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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美与艺术:演化的而非形而上学的

更新时间:2018-06-20 00:16:17
作者: 李文倩  

   关于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人们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美”和“艺术”这两个概念似乎都是绕不开的。事实上,以往的美学研究,有相当多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两个概念而展开的。由此,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美学的问题,恐怕仍然难以绕开这两个概念。

   人们在不同的理论预设或概念框架中追问或讨论美与艺术的问题。在西方传统中,哲人们追问美与艺术的本质,力图在流变的、多样的现象之中把握不变的一。这样一种形而上的追问,在传统的美学研究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哲人们提出各自的理论或学说,努力与他人争论或辩驳,种种讨论加深了我们对美与艺术的理解,但始终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统一的、普遍有效的理论。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到了18世纪中叶,我们今天所普遍认为的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美学,被认为是认识论的一部分,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与研究理性认识的逻辑学相对。作为认识论的美学,可被视为整体科学事业的一部分。认识论的基础是主客二分,事实上,也只有摆脱了那种日常的万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感知方式,科学认识才是可能的。在认识论的框架内,人们对美与艺术尤其是美的本质问题有很多争论,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

   英国哲学家达米特认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形而上学,到了17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向,即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这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从以上的简单讨论中,我们也可看到在西方传统中,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亦分别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框架内得以被讨论。

   到了20世纪,达米特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又一次大的转向,即语言的转向。语言哲学由此被一些人视为第一哲学。在语言哲学的框架内,“美”与“艺术”的概念得到了相当多的讨论。一些人尤其是维特根斯坦派的哲学家认为,“美”与“艺术”的概念是无法定义的,由此,任何试图寻求“美”与“艺术”本质的做法,都不过是徒劳。照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哲学家们所能做的,是将“美”与“艺术”这样的大概念,从其形而上学的用法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到它们本来的、日常的、复杂多样的用法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只是治疗性的,它不建构任何美学或艺术理论。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颇具冲击力,但他对哲学之任务的规定,却不一定能被所有人接受。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建立在他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理解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既不等同于科学,也不是科学的一部分。科学建构理论,哲学则不然。在这样的理解中,科学是积极有为的,而哲学则不免消极。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或美学的消极理解,存在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即有可能会取消哲学或美学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学者们试图在更积极的意义上从事美学研究,并为此提出了种种“纲领”或方案。但对于这样一些“纲领”或方案,人们尽管争论颇多,却始终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判据。因此,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笔者认为,如果真要考虑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前途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学与科学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形而上学力图在多之中寻求一、在变化之中寻找不变的东西,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有其一致性。形而上学孕育了近代科学。认识论是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在形而上学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美学与科学的关系都相当密切。甚至可以说,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一直在试图用广义科学的方式来解决美学问题,尽管事实证明这非常困难。哲学的语言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使哲学与科学分离了。这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表现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罗素、奎因等哲学家并不接受。

   基于以上简单回顾,笔者认为美学研究的前途之一在于与科学结盟。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这里的“科学”。在古希腊,科学是与形而上学混杂在一起的,并不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近代认识论的科学“基础”,是以数理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为范型的。美学研究的历史表明,建基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种种美学理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传统美学到了今天,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境况中,美国学者安简·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在《审美的脑: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追求》一书中提出,从演化的角度来解释美与艺术的问题,或许能让我们获得一些不同以往的新鲜见解。

   如果我们将演化论视为一种理论基础或方法论,那么它与形而上学是非常不同的:演化论是经验的,而形而上学是非经验的。演化论也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但在演化心理学看来,“自然就像塑造我们的身体一样塑造了我们的脑(心智)。”这即是说,我们并不需要一个与客体相对的模糊的认知主体,大脑作为具有认知功能的器官,本身就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美学研究需要关注脑科学的研究进展,而不是继续沉浸在主客关系的“思辨”之中。

   安简·查特吉的上述方法论提议,也并不是绝对新鲜的。在19世纪末,随着实验心理学的兴起,费希纳就曾提出,美学研究需要经历一次范式转换,即从“自上而下”的美学到“自下而上”的美学。所谓“自上而下”的美学,即形而上学框架内的美学。而所谓“自下而上”的美学,则强调从经验出发,尤其是借助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形而上学虽然孕育了科学,但也包含了许多非科学的东西。

