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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宇:当美国重回孤立主义之后:均势的瓦解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

更新时间:2018-06-18 01:29:53
作者: 吴征宇  

   自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体系诞生以来,近现代国际体系及其中大多数成员国家曾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应对那些力图并能够在整个体系中占据压倒优势的霸权觊觎国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称霸努力,而有关均势的思想则是对这一问题历来流行的标准答案。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有关均势的各种论述历来是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虽然一战后“理想主义”的兴起曾经使均势理论一度失宠,但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则使得均势理论又重新恢复了其往昔显赫的地位。自二战结束以来,均势理论虽然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苏联的瓦解,这一理论却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之一来自冷战结束后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单极世界格局;尽管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着史无前例的权力,但国际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大国迄今为止并没有以一种均势理论所预期的方式来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均势理论所面临的这一挑战,实质上暴露了目前几乎所有的均势理论都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这些理论总是将均势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看作一种适用于任何国际体系的普遍真理,但事实上很少有哪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遍正确的,它们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指明了理论的解释范围,均势理论同样也不例外。由于均势理论主要是在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体系的经验基础上得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一理论揭示的那种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不是那种以贸易、金融和海军为基础的海上霸权,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曾反复形成针对欧洲大陆各霸权国家的制衡联盟,但却从未形成过一个主要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均势理论的这一限制条件意味着,那种将均势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命题看作是一种普遍真理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倾向并没有考虑到均势理论的形成主要是源自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经验,这一限制条件同时也向人们表明,那种历史上曾反复形成的针对欧洲大陆各霸权国家的制衡模式,并不就必然适用于美国主导的当今世界,而这点对我们理解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均势与国际政治

  

   “均势”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古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的主要涵义就是指国际体系中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权力分布呈现出一种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足以有效地阻止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且意欲统治或支配国际体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实现其称霸野心。在历史上,均势理念的形成深受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一理念“反映了欧洲启蒙时代各主要思想家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宇宙(包括政治领域在内)是按照相互制衡的理性原理来运行的。理智的人们做出的似乎无规则的举动,总和起来将趋于公共的善。” 按照启蒙时代的思想标准,国际关系中的“公共的善”就是均势,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合约》和1815年的《巴黎和约》都是将均势置于一种国际社会宪法性原则的地位。在理论上,均势的功能主要有两种:一是确保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主权的独立平等为根本原则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延续,二是确保这一体系中绝大多数成员国的独立与生存,即保持它们作为主权实体的各项根本属性。 汉斯・摩根索曾明确指出:均势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持体系的稳定性,而且是不破坏体系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如果目标只是稳定,那么让其中一个要素破坏或者是压倒其他要素并取而代之就可以实现这种稳定。” 在现代历史上,均势原则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推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原则的有效实施历来是人们在那些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家间维持一种基本的秩序和正义的必要保证,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均势理论家们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他们一般都同意均势的最高目标就是防止霸权的出现,即防止体系中某一国家聚敛起如此多的权力以至能主宰体系中的其他国家。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有关均势的生成机理大致有三种主要看法,即“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操作论”。均势的“自动生成论”认为,尽管均势的目标是防止霸权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将会为体系的稳定而自觉地限制其对权力的追逐,由于各国都力图在现存制约下扩大自身利益,因而体系得以维持乃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均势的“自动生成论”主要反映在那些将均势看作是某种行为规律的各种观念中,这些观念的核心在于,国际体系主要是由国家的自利而得到非正式管辖的,即使没有任何国家对一种均势的结局感兴趣,但所有国家扩大权力的努力也同样会导致均势的出现。均势的“半自动生成论”认为,均势并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由某一国家持续地和有意地追求一种制衡战略得以维持的,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这一角色主要是同英国在维持欧洲均势中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具攻击性、最可能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与“自动生成论”和“半自动生成论”相反,均势的“人工操作论”认为:均势的形成并不是自动的,而是源自相关国家的持续警觉及它们为此做出的各种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同那将均势当作某种行为规律的看法不同,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总是将均势看成为“艺术”而不是“科学”,且他们认为某些政治领导者能够比其他政治领导者更巧妙地将均势付诸实践。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自从均势理论诞生以来,尽管有许多均势理论家总是经常提到均势的“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操作论”这三种主要看法间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区别,但有关均势生成机理的这三种主要看法间的区别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模糊的。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均势的“自动生成论”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倾向造成的,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相关国家对体系中各种霸权威胁的持续警觉及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那么均势将“自动生成”的观点恐怕也无法站住脚。正如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的那样,虽然目前无法从理论上加以确切证明,但“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将‘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主要是外交的产物”。 同均势的生成机理相关,尽管历史上有关均势的各种论述大多是属于以权力和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阵营,但与此同时人们在许多有关均势的论述中尤其在那些古典的均势思想及冷战后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发现对各种规范性因素重要性的强调。例如,“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就特别强调“道德共识”对维持均势运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均势通过那对抗势力间的力学作用而得以对各国的强权向往加以限制前,相互争斗的各国必须承认均势体系是他们各种努力的共同框架”。 同样,“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施罗德也认为,各种规范性因素对维护均势机制顺利运作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因为这些规范性因素直接地关系到均势体系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对减少体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制衡”与“搭车”

