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阵痛”期进入高潮阶段，农民维权事件逐年增加。从事农民维权研究的学者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农民维权的方式及细节。以往关于农民维权或抗争现象的研究，一般都将关注焦点聚集在维权的规模、行动以及维权意识等论题上，而对维权主体所携带的文本（如上访信、控诉信、社会求助书、状子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就是说，这种尤其带有文字烙印的文本社会学被忽略了。其实，在农民的大量维权文本中，不论是向政府“诉苦”以解决问题的，还是向社会求助的文本，甚至是在以上访“谋利”为目的的文本中，都有一种文体频繁的出现——“诗”。在这些上访文本的开头、结尾，经常出现由农民自撰的一首或数首“诗”。那么农民是如何将“诗”生产出来的？“诗”中体现了何种意图？他们为何以“诗”维权？是否在农民看来，“诗”是他们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沟通媒介？
本文以珠三角的一个农业移民群体——代耕粮农作为分析对象，描述该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迁移至珠三角后的权益丧失情况，并重点叙述该群体在维权过程中所书写的一系列诗文，以期从这些诗中窥得这些农民的政治文学，以及他们如何在底层展开对国家的想象。
一、农民以诗上访的文字传统
有人将老百姓的国家观念称之为“政治白话”，似乎普通人都不懂“政治文言”。①这里所谓的“政治文言”，大抵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并用阳春白雪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早在《论语·阳货》中就有类似的话，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可以怨”是指可以用诗怨刺不平——但孔夫子所指的“兴、观、群、怨”是有阶层区隔的，一般限于乡村士绅、学子及其上的阶层，他们可以吟诗弄月，以诗交友，底层的老百姓难以驭玩“诗”这样的文化奢侈品。在文字没有下乡的年代，丁字不须识的农民，更不须知道诗是何物。况且，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熟人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了解得很，用诗来达成人际沟通与社会结合，不免多此一举。乡土社会是“无讼”的社会，用不着以诗发怨，即使真受了天大的冤枉，他们也首选去祠堂、乡公所，让长老、士绅来判是非。所以，既然乡绅、学子是国家与农夫之间的中介，那么他们掌握了王铭铭所谓的“通神灵、类万物”的文字、诗就罢了，大多底层耕夫与诗是没有要紧联系的。也就是说，“诗”虽可以作为一种沟通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媒介，但是农民却没有掌握它。
但这都是文字下乡之前的情况，文字下乡后则有了极大的不同。费老在《乡土中国》清楚地表达过，文字是非乡土社会的传达媒介、符号，是适应激变的现代化的一种工具，文字下乡是从庙堂之上传递到乡土之中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庙堂之上”的观念深入渗透到了乡村之中——国家观念和乡土的地方知识开始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字在中国乡村渗透的过程，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扫除文盲的战斗和政府对公民的权威的扩张紧密相联”。之后，慢慢识文断字的农民将地方上的俗语、谚语、口头禅以三字、五言的整齐格律，结合国家的政治语言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国家通过文化教育、文艺表演、口号标语等政治动员手段，使得国家真正实现了乡村治理。而其中的口号标语主要以对称句、宣传诗歌为主要形式。在乡下农民看来，那些工整、对称的语句与文人的“诗”没有两样，他们接受了这种诗，也开始尝试以这种体裁写作。总之，农民开始吟诗的现象及其内容，顺应了国家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
