个反应:一是借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源将之归结为社会制度问题,并要求改造社会;二是援用传统修身方法和清末自治学说进行个人修身,并将个人的修身自治向团体自治扩充。袁玉冰尝试将个人修身方法应用于团体自治中,实验失败后,他找到了“主义”来实现个人和团体的自治以及改造社会的目的。透过袁玉冰的个案,我们能够看到,传统的修身思想和实践方式对革命者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清末自治思想到五四时期已具备了更复杂的含义。

   关键词 :袁玉冰修身自治革命

  

   作者于海兵,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陕西西安 710119)。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五期。

  

   五四之后参与国民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尤其是相对偏远落后地区的青年学生如何参与到革命中而成为革命者?既有研究大多从组织、制度和社会流动等视角讨论青年学生组织化和被动员的方法和过程,强调地缘、学缘等社会网络的作用。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应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江西早期共产党组织进行了结构性分析,呈现出地方革命组织的在地化情境和社会关系网络,特别凸显出中学生和中等学校的作用。本文则聚焦于革命来临前具体个案的求学经历和人生选择,尝试在思想史和生活史之间勾勒袁玉冰走向革命的内在线索。

   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青年群体中,袁玉冰的代表性在于其身份的边缘性和地方性,以及思想的日常化和实用化。他是最普通的革命青年之一,但历史研究中这种革命的大多数往往是面目模糊的,由于资料和视野的限制,他们多以群像被描述,而个体的具体生活世界和心路历程则少有显现。相对于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恽代英、施存统、瞿秋白等出身较好或影响更大的青年革命者,袁玉冰恰恰是落后地区中等学生的代表。本文将主要根据《袁玉冰日记》等材料勾勒袁玉冰走向革命过程中的两个线索: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苦闷的积蓄,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资源的转化,上课、交友、考试、升学等现实生活问题被归结为社会制度问题,并诉诸改造社会;其次是以个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训练作为解决生活问题、改造社会的起点,一面展开具体的修身实践,一面在“自治”的诉求下推扩到组织团体,并在组织困境中看到了“主义”的力量,从而走上革命道路。

  

一、成为问题的“人生”


   袁玉冰,又名冰冰、孟冰,1897年生在江西省泰和县岚峰村的农家,他的父亲未读过书,种茶为生,家中四子,玉冰排行第三。泰和县地居赣南山中,交通不便,民众困苦,风俗保守。 11岁时,袁玉冰入村私塾,所学大致是《三字经》《千字文》、四书和五经等传统的开蒙读物;后到离家五十里的兴国县高兴圩入成德高小读书。 1917年夏,袁玉冰从高小毕业,因病在家休养一年,并自学以预备升学。1918年秋,他考入江西省立第二中学(即南昌二中),离家来到省城,开始了新的生活。

   清末民初教育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成为地方学生进城求学的大背景。据统计,1915年全国共有中学444所,中学生达69770人,到1922年学校增加到547所,学生则增长到103385人。而江西省1915年共有中学16所,学生2342人;到1922年中学生则增长到7297人。这些离乡求学的青年学生涌入城市,脱离了既有的关系网,成为独立而孤独的个体,这固然是一种“解放”,但也意味着沉重的生活和心理负担。正值青春期的他们需要重新构筑自己的关系网络和意义网络,并为自己的毕业出路努力筹谋。袁玉冰的新生活在这种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中曲折地展开了,日常生活的苦闷成为生活的基调。这种处境源自多方面原因。

