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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胡耀邦与“包产到户”理论突破

更新时间:2018-06-10 18:04:46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胡耀邦进一步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这个关于包产到户的讲话,实际上有力地回应了包产到户反对者的一个重要论点。当时,上层有一些人在坚持维护人民公社体制时,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述,在生产工具没有进步时,生产组织方式改变,也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这种观点认为,从马克思的理论原则出发,人民公社把单家独户的劳动改变为集体劳动,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当时为人民公社集体经营提供辩护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农业领导部门内部,坚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是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胡耀邦从奴隶的集体劳动来说明,集体劳动并不意味体制进步,通俗而有力地回应了包产到户反对者的论点。

   胡耀邦的讲话不仅具有理论和历史深度,而且面对现实。胡耀邦用非常直白通俗的语言,直接抨击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弊端。“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胡耀邦在中宣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具有理论上的突破性,消解了包产到户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可以说为包产到户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包产到户争论不可开交,包产到户支持者在理论上处处被动的情况下,胡耀邦的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开拓,为高层开阔了思想视野,加上他本身作为总书记的政治权威,对于包产到户的支持力度非常之大。

   1980年夏天,在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分别表态之后,作为包产到户最早的支持者和倡导者,特别是作为分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万里并没有专门讲话,更没有关于包产到户的理论阐发。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万里在欣慰之余,并不赞同只在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限定,而是认为,应该放手让农民自由选择。胡耀邦的讲话,在理论上为包产到户开拓了巨大空间,是对万里的巨大支持。万里晚年回忆时谈及此事深有感慨。

   5、包产到户的政治定位

   在中央文件中,关于“大包干”的政治定位经历了两次提升。

   第一次提升是1982年一号文件即第一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列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之一种,取得与其他责任制一样的平等身份。此前,虽然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但是,理论上、政治上都被归为另册,不属于“社会主义责任制”之列,依然属于小农经济或者资本主义。

   第二次提升是1983年一号文件即第二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承包制定义为,“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个新表述得以进入文件,万里在领导文件起草过程的积极推动是第一步,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则是文件稿进入政治局议程的关键。

   在第二个一号文件起草过程中,胡耀邦、万里起初担心这个新提法可能在政治局讨论时受到质疑,特别担心几位老同志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甚至难以通过。因此,胡耀邦曾向起草组提出要求,关于这个提法的论证要严密些。

   1982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上午,胡耀邦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文件稿。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说,他在会前与邓小平通过电话,共同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会议气氛比较轻松,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并没有出现担心的争执场面。文件稿讨论中提了几个具体问题,甚至还提出了行文中的文字失误,但关于“伟大创造”的重大论断没有争执。讨论最后,薄一波做了总结性发言:“对于包产到户与合作化的关系,我是反复深思过的,也不是没有过疑虑,最初是作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益之计来接受的,但实践的发展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这样的讨论过程有些出乎万里、胡耀邦意料之外。胡耀邦要求文件组当天下午就改出定稿,他随即签发。1983年一号文件即第二个一号文件由此诞生。

   称家庭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最早的官方说法出自万里。1982年11月5日,万里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讲话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决不能低估。它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伟大的发展前途”。这是“伟大创造”说进入中央文件的前奏。如果继续往前追溯,以目前掌握的资料,是1981年6月农委内部的调查汇报会上,有社科院农业经济所的青年研究人员这样说。那时在上层,特别是农委内部,主流的意见还认为大包干是权益之计,属于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会后不久,万里了解到汇报情况,在一次谈话中给予“伟大创造”这一说法当面肯定。

   在第二个一号文件中,新的重要理论判断有两个。一个是将新的农业家庭经营形式定名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一个是称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的最初说法,是1982年8月林子力在一个长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这个报告是对广东、广西、福建、宁夏、云南、贵州、湖北、安徽、山西、江西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林子力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长,后来调入农村政策研究室。胡耀邦很赞同这个报告的提法,万里则在报告上写了很多眉批,做出了批语,特别称赞这个报告关于分配问题的分析,“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1982年11月23日,杜润生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时,提出“推行生产责任制是为了完善合作经济,走我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论述家庭承包责任制从三个方面完善了合作制。这三个方面是:“双层经营”、“有专有联”、“统一核算和包干分配相结合”。这是“双层经营”进入政策表述的前奏。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论述“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也是林子力的文章,发表在1983年《红旗》杂志第五期。从中央文件关于家庭承包制度的提法演进过程来看,做出最直接理论贡献者是林子力,起草组负责人是杜润生,领导文件起草的中央领导是万里,主持讨论定稿者是胡耀邦。

   从关于包产到户的早期论述可以看出,胡耀邦读书多,理论功底丰厚,善于讲道理,长于以理服人,既具有思想的先导性,也具有理论的说服力。在随后农村政策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胡耀邦阐发了一系列崭新的改革理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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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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