由此看来，“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渗透进乡村后的某种结果。在当下，“诗可以怨”也是农民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除了下面将要阐述的“代耕粮农”这一群体经常创造大量的“诗”之外，近来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农民以“诗”怨刺不平是常有的事。例如，在应星之《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农民的话语里就经常使用谚语、习俗中的诗体。当地的草根精英就经常在其流利的控诉文本中用诗或诗一般的语言阐释其悲哀。而索顿（Thornton）发现，很多老百姓利用藏头诗、三句半、歇后语为借喻手段，向国家表达他们的不平。董海军在湖南L市塘镇的调查发现，当地农民钟冬英“以诗歌的形式写的材料极富革命歌曲的韵律”，以表达其人生不平经历。11唐昊、陈璧生在于建嵘调查过的衡阳农村发现，一个名为周来娥的农民喜欢在倾诉的时候将“上访内容自谱诗歌，自己歌唱”，也有很多农民将他们的诉讼用诗体表达出来。他们誊抄了其中的三首：（一）、关山道遥远，减负路漫漫。何日见归期，村民苦相盼。（二）、府衙门坎高，面官告状难。报告批下面，处理竟渺茫。（三）、上访路艰难，官官竟相帮。冤怨向谁诉，声声乞上苍。笔者曾在珠三角的一个农村社区中，针对一个特殊的农民群体——“代耕粮农”，做过长达半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在该群体提交给政府的大量上访文本中，有数十首诗。本文将以这些“诗”为关注焦点，探讨这些诗的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诗的根源；从诗中试图发现农民行动的逻辑，并从中窥得农民上访、诉苦等实践之后的意义图式；揭示他们对国家如何想象、对地方如何判断，他们的诗是如何展现他们的想象、判断的。总而言之，老百姓在做政治表达时不仅会用“政治白话”，还会使用“政治文言”。
二、从国家空间转变为“非国家空间”的代耕粮农村落
简单地说，“代耕粮农”是指从外地到某地帮助当地农民种植粮食的外来农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代耕粮农这一概念现实所指的群体较为复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改革开放的缘故，大量珠三角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弃农务工、经商，导致农田无人耕作，而当时的耕地肩负着缴纳国家公粮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珠三角的基层政府与本地农民协商，到广东北部、西部的贫困山区招编农民为其耕田、纳粮，并向他们许诺“土地可永久耕作”、“入本地户口”、“享受本地人同等待遇”等条件。在整个80年代，从边缘地区进入珠三角的代耕粮农超过10万人。代耕粮农变卖祖业、离乡背井，或插入当地的生产队居住、劳动，或组成一些新的聚落，甚至成立生产队，从而形成了珠三角的一些新村庄。
“新一队”，位于中山市板芙镇的白溪村与湖州村之间。这样一个新的代耕粮农村庄，在1980年前后成立了生产队，共有136户大家庭，1600人左右。在分田到户之前，新一队是一个实体的生产队，是当地人民公社下的一个核算、分配单位；之后，各家户分别与生产队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具有当地合法的农民资格。虽然大多数还没有将户口迁移至中山市，但他们都将自己看作中山人。总而言之，新一队是镶嵌在珠三角并隶属当地行政体系的一个国家空间。
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工业化的推进激升了土地的货币价格，当地基层与本地农民开始鲸食代耕粮农的土地。90年代中期，即第一轮土地承包期（1984～1998年）未到期之前，新一队失去了所有的耕地，而未得到丝毫补偿。之后，本地人和当地政府又试图拆迁这些代耕粮农村落，从而遭到了剧烈反抗。
同时，当地基层政府和本地农民釜底抽薪，向代耕粮农宣布新一队解散，并且对外宣称“以后板芙镇再没有新一生产队了”。此举彻底抽离了代耕粮农在当地居住的行政合法性，使得新一队在名义上从一个国家空间沦为非国家空间，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和本地人撕裂了诺言，禁止代耕粮农入户。由此导致代耕粮农在生活居住、就业、婚姻、教育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如禁止修建房屋、小孩要读“高价书”。为了维护他们的权益，代耕粮农在过去十年之间进行了数十次的集体上访。
本文重点关注代耕粮农的上访文本（尤其是那些诗），从中我们可以管窥该群体运用政治语言的能力，他们脑海中的国家观念是如何对“中央”进行判断的，对“地方”是如何认识的，从而展现他们思维意识中的国家图式。