   首先是政治文化环境的动荡和压抑。当时正值南方护法军北伐,力主“武力统一”的段祺瑞派军南下,江西成为运兵通道和主要战场。直系将领陈光远督理江西,周旋南北之间,度支浩繁,政局动荡,民众为战争所苦,政治风气亦十分沉闷。而教育界则缺乏经费和师资,1916年江西全省教育经费仅45万元,南昌二中在1916年共有6个班,常年经费仅12602元。到1922年全省教育经费仍仅为635400元。同时,在教育界,宋育德和熊育钖主导的两派互相角力,争夺教育的权力和资源。几经整顿后,全省共设立四所省立专门学校、七所省立师范学校、九所省立中学以及若干私立中等学校。在这样的教育布局中,高等教育并不发达,中等教育占主要地位,中学生、师范生遂成为江西学生群体中的主要力量。这些中等学校学生“知识略开”“知事甚少”“举动徇欲多而衡理少”“作事锐进多而慎思少”,对时局和政策的不满积压既久,一旦有出口便极易化为反抗运动。

   1917年秋,许寿裳因教育部人事纠葛而调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在南昌开设教育博物馆、通俗教育演讲所和通俗图书馆,对江西教育有所革新。因江西出版界“为党派所操纵”,对社会问题毫不关注,通俗图书馆遂成为外地期刊报纸流通的主要场所,成为学生们获取新知识、新思想的公共空间。据袁玉冰记载,通俗图书馆藏书约十六种六百余册,阅书者多是学界的教员和学生。袁玉冰最常阅读的书刊主要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少年杂志》,以及中华书局的《大中华》等。至于《新青年》和《新潮》这些新文化之“典范”则并不常见,袁玉冰第一次读到《新青年》是在1919年5月24日,之后整年也未提及,要到1921年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之后才成为他的日常读物。在此之前,他更多阅读《学生杂志》等,并与杨贤江通信,给杂志投稿,甚至在没钱吃饭的情况下还要订阅一年的《学生杂志》。这些期刊杂志为袁玉冰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也得以用新知识、新思想来重新审视所处的现实世界。

   其次是生活的贫困。南昌二中的学生多出身中等以上家庭,像袁玉冰这样出身农家的学生,要拿出每年一百多元费用求学仍十分困难。曾有人因“一般青年”求学之难而向教育部申请减免学费,“赣省人民生计困难异常,故一般青年之志望入学者,卒以学费难筹,不克入校”。袁玉冰曾多次向同学借钱,一度无钱吃饭而只能以百合粉充饥,寒暑假回家前常将行李典当以换取路费,开学后再赎回使用。他更因此自责多年来“冶游不治生业”,愧对父母,“思顾及此,不禁怆然”。无力改变家庭境况,对未来毫无把握,对政治更加绝望,他只能将责任归咎于“万恶的社会”,“我不晓得社会的环境,竟有这样坏。社会呀!万恶渊源呀!”但对如何改造社会并无具体方案。

   再次是学业的困难。当时中学学制为四年,设英文、国文、算数、代数、修身、地理、历史、图画、手工、体操等十五科;每周上课六天,英文、国文、算数等课程课时较多,晚上安排自习,常常考试测验,学业十分繁重。中学校长们已经注意到其中的弊病,“学科既多,平均注重,所求愈奢,所得愈俭”,而资质平常者“则顾此失彼,而终无一得”,甚至“精力殚疲,累及体魄,中学三四级生,勤学者辄见神经衰弱之症”;而且,文理兼学、科目众多,于升学后的专业学习无用,对就业后的职业技能更无益。袁玉冰大致属于资质中等者,他很用功,经常早晨五点起床,课上很重纪律,晚上自习结束后才休息。但日记中仍留下了大量学力不及带来的苦痛痕迹,“余以椎鲁之质,任繁复之课,以致课务山积。其困难已非笔墨所能形容者”。“予以科学压迫,郁郁无聊,有负此大好风光矣。”

   南昌二中的师资主要是省内外高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但在学生们看来已属旧人,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需求。袁玉冰比较喜爱学监柳藩国的修身课,特别注重老师们所讲之修身自治、做人做事的道理,常常抄录在日记中以自勉。但他学英语和数学则相当吃力,英语课几乎成为他的心中之痛,“予一忆英语二字,则中心焚”,“吾因英语一科耗费无量之光阴,每读英文则退学之心油然而生”。考试繁多也激起了学生的不满,袁玉冰认为“不当致力于榜次及分数之多少”,“考试于学生无关系,而中国之考试则为学生之大不幸也”。

