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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o Maes:欧亚世纪的回归与新世界秩序的曙光

更新时间:2018-06-21 07:21:13
作者: Bruno   Maçães  

   编译:陈风雅

  

  

大陆间的纷争

  

   如果要描述欧亚之间日渐趋同的现象,似乎理所当然应从欧亚之间的分裂开始写起。但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许多作家都曾经尝试对欧亚分裂的历史做出更为清晰的说明,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如今,或许这个问题已经比较容易回答——毕竟,这种分裂正在消失,而使得其在回望的时候更容易被理解。

   我认为,欧亚之间的分裂可能是在大约四五百年前才开始出现的,尽管可能在那之前就有了一些势头,但人们真正意识到这种分裂是在十八世纪中旬左右。众所周知,历史就是一个观念和猜测的混乱集合,胜利者们永远都能从中找到他们的正当性来源。让我们试着避免追溯投射的谬误。

   1453年5月29日,或许可以被视作欧亚分裂的一个起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胜利,标志着统一罗马帝国时代的结束,为欧洲伊斯兰教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并使得其一直延续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迫使人们重估当时的世界秩序。在威尼斯和罗马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所有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恐怖场景——关于这场战争,被攻陷的城市,被更替的政权——以及因此而衍生出的恐惧。人们认为这可能预示着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在最初的震惊渐渐消退后,帝国议会经过三次会议,迅速地讨论出了一个可能的十字军东征计划。在这三次会议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主要发言人是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一位经验丰富的帝国外交官和锡耶纳主教,后来成为教宗皮乌斯二世(Pope Pius II)。第二次议会会议是在1454年10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在那次会议上,皮可洛米尼发表了当时最杰出的演说之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说:“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联邦都没有遭受过比今天更大的耻辱。诚然,我们的祖先经常在亚洲和非洲遭遇打击,但那是在其他地区。今天,我们在欧洲、在祖国、在自己的家园,遭受了重创。

   这样的修辞是注定要引起轩然大波的。它成功地捕捉到了那个当下在历史上的意义。但如果读者更仔细一点,就会发现皮可洛米尼明确区分了实体的家园——欧洲,和那些居住在这里的人。他呼吁的不是欧洲人,而是“基督教世界”。当“欧洲”最终成为一个固定的语词,它所取代的是“基督教世界”——尽管“欧洲” 看起来可能更像是一种地理上的定位,而不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尽管历史上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证据,但“欧洲”的概念实际上以一种更具迷惑性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了基督教世界。一个大陆的名称,却在之后成为了生活方式的象征,并且证明了其能像之前的宗教信仰一样,吸引忠诚和仇恨,带来传教士和烈士。

   如果“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从来不是同义词,那么将欧洲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是从何处起源的呢?当我面对一群阿塞拜疆巴库大学生,问他们认为阿塞拜疆属于欧洲还是亚洲的时候,一位年轻人回答,阿塞拜疆当然属于欧洲,因为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当然是真的,不过比人们所想的有趣得多,因为巴库(而非叙利亚更为中心的城市)曾是罗马帝国的最东端。我们有理由相信,首都附近一个叫作Ramana的小村庄是由曾经到来的罗马军团建立的。这似乎很容易想象——当年,他们爬到那些至今仍然矗立的中世纪堡垒上,宣布已经到达欧洲的尽头。不过,罗马人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他们的帝国遍布三大洲,并且长期以来将其支点放在亚洲,而非欧洲。与此同时,埃及则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为统治者们提供了无尽财富。

   一个观念越是根深蒂固,其起源就越是久远。欧亚分裂的问题,在希罗多德的戏剧性描述中就早已出现过。但希罗多德也认为他必须追溯到更久远的、波斯历史学家描述的那个时期。而这些历史学家说了什么呢?他们承认,这种分裂是在亚洲开始的。作为第一批进行海上长途航行的群体,腓尼基人抵达阿尔戈斯后,带走了当地的美女、国王伊纳赫斯的女儿伊诺和一些其他女人——她们当时碰巧在沙滩上散步。在此之后,一些古希腊人航行到腓尼基的提尔,并带走了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后者将她的名字传给她的后代,并十分及时地传到了新大陆。似乎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并因为别人以前做过同样的事情来给自己开脱。不过,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除了带走国王女儿的事情之外,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当普里阿姆的儿子帕里斯绑架了海伦之后,希腊人围攻并攻陷了特洛伊。根据波斯历史学家的说法,这就是欧亚之间出现重大的分裂和敌意的开始。

   另一方面,当试图追寻这种重大的分裂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希罗多德认为欧亚是世界的中心,将欧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主要内容来叙述?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把欧洲和亚洲作为一对对立但互补的地理概念使用,是古希腊的水手们所创造的。他们在爱琴海河口到亚速海口的内陆航道上,鼓起勇气向北航行,连续渡过三个海峡。每一次,他们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内海——从爱琴海到马尔马拉海,从马尔马拉海到黑海,再到亚述海,最终沿着顿河,追溯到那神话般的、永远被雪覆盖的乌拉尔山脉。在那里,他们的征程结束了。就这样,顿河成为了两大洲的边界,并被沿用了长达一千多年。不过,这个边境或许只对那些古希腊的水手才有意义,它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直到十六世纪,俄国人的地理知识有了极大的增长之后,他们才认识到神秘的顿河不过是一条起源于莫斯科南部的河流,完全无法承担标记欧亚大陆界线的重任。

  

