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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更新时间:2018-06-10 17:21:05
作者: 汤一介 (进入专栏)  

  

   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知识分子相比又有什么特点呢?这个问题也是很难弄清楚的。因为你说“什么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一定会有人说某某国家或民族的知识分子也有如此如此的特点。这样来讨论问题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只好撇开不去管它。我们只能先假定“什么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然后据此以说明问题。照我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太强,以至于往往由“不治而议”走向“治而不议”的官宦道路。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这样一来,原来属于“知识阶层中的分子”很多都自动或被动地脱离了这个“阶层”。“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由“士”而“仕”的正途。也许会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也并非都如此。当然,任何事都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特别强烈总是真的,就像老庄和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如嵇康、阮籍等)实在也是有着“救世”的要求的,但他们大多因为恨铁不成钢而消极遁世了。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成他们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内圣外王”的说法,许多大思想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而这“内圣外王之道”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提出来的呢?“内圣外王之道”最初或见于《庄子·天下》。从《天下》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那段话看,讲“内圣外王之道”也是为了“治世”。从儒家传统看,更是据“圣人”最宜于“为帝王”提出来的。《墨子·公孟》有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这段话包含着两个重要观点:(1)“圣人”应该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人,即是说他应是道德学问最高的人;(2)“圣人”或许是最宜于做“帝王”的人。到战国末期,荀子的弟子歌颂他的老师说:荀子“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其德至明,循道正行,是以为纲纪,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圣人最宜于做帝王吗?这是很可怀疑的。就一方面说,圣人如果做了帝王,社会政治是否真能按照他们的理想得到改造?我以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最大的危险是把政治道德化,从而美化了现实政治。就另一方面说,如果道德学问最高的人当了最高统治者,或者有道德学问的人都去从政,那谁来“不治而议”呢?这样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得不到有道德和学问的人的批评和建议的社会了。从中国历史上看,正因为孔子和荀子没有成为帝王,中国社会才有这样有学问和道德的圣贤。孔子到汉朝才被帝王封了一个“素王”,一个没有王位的“王”,这也不过说他是一个“不治而议”的“哲王”。一个社会有没有这样一个“不治而议”的阶层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给这个“不治而议”的阶层以充分自由,这个社会必然是有活力的;这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能较好地保持其“不治而议”的特性,那么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意义就越大,他们将成为给社会发展指出方向的一种力量。可惜在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道德和学问的人常常自己想当帝王,或者帮助别人去当帝王。这样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作为一个自觉的集团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从而很难形成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的群体意识。

   我并无意否定中国历史上的“士”,对那些真诚地要肩负其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先圣先贤们,我是敬仰的。而对他们那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追求崇高的“真、善、美”统一的人生境界和理想社会的抱负,我更是钦佩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我认为也应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和发扬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由“士”而“仕”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或成“乡愿”或成“烈士”,总是悲剧。我不认为人类社会有一天真的会成为中国古代圣贤们理想的圆美和谐的“大同社会”,但作为知识分子总应去“追求”。“追求”是一回事,能否“追求”得到又另是一回事。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最高境界的人(即那些先圣先贤)总是乐观的,同时又是悲观的。就其孜孜不倦地追求说,必须是充满信心的、乐观的;就其追求的目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说,又只能是无可奈何的、悲观的。现实到理想也许永远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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