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丁虹 胡亦南:“一带一路”上悬而未决的身份认同

更新时间:2018-06-11 10:20:14
作者: 丁虹   胡亦南  

  

   自其成型至今,“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境内外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宝库。然而当今之世,随着中国持续地在各区域经济体之间倡导资本、技术、人员与商品的自由流通及政策融合,关于超越冷战思维的激辩一直未决,有关中国体制内部复杂互动、其丰富的社会主义遗产、不断成熟的资本主义实践、以及政府努力重新激活并大力提倡的原生传统等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却往往难闻其音。换言之,人们在当下分析中国政府及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而适应并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种种努力时,应当对求偏弃全的、固守国家-社会二元论的观念进行重新审视。

   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将提供一种从根本上与跨国资本主义不同的路径。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对传统性与现代性融合力度的不断加大,诸多相关努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发的、时有剧烈爆发的民族主义抗争互相作用、互相交融、共生共举的程度之深,料将使该倡议作为某种“更加公正而可持续的选择”的潜质,成为中共十九大认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时代”中一个可以预见的主题。

   一、缅甸、尼泊尔与巴基斯坦的“新的历史特点”

   某些“新的历史特点”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近期推进中呈现得较为突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17年11-12月间的短短几周内,缅甸、尼泊尔与巴基斯坦接连取消或推迟了此前由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总承包的,金额在十亿美元以上的水电站建设项目。这期间最典型的案例出现在2017年11月13日,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出席加德满都“一带一路”与南亚研讨会并致辞的同一天,该国副总理卡马尔·塔帕选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宣称将取消与葛洲坝集团合作的,预算约为25亿美元的布迪甘达基水电站项目。

   虽然这三个项目叫停的官方原因均与合同细节而非其它因素相关,但对北京而言,其遭阻的事实本身,足以表明三国内部民族主义环境之复杂与浓厚,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遭遇的相似阻力留下了注脚。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堪称特殊。中国外交系统以“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相称的国家有三,缅甸、巴基斯坦占据其二(另一国是柬埔寨,北京对其的称谓是“好胞波”而非“好兄弟”。“胞波”大意为“同胞兄弟”,系缅甸民众对华人的专称,以指两国同胞同源的兄弟情谊)。

   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先,中国在缅甸就曾有过密松水电站(2011年,36亿美元)、莱比塘铜矿(2012年,10亿美元)等大型项目由于内部抗议活动猝然下马的类似经历。但中国依然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在2017年11月,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之时也是如此:中国外长王毅在呼吁孟加拉、缅甸双方进行妥善处理的同时,遵循中国经典的发展主义理念,将罗兴亚人问题的重要根源归于结构性的贫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缅甸能源部长当月7日的公开表态 – 该国对继续推进密松电站“并不是很感兴趣” – 体现了北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挑战之艰巨。

   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发展图景与缅甸不尽相同。经济剥削、族群压迫和与之俱来的身份建构问题,在两国较为突出。然而印度方面似乎仅对身份政治的相关内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印度顶尖智库机构国防分析研究所对尼泊尔国民的反印情绪做出了如下观察:“在尼泊尔,尤其是在加德满都,作为尼泊尔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个标志,用反印来进行自我标榜,是一种时髦。

   ”至于巴基斯坦,该智库宣称当地“对印度有一种病态的过度敌意,而这将继续为消极的、开历史倒车的爱国主义提供支撑,并在未来进一步合法化巴国内的激进势力”。上述评价无疑是求偏弃全而含有诋毁性质的,但它们同时也抓住了这两个南亚国家承认政治中的特有元素。两国反印亲华的地缘传统,使中资机构驻地重大工程项目接连遇挫的信息格外值得关注。毕竟,尼泊尔自2008年成为联邦民主共和国以来,非共产党总理掌权的时间只占三分之一,而这还是截至左翼联盟在2017年底的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于2018年5月正式合并成立新的尼泊尔共产党之前。布迪甘达基水电站项目的上马,也是尼泊尔共产党主席、曾两度出任总理的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在2017年6月去职前最后的政绩之一。

   二、巴基斯坦与中巴经济走廊的独特性

   与许多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似,巴基斯坦属于新兴市场,实行多党执政,政局常年不稳,民族主义升温,穆斯林人口较多。与此同时,该国国情更为特殊。巴基斯坦系“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战略支点,中巴经济走廊又是该倡议的旗舰项目。王卫星少将曾撰文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历史问题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武装冲突频发。”巴基斯坦为这种描述提供了极佳的注脚。

   本文旨在对中巴经济走廊进行简要的回顾和分析,并把重点放到分析在巴基斯坦身份危机不断深化,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不断抬头的时代背景下,走廊建设与当地碎片化社群的复杂互动上面,籍此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出补充。本文既无意也无法面面俱到地给出以国族为主体,或以项目为主体的综述,而仅是希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主义、跨民族主义、宗教与民族政治持续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键时期,引起学界对沿线地区碎片化社会和社群真切感受之复杂性的些许关注,同时意在抛砖引玉,以期方家进行更为多元的,阿芒·马特拉所谓“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地区。中巴经济走廊自2013年提出、2015年启动以来,总投资额从460亿美元增至545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走廊建设已帮助巴基斯坦连续两年实现了4%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预计到2018年底将为巴全国创造232万个就业岗位。

   具体来说,走廊框架下的能源项目将显著缓解巴基斯坦长期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2002年起,巴基斯坦一度依赖于其西部邻国协助改善本国严重缺电的局面。截至到2012年5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共向巴输送了70兆瓦的电力。与之相比,中巴经济走廊框架内首个大型能源项目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的总装机达132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可达90亿千瓦时,将满足1000万巴基斯坦人口的用电需求。