   隐藏的密码

   就像所有神话中的生物一样,神秘的边界也会变形、移动,甚至会逃跑。许多人穷尽一生来寻找它而不得。不过,在寻找的过程中,人们或许会发现其他有趣的事物。欧亚之间的边界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从俄罗斯欧亚边境上的城市叶卡捷琳堡,到其东边边境上最大的城市鄂木斯克或新西伯利亚, 都难以发现有何变化。俄罗斯就像是一个街区,到达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海参崴,就像已经来到了经典的欧洲城市。同样的人文风物景观:丘陵平缓,海洋蔚蓝,优雅的林荫大道和几何切面建筑。早在十八世纪,伏尔泰就曾说,一到达亚述海,就再也无法分辨出哪里是欧洲,哪里是亚洲。至于黑海附近的航行边界,随着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中心, 逐渐成为航行的中心。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上,地图制作者将波罗的海尽可能远地向东延伸,将黑海尽可能向北推进。这样,欧洲的东部边界看起来就像一条窄窄的地峡,而欧洲看起来则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大陆。但事实是,欧洲不仅与亚洲联结,并且还是它的延伸——就像印度这样的大半岛或次大陆一样。十六世纪,有一张被画成女人形状的欧洲地图被广泛传播,其头部是伊比利亚半岛,左臂是丹麦,右臂是意大利,而手里拿着西西里岛。 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广阔的、不确定的地区则构成了她长袍的下摆。几个世纪以来,欧亚的地理边界不断变化,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俄国自身也开始了“欧洲化”。

   1709年,施特伦伯格(Strahlenberg)因为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俘虏,不得不在俄国呆了十三年,于是就开始自己研究地理。1730年,他回到斯德哥尔摩之后,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他认为乌拉尔山脉应该成为欧洲的东部边界。大约在同一时间,俄罗斯政治家、科学家瓦西里塔·提什切夫(Vasily Tatishchev)也试图将赞成将乌拉尔山脉作为边界的观点整理汇编。他注意到,在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河流中的鱼属于不同种类;蟑螂盛产于乌拉尔山脉西侧,而东侧的人们则闻所未闻。

   这仍然是今天公认的观点,但并不是因为蟑螂的生活习性中可能暗含任何令人信服的逻辑。1935年,曾有人对欧洲的主要政治地理学家进行过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对欧亚边界的看法。他们的意见根本无法达成一致: 在四十二个回复中,十四个人选择了苏联的西部边疆,十二个人选择了乌拉尔山脉,其余的答案则五花八门,甚至有人拒绝选择任何一个边界。

   1944年,历史学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仍在倡议避免使用那些在俄国中部画出一条毫无意义的边界的地图。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文化上的。然而,欧洲和亚洲这两个概念都发展成了几乎形而上学的范畴。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请允许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欧亚之间的区分不是空间上的划分,而是时间上的划分。“亚洲”的概念不是亚洲人创造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的——将那些除了被欧洲排斥之外毫无共同之处的文化和文明捆绑在一起作为语义上的共同概念。将日本和阿拉伯一概而论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地区与欧洲在历史和文化的关系甚至都比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很快,根据历史和文化联系,亚洲内部进一步地分裂了:中东、南亚、东亚、东南亚。但是,为什么不把欧洲、俄国、中亚都视为一个联合的超级大陆的组成部分之一呢?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甚至没有任何一种亚洲语言中有“亚洲”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我们现在称之为“亚洲”的民族,认为自己是某个单一共同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团结同心的义务。只是,当欧洲国家强调自己内部之间的团结同心,并在与亚洲国家的沟通交流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欧洲性”,不可避免地使得亚洲国家产生了作为“亚洲”共同体的一份子的感觉。十九世纪末之前,这一切都还未发生;但在二十世纪初,我们突然发现,伟大的日本作家冈仓觉三在他的一本书的开篇便断言:“亚洲是一个共同体。”接着,他写道:“喜马拉雅山分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中国的儒教与共产主义的结合,和印度的吠陀式个人主义。但对终极的追求与普遍的大爱是每一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即使是雪域的屏障也无法阻隔,使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能够在亚洲得以产生,并将亚洲民族与那些海洋民族区别开来。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海洋民族更喜欢沉湎于特定的事物,更乐于寻找生命的手段,而非目的。”

   年轻的时候,冈仓觉三受日本政府公派,到国外去研究欧美的艺术史和现代艺术运动。回来之后,他对亚洲艺术,尤其是日本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欧亚大陆之间的分割并不是亚洲民族所自然产生的想法。相反,它源于欧洲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某种思维方式,是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启蒙思想以及启蒙思想在社会秩序上的逐步应用所带来的历史产物。

   当代欧亚对峙的局面与欧洲优越的科技水平密不可分。一些亚洲思想家,或像泰戈尔或贾拉尔·艾哈迈德(Jalal Ahmad)这样的辩论家甚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这种对峙并不是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而是亚洲人和欧洲机器之间的。在欧洲优越的科技水平背后,是欧洲人对科学的新认识:自然界是能够被无限度(或几乎无限度)地改变的。从一开始,欧洲人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建造的新文明的独特之处。整个十八世纪,大陆之间的比较作为一个意象,出现在几乎每一个图书馆或画廊。而欧洲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拿着地球仪的女人,被数学和科学仪器包围。比如,在威尔茨堡住宅宫殿入口楼梯的天花板上,威尼斯艺术家吉安巴蒂斯塔·蒂皮罗(Giambattista Tiepolo)在中心描绘了阿波罗和奥林匹斯的其他神祗,然后沿着壁画的侧面描绘了当时已知的四大洲。亚洲的形象坐在大象上,非洲的形象坐在骆驼上,美国的形象坐在鳄鱼上。只有欧洲的形象不是坐在动物上,而是坐在宝座上,被人类发明的产物——艺术、科学所包围。

欧洲人几乎能够控制整个世界,这是科学、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上的一系列革命的直接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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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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