  

   尽管绝大多数均势理论家往往对不同国家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着很大分歧,但他们一般都同意,在所有的国家目标等级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障自身的生存。由于避免霸权的出现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维持其生存的首要前提,因此从这一前提中得出的一个近乎必然的结论是,当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是体系中的各大国)在面临他国的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其主要行为模式将会是“制衡”(Balancing)而不是“搭车”(Bandwagoning) ,即国家总是选择站在权力较弱的一方而不是站在权力较强的一方。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这一命题最主要的理论阐述者,就是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创始人肯尼斯・沃尔兹。

   沃尔兹提出的这一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主要源自其本人独创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构架,这一命题的逻辑依据就是国际政治体系的“深层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首先,由于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缺乏公共权威的自助状态,因而生活在其中的国家为生存必然会模仿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国家的做法以维持彼此间实力平衡;其次,由于任何模仿都会受单元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因而除模仿外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还将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去平衡体系中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 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那些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维持生存而必然采取的两种基本手段,即“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这两种手段实际上都指向同一种结果,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和自动地生成,沃尔兹正是从这一论断中得出了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他认为这一命题的成立只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即“秩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且这种秩序中生活着一群希望生存的单元”。从特别本质的意义上说,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其真正揭示的乃是一种制约所有国家的力量,虽然对这种力量的明确认识可以为人们理解无政府状态中各国在面临他国的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提供许多有用的线索,但仅仅如此并不能使人们准确预测各国最终的反应,因为各国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体系结构所产生的约束力,同时也取决于各单元自身的特点。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沃尔兹的理论实际上仅仅是表明“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想那些处在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如果要解释各国在它们对结构约束力的反应上存在的差别,那我们就必须展示出“各国不同的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而这点也就是意味着,那些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最终是否按均势理论预期的方式来行动,不仅要取决于体系层次的权力分布是否发生了严重的失衡,同时也必须取决于单元层次的相关国家最终是否决定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 沃尔兹做出的这一规定实际上使他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成为了一个无法证伪的假设,因为一旦国家没有按照均势理论预期的方式行动,那么他完全可以说这是由于单元层次的各种因素导致了对霸权国家的制衡努力的失败。沃尔兹均势理论的这一根本缺憾,实际上也正是造成他后来的均势理论家(尤其是那些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总是力图将各种单元层次因素纳入到均势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些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和兰德尔・施韦勒分别提出的“威胁制衡论”(Balance of Threat)和“利益制衡论”(Balance of Interests)两个命题。沃尔特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是否对他国权力的增长采取制衡行动,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是否认为这种权力的增长已经或将会威胁到它们自身的安全;施韦勒则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是否对他国权力的增长采取制衡行动,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内部的精英统治集团是否认为制衡行动将符合本国的切身利益。

一般来讲,沃尔特和施韦勒两人将单元层次因素引入到均势理论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但这种形式的修正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由于均势理论关注的是霸权威胁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威胁,因此它根本就不会受这种争论的影响,即国家究竟是制衡最强的国家(权力制衡论) 、最具威胁的国家(威胁制衡论)还是那最不符合相关国家内部精英集团利益的国家(利益制衡论) ,因为霸权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构成最大威胁,并且它总是最不符合相关国家内精英集团界定的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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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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