   于是,袁玉冰系统地抨击了民国之后的江西教育制度,主张校园生活要与社会相联,学生要参与社会事业,“读书求实用”;他和同学们相继提出,要实行男女同校和教育平等,注重职业教育,提倡劳动神圣,注重人格训练和团体组织能力; 1921年上半年,袁玉冰作为废考制度委员带领同学们串联各校,鼓动废考学潮,胜利后袁玉冰称此役为“第二中学的破天荒的举动”。

   另外,恋爱、婚姻和家庭也让袁玉冰和同学们“烦闷”。袁玉冰的好朋友徐先兆点明其中的现实原因:“现代的青年多半发生性的烦闷。在这个变动时期,男女社交似公开而未公开,混混沌沌,愁闷度日。家里的W土头土脑、一字不识,油醋柴米谈个不了,自然难受。”不少同学皆有此处境,多是包办婚姻、家庭束缚、婚姻痛苦等问题。于是,同学们开始激烈地争论恋爱与婚姻的界线和关系,开始批判乡村社会的落后和愚昧。袁玉冰则颇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想法相当激进,“中国今日的家庭,是苦海,是愁城,凡是青年女子都有自杀的机会。这是最危的景象,所以要减少自杀,就要改良万恶的家庭制度”。他坚信未来社会将打破家族制度,个人完全独立,实行儿童公育,亲情不再是维系人群关系的纽带,基于个体的友情和爱情的地位会更高,故自由恋爱不必受家庭制度和伦常道德的束缚。虽然袁玉冰时常流露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愧疚感,但在思想层面却越来越疏离作为制度的家庭和处于“落后”位置的家乡。这无疑将使得个体悬于城市边缘愈加孤立,而寻求新的群体归宿和社群网络则是不得不选择的出路。

   最后是毕业出路问题。袁玉冰一心筹划升学,而他更深知,“我的家庭经济这么困难,升学恐怕很不容易”。据统计,1924年中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20%。这种大量产出学生却无法安置的社会问题,自晚清新式学堂兴起以来即已出现,由此形成的“畸形人才过剩”现象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与祸乱之源。到五四时期地方青年的出路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袁玉冰的同学苏芬便指出:“中学生不升学就是废物,就是高等游民。”这些感受与前引中学校长们的意见若合符契,另一位同学也说:“像我们中等的学生,所学的不过是普通的学科、浮浅的理论,毫无济于实用,所以跑到社会上谋生,尤其感受痛苦困难。”

   袁玉冰一度想报考南京高师和北京高师,曾有“美国留学之梦”,也了解过留法勤工俭学和留俄的情况,但终因缺少学费而暂时放弃升学,“想起将来升学的经济问题,真是难过万分。所以我打算暑假学织袜子,以便将来升学后,一面做工,一面读书。若能维持到大学毕业后,再到欧美去游历一次,回来就专把调查所得、研究所得,整理发表”。留学和研究对他而言多是书上看来的人生蓝图,与现实生活却距离遥远。他开始筹划学做工,认为“做工是到自由之路”,与同学到“久昌织袜厂”咨询学工事宜,又因学费极贵而无法实行。他在日记中愤怒地指责工厂唯利是图,决心使“劳动家觉悟”。他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与同学筹办振华工厂,倾尽全部精力筹措资金,劝说师生入股,期望以此为将来找到出路,并实践抵制日货、实业救国的理想。但由于经费和产品生产、销售的问题,工厂最终于“困乏万状”中倒闭。

生活的贫困、学业的压力、梦想的幻灭、实践的挫折与出路的无望,让袁玉冰陷入心灵的困境,他在日记里倾诉,“没有什么来安慰我”,“人生究竟是痛苦还是快乐?人生之谜几时可以开启?糊涂的人生,我实在不愿啊!”几日之后,他又和徐先兆谈“青年的烦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57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