三、以诗上访：农民崇尚的政治文学及其国家想象
（一）上访诗——维权文本中一个组成部分
最近十几年来，新一队集体向市、省乃至中央政府递交了数十份上访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数被冠名为“控诉状”、“求助信”、“控告信”、“上访信”、“控告状”。而所谓控告的对象一般是当地村委会，因为新一队人一致认为是这些基层“当官的”侵吞了他们的土地。这些维权文本，内容都大致雷同，基本上包括下面四部曲：首先回忆过去，即生产队是如何成立的，他们有什么贡献，房屋怎么来的，如何合法；其次展述其悲惨历史，即土地是如何失去的，房屋是如何被拆的，孩子们为何没有学上；再次指责白溪村委与基层政府，并向上级政府求助；最后列出他们向政府求助的事项。
有趣的是，这些维权文本有大量的“诗”夹杂其中，一方面以诉苦为主，浓缩了其“悲惨”遭遇，另一方面是赞美中央政府，而痛骂基层政府。
在一封控诉村委会主任以及书记的“控诉信”中，抬头内容如下：我们同声齐喊：请上级党政领导，救救住在中国广东中山市板芙镇白溪村的上千“中国二等公民”！夺田绝粮断命根，硬把新队一口吞，不管农民生与死，白溪基层不是人 。
而在一封控告状的抬头直接用了《十年失地惨一声》的诗体形式来表露心声：十年失地惨一声
夺田灭队事最哀，失地农民无奈。镇村权贵紧勾结，菜地也收尽…
逢上瞒下功夫精，欺农剥农高明。更有一桩歪本领，否定分田到户……在一封呈交给省府某部门的上访信中，首页内容如下：敬请上级领导，住在水深火热的住在中山板芙白溪的外来卑小农民：
立党为公辜可信，高官落马广传闻。“三个代表”真非假，官风革改不因循。执政为民党方针，合法权益要力争。白溪黑暗存在久，一扫光明靠上层。一线希望存心中，“二等公民”心放松。官官相卫旧时有，挣扎求生报党知。新一队人也曾写信给国务院某些部门反映过问题。2006年末，他们还组织3人去北京上访。在他们给中央呈交的文本中，“诗”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伟人故里（中山）今腐败，侵吞耕地三百亩。欺上瞒下灭（新一）村队，若有不服即暴打。官官相互（上访）无下文，千条人命置死地！
……
农民被剥好凄凉，还回公道缓生计；一死但求报党知，天下还有可怜民。……
主席总理真英明，执政为民人人称，“三个代表”管国政，党的政策民心明。流泪写信上中央，中央领导是爹娘，请求中央来救民，惩恶保民国永昌。在各式维权文本的叙述内容中间，亦穿插了不少的诗，如：书记谧，“征地”发财笑曚曚，盖起高楼几大栋，小车出入好威风。我们顶烈日，抗台风，一身汗水肚不饱，你说“阴功”不“阴功”。
……
有屋无是“非法”，拆屋赶人“合法”；收地出卖“袋”平安，蛇蝎居心真抵杀。
……
甜头无吃吃苦头，骗到白溪得个忧，进退无路半天吊，梦中想起泪双流。诸如此类“诗”的表达，在新一队许多农民家里保留的维权文本中，大量可见。一位代耕粮农说：“在这种东西里（上访书），加点诗才有味道，才能讲清事实啧。”可见对诗的认同，已经融入了农民的政治行动表达中。
（二）“诗人”及其助手
新一队30岁以上的人大多未读完初中，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作出“诗”来。维权文本中的诗，源于新一队稍微“有点墨水的人”和大家讨论后写作而成。在他们看来，新一队稍微有点墨水的人当属通文、通明兄弟俩，二人曾是山区老家的民办小学教师。另外一个执笔“诗人”，则是附近代耕粮农村落的老先生。
通文、通明兄弟曾有多年执教经验。但是到了珠三角之后再未拿起过课本，二人对文字也越来越生疏。虽说最初几年新一队上访的“状子”几乎都由二人完成，但是状子语病较多，且有大量粤语表达的痕迹。那些诗也被他们称作“白话诗”。由于两人本身就是新一队的成员，对新一队的问题熟悉一些，他们不需要太多人的帮助就能完成上访的稿子，只是在主要内容的确定以及证据的选取等问题上，会和村民一起讨论。
另外一位“诗人”也是80年代到珠三角种地的代耕粮农，年逾八旬，住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另一个村落。他在代耕粮农村落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讼师。新一队方圆数十个代耕粮农聚落，每逢大型上访前夕，大家会去请这个老人写状子。新一队的两封名为《控诉信》、《求助书》的上访书就是这位老人主笔的。在成文之前，会有许多人向老人讲述新一队的悲惨历史，提供素材。老人喜欢作“诗”。据新一队人说，诗作出后，老人就念给大家听，并让大家指出不妥之处，再汇总修改。有些新一队人还把这些诗抄下来，回去“熟悉”甚至背诵。虽然没有哪位受访的村民可以完整地念出他们维权文本中的任何一首诗，但是在平时的聊天中，他们偶尔会说出一两句打油诗来。如若细究，会发现很多日常打油诗在维权文本中也经常出现。
总之，新一队上访时主要是以集体为单位，而非个体行为，他们的维权文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诗中逻辑与农民的国家想象
