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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飞: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与趋势

更新时间:2018-06-08 00:32:51
作者: 宋林飞  
我的体会是,当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经受到理论质疑,并且开始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也有一定启示。同年,我还开设了“西方经济管理与理论”课程,重点讲解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以及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这仅仅是我国学者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支持的一项举措。198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农村专业户的现状与前景》一文,指出农村商品化生产目前有“两条腿”:一是社队工业,二是专业户。农村专业户是农村人口非农化、家庭副业主业化、农业生产项目与环节专业化的必然产物,是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形式。农村专业户是新型的家庭经济,是自由劳动经济形式。⑤我还随费孝通先生做过多次苏南乡镇企业调查。费孝通先生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是,有人指责乡镇企业到城市国有企业开后门,认为这是“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墙角”。当时,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发表了多篇文章支持乡镇企业,认为这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途径。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我国对国有企业实施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兴办了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理论工作者遇到的第一个“姓社姓资”问题是个体私营经济。1987年,我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首先回答“雇工经营属不属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文章指出,农村雇工经营是1882年以后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基层干部关心雇工经营的性质,大多因为“吃不准”而不管不问;雇工经营户主大多东张西望,不敢大胆经营。雇工经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经济成分,雇主的经营管理也是劳动,雇主收入不仅仅是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也包括雇主与家庭成员过去劳动所得货币表征与物化形态的投资回报、雇主与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价格等。⑥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对劳动价值的理论探索。我还与晓亮等经济学者合作出版了《私营经济论》一书。

   第二个“姓社姓资”问题是市场经济。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得到解决。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⑦一锤定音,从此“市场经济”概念走出了禁区。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五大支柱”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认识有了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

   当时,我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回国不久,看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后深受鼓舞,根据我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研究与思考,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国际市场的挑战》一书。重点探讨了市场竞争、政府干预、混合经济、经济周期、市场失灵、市场扭曲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与政策。

   市场经济改变中国命运。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三个关系领域。具体表现为市场扭曲,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来生态环境破坏、食品安全问题等;市场失灵,引起贫富分化、社会公平不足;政府过度或不当干预,带来GDP偏好、低效投资、官员腐败;社会主义因素制度化不足,产生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这些现象出现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相关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暴露了出来。为此,中国进行了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协调、廉洁高效、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⑧。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国际化,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迎接国际市场的挑战、抓住国际市场的机遇,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融入国际市场的需要,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性特征。

   (一)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度,准备入世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10年以后,对外开放度明显提高。从主要国家的出口依存度(出口/GDP)比较来看,1988年中国达到12.5%,同期美国为6.6%、日本为9.1%、法国为17.4%、英国为17.5%、德国为27.1%。1991~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资本形成总量中所占比重已达13.7%。同时,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三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1991年为21.30%,1993年为34.3%,1994年为37%,1996年为47.3%,1997年为46.90%。这表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关于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986年),第二年“中国的缔约方地位工作组”成立。从此,中国积极进行多边与双边谈判。到1999年10月底,中国与35个国家和欧盟进行了谈判,仅仅同20多个国家达成共识、与11个国家签订了正式协议。为什么谈判这么艰难?中国提出复关申请时申明的原则,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复关并承担与身份相符的权利与义务”,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要中国“基本按发达国家条件入关”。

   这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1998年中国人均GNP按汇率计算为75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3200美元,都与发达国家人均CNP 20000美元以上相距甚远。因此,把中国说成发达国家或准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与自己发展水平和享受的权利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对中国是不公平的,因而中国不能接受。

   为了达到国际社会的期望值与发展中国家的入世标准,中国加快了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的步伐。1992~1997年,中国将关税总水平从46%降至17%,并承诺到2000年关税降至13%~15%;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从1992年的1200多种减为300多种,入世后将取消其中的25%以上;在服务领域承诺开放36个部门和分部门,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到1999年3月,已经有150家外国银行在华营业。⑨同时,取消外贸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人民币官方汇率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等。这表明,中国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二)加入世贸组织更快融入世界经济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加快了中国“入世”的进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中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主流之外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兴盛需要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也需要中国经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指出,世贸组织没有中国的参加,将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组织。中国实质性地结束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那是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的共同胜利。

   根据“市场准入”的要求,外国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势必给国内有关行业带来冲击和困难。同时,中国企业与商品“走出去”也会遇到贸易摩擦和产业冲突。2002~2010年,我国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692起,其中反倾销调查510起,反补贴调查43起,保障措施106起,特保措施33起。当时,我在研究中发现,在世界金融风暴导致各国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率先在关税壁垒之外寻求贸易保护的政策工具,具体表现为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蓝色壁垒、利用WTO例外条例进行贸易保护、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保护成员国利益,严重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⑩中国政府与企业,学习运用WTO规则,在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中学会按照国际规则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寻求互利共赢的发展。当时,中国不少企业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狼来了!”五年、十年过去了,人们发现“与狼共舞”也是强筋健体的机会。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高潮中接受冲击、洗礼与成长壮大,使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从国际贸易来看,200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提高到9.6%,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4年中国货物贸易额在全球位居第一位;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额排名世界第二位。从经济总量来看,2000年中国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西方失信”

   根据入世时签订的条款,中国同意在15年之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此条款到期时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必须彻底履行第15条义务,对自华进口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不能变相延续“替代国”做法。2016年12月11日,此条款到期时,有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试图趁机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我称之为“西方失信”。2017年10月3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其在铝箔反倾销调查中开展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调查结论,其中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做法。一个月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消息,称美国政府已经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书面文件,反对在反倾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待遇。这将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互利化,防范“逆全球化”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近年来,美国等发起的单边贸易制裁措施,直接影响到经济全球化的走势。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经济全球化之路,防范“逆全球化”的风险。中国要从原来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追随者,变成自由贸易规则的改革推动者和实践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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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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