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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更新时间:2018-06-20 15:15:36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因为四十多年以前有力量出国的人究竟不多,总以为美国是仙人所居,只须一到,虽鸡犬亦可升天。但既不能往美国,就不妨先听杜威入室弟子的伟论,亦胜於过屠门而大嚼。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一个吃亏的就是辜老先生。因为他最瞧不起胡适,而教训学生又太切,加上他身穿马褂长袍,背后拖一条花白的小辫子,实足表现胡适所叫的古董,而不是二十世纪美式的应时货。所以他讲堂上的主顾就慢慢的向杜威的高足一面倒,听讲的人日渐见少了。到了民国八年的暑假以前,陈胡两人商量之下,就请蔡翰林停发他下学年的饭票。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别署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Tomson。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语言,英译有《论语》、《中庸》和《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龚鹏程说,辜鸿铭在民国初年,乃是少数拥有国际声望的大学者,当时中国学者有此地位者不会有第二人。有德国人写了一本《辜鸿铭》,中言“若有人诋毁辜鸿铭,愿和他决斗”。

  

   关于辜鸿铭,时下流传的“仍是奇人、怪杰、轶事、趣闻那一套”(龚鹏程语)。胡适与辜鸿铭的矛盾,从1917年胡适刚到北大时就开始了。据说胡适做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辜鸿铭在下面用英文评论道:“胡适所学的是美国中下阶级的俚语而不是英文。至于胡适所识的法德文,尚不及中国蒙童读过三字经所识的国文。”辜鸿铭又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先将莎士比亚的诗用通俗英语写一遍,再与原文比较,证明用通俗英语来描述莎士比亚的诗歌,诗意全无,结论是:“任何一个不懂汉语的人,如果将我的白话英语和莎士比亚高雅的语言加以比较,他就会明白中国的文言和白话,或者像胡适博士以及他的归国留学生英语称之为的通俗汉语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这种文学革革命的极端愚蠢。”胡适回应了一文,大意是:通俗英语比莎士比亚的高雅英语更能为大众所接受,而中国之所以90%的人不识字,是因为中国语言太难学(指文言文太难学)。辜鸿铭又回了一文,大意是:你们这群留学生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得感谢那90%的文盲,因为要是他们都识字,就要和你们这些人抢饭碗了。可见辜鸿铭要反对的,不是什么中国文学革命,而是废除中国高雅的文言文。

  

   龚鹏程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指出辜鸿铭主要是一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西方人看辜鸿铭,认为他的观点对西方人是一面镜子。如《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奥斯卡•A.H.施密茨《序》,只就辜氏对欧州近代社会思想的言论来发挥,辜鸿铭认为早期源于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已变成“讲究实际的,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实利主义”,以致“十八世纪欧州的自由主义有文化教养,今天的自由主义丧失了文化教养。上世纪的自由主义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现代的假自由主义则为了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自由主义只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这种堕落的文明,未来必将走上唯物主义和军国主义。各报评论也呼应其说,认为该书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药石之价值,而“辜氏批判西方社会、赞扬中国精神文化之言论,恰好跟尔后新文化运动所倡扬的态度相反,故其人颇遭‘妖怪化’‘小丑化’”,遂使这位在西方有很高声誉的传奇人物,“在中国则长期被讪笑,代表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动典型”(《龚鹏程论辜鸿铭:以中国救西方》,http://www.sohu.com/a/163721969_702188)。

  

   而对这位比自己大三十四岁、自信“中国文明即欧洲未来之方向”的前辈学者,胡适不仅不虚心受教,恰恰因为他的学说不利于宣扬“中国百事之不如人”,必欲去之而后快,并让他的学生罗家伦,扮演了将辜鸿铭从北大辞退的“关键先生”。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发现卷号为BD1919031罗家伦的两封信,揭露出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了《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矛头直指辜鸿铭,8月8日又补写了对英文课和哲学课的两条意见,一并寄给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门主任胡适。5月3日的信是:

  

   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馀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

   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

  

   8月8日补写的信是: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检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光明日报》2008年6月8日)

  

   罗家伦的信,打着拥护“极力整顿功课”的旗号,借提英诗一课的意见,对辜鸿铭进行无端攻击,其第一条罪名鼓吹“君师主义”,龚鹏程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辜氏理论最好的说明,就是《论语》“君正,孰与不正?”一语。君主是做为典范、号召的存在,他并不治民,只使民自治。情况犹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圣人呢?依儒家理论,人只要发挥本心良知即可,那么事实上也根本不必要有圣人。可是圣人的存在,可让我们有榜样,使我们也能被唤起,要令自己成就为像他那样有道德的人。所以圣人或君主并不驾驭人。“君正”,他们显现着正直高贵的道德人格;“孰与不正”,民众自然就都端正了。

   辜鸿铭依据的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礼,在这儿,均不依俗说,解为外在的礼制规范,而是内心的道德律,义则是道德义务(所以辜氏说:在外国人,人们需用警察这类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利益,在中国则不用。因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人出诸道德义务感而自发自愿的保护)。

  

   罗家伦自己听不懂,反而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其第四条罪名,上课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其实,这恰是辜鸿铭的高明处,能引起听讲的兴趣,倒是罗家伦英文底子不扎实,被辜鸿铭用刁钻问题难倒,方怀恨不心,意图报复。罗家伦晚年回忆辜鸿铭,赞许“辫子先生”是“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自承每每读其长于讽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绝。这种“迟到的佩服”,正表明当年之举是出于私怨。

  

   至于第二、三条罪名,“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不正是北大教学的惯例吗?

  

对课堂教学有意见,自然是可以提的,但一下子就要改换老师,甚至将英诗课减去,换成杜威的“哲学”、“教育原理”,就未免太过分了。罗家伦的信,是写给英文主任胡适的,公然“渴望主任先生担任”,或换成胡适老师杜威的课,分明出于胡适本人的授意。“宽容”与“兼收并蓄”,向被颂扬为北大的传统;连作为学生的罗家伦都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这件合力将辜鸿铭赶下北大讲台的大事,所有当事人或知情人,包括罗家伦、胡适、马寅初、蒋梦麟、陈大齐,生前都讳莫如深,这真是对“北大精神”的莫大嘲讽,阴谋驱逐“所教的是英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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