这些维权诗鲜明地反映了代耕粮农的政治哲学和其诉苦逻辑，并体现在其清晰的“层次化政治表达”上。所谓层次化政治表达，是指农民对自身或集体遭遇、基层政府、较高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各个层面有不同的政治判断。以往的研究都将农民对政府的判断分为“中央”和“地方”，认为大多数农民对中央的信任、期望较地方要高出许多。其实，代耕粮农对不同层次的判断有更为丰富的表达。
首先是第一层，在诗中他们倾诉自身的集体遭遇，展开一种诉苦的文学。在该群体集体结晶的“诗”中，出现了许多形容自身的词汇，如“接耕难民”、“农民”、“可怜民”、“二等公民”、“失地农民”。其中，“接耕难民”一词出现在一位杨姓代耕粮农所作的“诗”中。之所以用“接耕”一词，是由于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是当地政府所说的“代耕农”，而是对土地有永久使用权利的“接耕农”或“招耕农”。一字之差，关乎他们对其土地、身份权益的判断。而其他诉苦概念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彰显自身的弱者处境，而每一个词的选择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一位粮农回忆道：“2003年写那封控告信的时候，他们在原先的诗里本来不是用‘二等公民’这个说法的，而是说用‘贫困农民’还是什么的，我建议用‘二等公民’，他们都说用得好。”再如，通文大叔认为，写这种“诗”，要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还要念起来朗朗上口，字数工整，不多想想是不行的。
在一段维权“诗”中，我问通文，为何“二等公民”几个字要打引号？他回答说：“诶，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下等人，而是白溪人、板芙镇政府觉得我们是二等公民，不能和本地人一样，我们受到的是不平等的对待。”在新一队，一旦聊起他们的身份，很多人都会将“二等公民”安在自己身上，继而再会运用一系列其他符号来命名自己，例如“黑户”、“黑人”、“低等人”。将这种把自己描黑的概念应用在维权文本中，在新一队人看来，是“实话实说”，算是一种写实主义手法。
其次是第二层，代耕粮农对村镇一级基层政府的政治评价是极为负面的。他们几乎完全将其处于底层的黑暗状况归咎于基层政府。例如“侵吞耕地三百亩”，“征地发财”、“张张破拆纸”，“欺上瞒下灭（新一）村队”，“若有不服即暴打”、“官官相互”、“拼死告官因积屈，民贱官贵大家知” 、“白溪黑暗存在久”。
再次是对地方政府，即他们对市、省一级政府的判断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认为地方上各级政府“官官相护”，科层之间相互推诿；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两级政府的判断又有“善”的一面，认为他们的问题可以由政府来解决。新一队人认为，上级政府中有“青天”，政府是“爹娘”，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得靠真正的父母官，所以“一线希望存心中”、“ 一扫光明靠上层”。大多数新一队人认为，不是上级政府不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上级政府根本还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基层把问题瞒住了，才遮蔽了“青天”。
最后一层也是最高级的一层，他们对中央的判断几乎是神化的，并充满了对国家的一种想象，在“诗”中则以“君”、“青天”、“天下”、“党中央”等词来体现。之所以说是“神化”了中央，是因为粮农们觉得“中央”应该无所不能，只要他们的事情进入了“中央”的视野，就会理所应当地得到妥善解决。所以，在市、省地方政府上访数年无果之后，他们又不断地给中央写信。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他们觉得要面见“中央”，于是在2006年底去北京上访。另外，他们对中央的神化与对国家的想象是结合起来的。在这里，相对于具体的地方政府来说，代耕粮农的“国家”概念是较为抽象的。他们认为的国家，应该至少具有 “道德”与“正义”两个特征。所谓“道德国家”，是指国家应该同情农民，维护弱者和底层的利益，所以他们在诉苦的时候，尽量将自己建构成一个极为“苦难”的形象，以博取“中央”或“国家”的同情。所谓“正义国家”，是指国家能够依法办事，助其挽回应得利益，并处理贪赃枉法之徒，所以他们在维权文本后附录了很多证据。代耕粮农认为，他们的遭遇汇合而成了“道德国家”与“正义国家”的焦点，必定会得到他们期望的处理结果——这一点，是国家想象的关键。如果进一步研究下去，我们还可知道一旦“中央”、“国家”未按他们的期望去处理事务时，他们会产生出一种怎样的国家观念。