   在费希纳的倡导之下,人们曾将美学问题的解决寄望于心理学的进步,但心理学后来的发展,似乎并未完全满足人们的预期。维特根斯坦本人积极关注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但他同时也认为心理学的进步并不能解决美学问题。因为美学问题在科学之外。我们不同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安简·查特吉今天所作的尝试性工作,可被视为费希纳所倡导的方法的一个当代继续和发展。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即来简单看一下安简·查特吉如何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美与艺术的相关问题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人们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之内讨论美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安简·查特吉说:“美不是仅仅存在于客观世界或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的心智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思考、体验、行动,是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形成的。对美的体验是我们的心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的脑经过演化,认为某些对象具有普遍的美。”

   这就是说,在演化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内,美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当然也不是主客观“统一”的。因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二分,在这里是不成立的。我们的大脑或心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一些东西具有“普遍的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是主观的。

   长期以来,我们受康德美学的影响,认为美是无用的、超越功利的。美学也被认为是无用之学。但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美实际上是有用的,有利于个体健康及种族繁衍的。安简·查特吉说:“美的演化逻辑是:有吸引力的特征能够传承下来,是因为这些特征是相对比较好的健康指标。”达尔文说,美的东西必定是健康的,即是从同一个角度而言。

   美的选择与生殖活动相连,这鲜明地体现在人类男性与女性的相互选择中。安简·查特吉说:“男人偏好的女性特征是年轻、生育能力强,同时又带有些许性成熟感。”女性则普遍偏好“身体对称”的“高个子男人”,认为这样的男性更具吸引力。

   演化心理学也有助于解释一些与艺术有关的问题。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说:“科学有望能够解释艺术家、艺术天才,甚至艺术,并且它将越来越多地借助于艺术来研究人类行为。”

   关于艺术的起源,以往人们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诸如巫术说、宗教说、游戏说以及劳动说等。在演化心理学的视野中,“艺术的起源在于:趾高气扬的男性互相竞争,创造出没有实用价值的装饰物,试图向女性观赏者证明自己的作品比其他人的更壮观、更优秀。”艺术的有用与无用,或可在此获得恰当的理解。一方面,艺术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不能吃也不能喝,在多数情况下仅具有装饰作用。另一方面,艺术又是有用的,它有助于制作者向异性炫耀自己的杰出才能,从而赢得更多交配的机会。

   “艺术的萌芽源于本能”,但艺术却不是一种本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说艺术不是一种“本能”,即是说从事艺术活动并不是人类天生的必须,它不同于吃饭、喝水、性交等活动。斯蒂芬·平克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语言能力是人先天所具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类而言,语言似乎比艺术更为根本。

   艺术更多是文化的产物,“只有在历史文化背景中才能被理解。”这表明我们对于艺术的研究,既需要积极吸收科学的成果,又应该继续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安简·查特吉在积极倡导科学美学的同时,也指明了其所存在的局限性,他认为“科学美学能考察知识对审美体验的一般性影响,但不能考察与个别艺术品相关的特定的知识与多层意义。”的确,科学处理的是一般性、规律性的东西,它提出种种理论假说并寻求验证,而对于个别的、具体的艺术作品的分析,则仍然有待于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安简·查特吉还提醒道,“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描述性神经美学。”因为“描述性神经美学”的许多说法,目前还停留在科学假说的层面上,并未获得足够多的证实,因此建基于其上的知识并不足够牢固。

   在这篇短评的最后,笔者还想强调一下在中国积极倡导科学(主要是演化心理学)美学的必要性。正如徐英瑾在《对于一种达尔文式的新人文—社会科学的展望》中所分析的,由于在相当多的中国大学中,美学被设置在“中文系”,而“这样的专业是疏远于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的纯人文主义者的大本营,其所擅长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的隔膜程度,可能要远甚于[……]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隔膜程度。”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专业设置,极有可能已经结构性地限制了一些学科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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