   三、巴基斯坦的时局之变与悬而未决的身份认同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建国几十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长期滞后、结构性经济失衡及诸多不确定性的层层叠加,一场关乎国族认同的危机正在巴基斯坦暗流涌动。学界往往将这些复杂交织的演变纳入以国家为主体的框架中进行解释,但跨国阶级动力的维度同样不容忽视。

   巴基斯坦的经济失衡可追溯到其建国之初,与该国对国际援助数十年如一日的长期依赖呈现相辅相成之势。沙鲁克·拉非·汗认为,国际援助从未给巴基斯坦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穆罕默德·艾尔沙德·汗和阿亚兹·艾哈迈德进一步宣称,国际援助反而”满足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一小撮人与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全国75%的家庭没有土地,并处于结构性贫困状态的巴基斯坦,身居庙堂、掌握权力的城市产业精英跨国性质明显,而伦敦正是伊斯兰堡跨国资产阶级的中心区和避风港:2017年7月28日,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之所以遭巴最高法院取消任职资格,正是因为巴拿马文件外泄后,暴露出其两子一女通过离岸控股公司,持有伦敦豪华公寓的消息。

   过了三周,纳瓦兹之妻库尔苏姆因病离开拉合尔后,去伦敦进行手术,截止到本文发稿时依然在伦敦接受癌症治疗;处于政治风暴中心的纳瓦兹、库尔苏姆二人之女玛丽亚姆留守拉合尔,为其母竞选因其父被同时取消议员资格,而空缺出来的拉合尔市议会代表席位奔走游说。到了9月,库尔苏姆最终赢得这次国民议会空缺议席补选的时候,她自己依旧身在伦敦。

   10月末,巴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召开重要会议,确定该党如在2018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胜出,将提名纳瓦兹胞弟夏巴兹为总理候选人。这场参会人员包括谢里夫兄弟、巴基斯坦总理、财长等一系列高级官员的重头会议,召开地点还是伦敦,会议成果更是干脆叫做“伦敦计划“。在纳瓦兹遭黜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伊姆兰·汗、时任秘书长贾汉吉尔·汗·塔林、发言人法瓦德·乔杜里,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高级领导人阿西姆·侯赛因博士,以及巴基斯坦人民穆斯林联盟领导人拉希德·艾哈迈德等各反对党领袖人物也纷纷以公务或私事为由,先后赶赴伦敦。

   在这个以宗教作为身份认同基础,实际内部分歧重重的国家里,世俗政治领袖一边反复公开强调宗教与宗教价值观,一边却不断加速自身参与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套用维贾伊·普拉萨德对第三世界消亡的观察,就是在统治阶级摆脱了对平民“应有的社会联结关系”之后,文化民族主义、“各种返祖现象”、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仇恨,以及“顽固落后的阶级势力”方兴未艾。但统治阶级在多大程度上试图以这些意识形态、公众情绪和激进主义取代现实存在的阶级和民族冲突,仍有待深入研究。

   上述复杂状况,有助于呈现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一方面,伊斯兰堡那些拥有跨国利益,“迫不及待的精英”希望通过这项由中国主导的庞大工程,来“剥离他们自己对后殖民国家的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全球权力关系发生演变、民族与阶级两个维度重叠交织的格局,在距伦敦豪宅万里之遥的巴基斯坦,宗教、民族、区域与经济的分化仍在持续。

   巴基斯坦军政权曾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刻意促进宗教意识形态极端化,以阻止共产主义在阿富汗的扩张,但这同时也导致该国主流逊尼派穆斯林群体与为数众多(约占全国2亿人口的15-20%)的什叶派穆斯林群体的分裂和对立。更微妙的是,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01-2013年间,巴基斯坦每年都是全世界吸收难民最多的国家。2017年6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接纳难民160万人(其中阿富汗籍人员占绝大多数),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土耳其。如此大量难民年复一年的持续流入,对巴基斯坦经济社会运行、文化与民族构成,以及国民意识所造成的影响,值得考量。

   诚然,巴基斯坦本来就不属于同质化的社会,联邦政权持之不懈地通过宗教来淡化族群身份,并试图在国家层面重塑族群身份的努力也从未取得其预期效果。巴基斯坦旁遮普族、信德族、俾路支族、普什图族、西莱基族、穆哈吉尔族有着各自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其成员的族群认同是居于首位的。国家官方语言乌尔都语并不是巴基斯坦原住民使用的语言,时至今日的全国使用人口也不到百分之十。诸如此类的芜杂情况,是巴基斯坦各族群悬而未决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各民族、文化与区域对立的重要基础。

   譬如,占全国人口相对多数的旁遮普族,在几十年间逐渐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绝对多数的政治和军事岗位。其它族群对这一现象颇有怨言,并据此称其因为族群身份受到歧视。然而自巴基斯坦鼓励跨国资本发展、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以来,旁遮普人也真切感受到了异化造成的影响,以至于和纳瓦兹·谢里夫同出于旁省的巴内阁成员赫瓦贾·穆罕默德·阿西夫(时任国防部长,2017年8月起任外交部长)也曾于2015年感叹道,“外来文化”被强加到了旁遮普人的头上。

话虽如此,就巴基斯坦总体状况而言,民族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的是信德和俾路支两个资源大省,“信德解放军”和“俾路支解放军”等武装分裂组织在当地较为活跃。2003-2007年,仅在俾路支一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41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