总之，代耕粮农创造的诗歌在自身、基层政府、地方政府、中央等层次化政治表达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维权诗就是代耕粮农的政治文学，它不仅是诉苦的文学，更是维权的文学。从乡镇到中央，这种文学散发出一种阶梯式的政治表达，是一个从具象到抽样、从怨恨到仰慕、从愤怒到崇拜的连续统。产生这种层次化政治表达连续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都是基层政府，而他们又将自身利益的失衡完全归咎于基层，自然会产生怨恨与愤怒；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行政体系的科层化导致的，16农民即使上访至中央，最后解决问题的单位还是地方或基层政府——中央虽有好的纲领与意图，但最后地方处理事务的逻辑与利益诉求的主体难免相悖，从而陷入“中央大义——基层不仁”的循环判断中去了。
四、以诗维权的智慧
为何农民在其维权文本中如此沉迷于“以诗发怨”呢？虽然新一队大部分农民不懂诗，不会写诗，但很多人都认为在上访信中写几首诗很重要。原因有四。首先，他们认为，诗与学问是一体的——诗就代表学问，而上访信是给公务员、给领导看的，看信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人，继而推出有学问的人都喜欢“诗”。其次，他们认为“诗”可以传达他们的民情，表现力丰富，所以在维权文本中经常会说“有诗为证”，以证明他们的表达是有事实依据的。再次，他们认为诗更有感染力，可以展现他们的苦痛。最后，诗是精炼的，他们认为短短几个字可以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果上访信太长，领导们又没有时间，很容易将他们的文本当做“懒婆娘的裹脚带”，丢进垃圾桶。由此可见，这种政治文学在深层次表现出来的是农民的维权策略：写诗的关键原因之一便是投官员所好。
在这些“诗”中，展现了底层弱者的巨大想象。通过分析新一队人十几年来的维权诗文本，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他们期望在越级上访的时候碰上“包青天”一样的大官，为他们解决问题。他们认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总会出现一位包青天般的人物为他们打抱不平；第二，他们认为只要到了“中央”面前，他们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并且，他们将事件清晰地表述为金额巨大、贪赃枉法的国家大事，想象中央政府必会为此“震动”。例如，在新一队的几个人去北京上访期间，留在村里的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想象、议论他们的代表在面见“中央领导人”之后会有什么表现，上访代表会不会紧张，领导会不会愤怒。
如果说他们的想象是“空想”，那么在这些维权“诗”中，则十足地体现了底层农民的表达策略和实践智慧。第一，他们在“诗”与维权文本的正文中会强调新一队是一个实体生产队，也就是说，他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国家空间，而不是当地政府否认的一个没有合法性的空间。第二，他们喜欢在“诗”中展开政治联想与文词运用，将自身的遭遇进一步与国家稳定以及依法执政、公平民主的国家大事联系起来，认为如此便会引起政府的注意。应星在研究三峡移民上访时指出：“农民要使自己的具体问题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中，就必须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这一点与很多维权诗的写作初衷异曲同工。第三，他们运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迎合、夸赞党与国家，这是一种逢迎的策略，如“流泪写信上中央，中央领导是爹娘，请求中央来救民，惩恶保民国永昌”；“主席总理真英明，执政为民人人称，‘三个代表’管国政，党的政策民心明”。将“执政为民”、“三个代表”等词汇融合进诗中，是老百姓的一种充分的政治运作。在他们看来，任何人首先是喜欢听好话的，其次才会倾听你诉说的苦难，并激发出他们的同情心。
另外需要指出，维权诗饱蕴着地方色彩，出现了大量的本地化词汇，如：“拆屋”（广东话叫房子为‘屋’）、“真抵杀”（真该杀掉）、“半天吊”（进退无路、不牢靠）、“笑曚曚”（笑眯眯）、“阴功”（倒霉）。由于写作的“诗人”并非真正的诗人，在寻求对称、精练表达的时候，有些词汇他们无法用普通话或“国语”表达出来，只能用本地词汇，但实际上地方性的语言很有穿透力。例如，一位代耕粮农用“无花粉的果——鸭屎蛋瓜皮边靓”来形容当地政府，意指当地政府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只说好的，不显露差的地方，如把类似于新一队这样破落地方包装起来或隐瞒起来，讽刺当地政府在“粉饰”门面。不过，新一队人还是理性的，他们也知道有些词语不是“标准的”，“不能随便乱用”，“那些当大官的都是说普通话的，怕他们看不懂”，所以也会偶尔叫我帮他们修改“诗”以及一些上访信。
总之，代耕粮农以诗维权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深刻的逻辑判断：一方面是表达自身痛苦遭遇、切身利益的绝好工具，另一方面是迎合官员喜好的现实需要。农民有以文字连接官方、表达政治的欲望。同时，“诗”中充满了底层农民十足的实践智慧，他们在具有层次化的政治表达过程中，力图结合“政治文言”与“政治白话”，将自身的遭遇建构成关乎国家秩序的大事，以博得政府的眼球；并试图将自身的地方性语言修改成主流的“国语”，迎合政府的阅读需要，急迫地期望让官员了解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是平等的公民而非“二等公民”。
五、结论
看来，农民不仅会“政治白话”，用普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还会“政治文言”，用诗来维权。“以诗发怨”并不是当下文学青年的专利，农民可以和他们身边“稍微有点墨水”的人一起，造诗以刺不平。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诗学性的表述也并非只是学者表达声音、阐述体验的工具，也是农民之丰富创造力的佐证。他们将政治词汇融进“诗”中，表达其朴素的国家观念和利益诉求，展现了其国家想象。
维权诗的最大特征便是层次化的政治表达。这种层次化的政治表达与行政体系挂钩，即对“自身或其所属的集体遭遇——村镇基层——地方高级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次的政治情感表达，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态度连续统。态度有两极，一极是愤怒与不平，在维权诗的层次化政治表达中，越往下的行政单位，农民愤怒的情绪越重；另一极是崇拜与仰慕，越往上的行政层次，其崇拜、仰慕的层度越高，到了中央，几近神化。而由于行政单位的科层化、事本化处理原则，即最终处理事务的主体单位仍是基层，导致农民的“层次化的政治表达”进入一种循环的判断中：不断维持对基层的低度信任与对中央的高度神化。
在诗及维权文本的表达中，既饱蕴了农民对国家的想象，又体现了农民的策略、智慧。“诗”力求表达的是维权农民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们对“国家”、“政府”的想象。他们认为，其悲惨遭遇只是由于基层与地方政府所设置的障碍而没有进入国家的视野，否则，作为道德与正义的化身——国家是不会置之不理的。基于对道德、正义国家的判断，他们展开自己的诉苦逻辑，将自身的苦难引入国家的道德关怀视野；同时在文本中罗列搜集的证据，为自己在想象的正义法庭的博弈中获得有利位置。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学会了挪用“公民”权利的口号，运用国家政治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的庞大武器，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并将自身的遭遇建构成道德国家与正义国家所不能弃之不管的国家大事，将自身的问题与国家秩序挂钩，以博得关注。他们期待以法治国的国家可以随时让法的公平降及自身，以德治国的国家可以让自身得到普遍式的公平，去治治那些“没有德性”的基层官员或地方势力。此外，他们由衷地对想象中的上级、中央“领导”极尽溢美之词，并力图将“土气”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国家通用的语言，以迎合想象中的“青天”的需要。
代耕粮农的大量维权诗，在没有感动政府之前，首先感动了他们自己，博得了对自身巨大的同情。代耕农们每次将那些附带诗的文本展现给媒体以及访谈者时，都是辛酸不已，唏嘘不已。不过，这些首先感动了他们自己的“诗”暂时还没有感动“理性”的科层政府。大堆大堆的上访文本，淹没在过去的那些失败的上访经历中。
（转自微信公众号“开放时代杂志”，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