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高放:《乌托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关于翻译史及其版本的学术考察

更新时间:2018-06-08 00:21:50
作者: 高放 (进入专栏)  
要算是穆尔。穆尔于《乌托邦》(Utopia)一书,大阐明他理想乡的主义。这一部书,现在人往往和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a)并称,也可以见他价值了。从这部书出版以后,一辈社会改革家都描出他小说的理想乡,间接便表示他改革的意见”。文中列举出17世纪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19世纪法国卡贝的《伊卡利亚旅行记》,说:“康谤纳(Companella)的《太阳之都》(CevitasSolis),卡培(Cabet)的《意卡利亚旅行记》(VoyageenIcaria),都是这一类的著作,都是受穆尔《乌托邦》的影响的。”这样评价都符合实际,但是对莫尔生平的介绍有不实之处,如说他“一五二一年为骑士,同时被举为王室会计局长;以后……为剑桥(Cambridge)大学的校长”。据英国传记名家钱伯斯(Raymond Wilson Chambers)著《托马斯·摩尔》大传记载,莫尔只是在1524年“被委托为牛津大学的总务长”,1525年“又继任为剑桥大学的总务长。这些职位包括审理这两所很难控制的大学中的不法之徒。”而与莫尔“一直保持诚恳的关系”的好友费雪主教,则于“1501年出任剑桥副校长……三年后便升任为校长”。

   1921年,北京《晨报》的“理想世界”专栏从3月20—27日连载了易家钺译述的《左玛士摩尔的“乌托邦”》,这是第一篇专门介绍莫尔及其《乌托邦》的文章。在简述了莫尔生平和《乌托邦》要点之后,作者认为社会上如有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不会有善政”,“如果一旦废止私有制度,以必要的土地与财产分与各人,严禁在期限以上之所存,那么在政治上社会上一切弊害,宛如春雪见日,涣然冰释。”作者就是这样简单地表示同意莫尔的观点。

   1921年,《改造》(月刊)从3月起连续5期刊载了大泉译的《乌托邦丛谈》一文。这篇连载译文的原文标题为《优托庇亚物语》,著者为日本人井篦节三。这是系统介绍从古至今各种乌托邦人物和作品的汇编。《改造》月刊在1921年8月第3号刊出的《乌托邦丛谈(续四)》,是专门介绍莫尔《乌托邦》的内容。我认为,这是我国期刊最早发表的莫尔著《乌托邦》节译本,全文采用当时刚开始流行的白话文形式摘译了《乌托邦》一书的要点,把乌托邦社会分为地理、政治、职业、家族、经济、教育、法律等7个部分加以介绍,约7500字。译文通俗流畅,把乌托邦中各级行政长官的职称译为村长、郡长和管辖全县的知事,这样便于中国读者读懂。莫尔著《乌托邦》1920年第一次基本上被译为中文发表后,中国人对其描绘的理想社会有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了解。

   我收藏的五种(6本)1924—1934年间中国人撰写或翻译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史著作,都对莫尔的《乌托邦》有所反映。

   第一种是192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倬章著《社会主义史》。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简史,约5万字,是作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的一种出版的。在该书以“理想社会主义者”为标题的第一章中,第二节“穆尔”不仅概述了莫尔的生平及其学说,而且指出: “穆尔由一理想岛,建设理想制度。”岛上的乌托邦人财产公有,民主自治,过着幸福美满生活。书中对乌托邦人的住房、食堂和劳动均有具体记叙。

   第二种是1930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兰坪著《社会主义史》,这是作为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的一种出版的,约7万字。书中第一章“社会主义概说”指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生产资料公有、消费资料私有,共产主义主张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均要公有, “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穆亚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是主张共产主义的著作。”作者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的解释显然并不准确,但是指出穆亚(即莫尔)的《乌托邦》属于共产主义思想领域的著作,则无疑是正确的。

   第三种是1930年11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吴黎平著《社会主义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学术专著,全书约16万字。值得重视的是,该书第一章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三章题为“从汤麦司摩尔到马克思”,该章第一节用26页篇幅、约1万2千字专写莫尔,本节又分为7个目,分述十五六世纪时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莫尔的生平事迹和《乌托邦》的4个方面内容(莫尔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他主张的改造社会方法、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见、乌托邦的社会状况),最后是关于莫尔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书中指出:“摩尔在建设新社会的计划上,已经超越以前的一切社会思想家(如柏拉图等),而找出新的基础———生产的基础。”以前的共产主义思想者,都只限于消费领域来解决贫困问题,而莫尔主张“医治贫穷的主要办法,是有计划的合理的生产组织。”莫尔远胜于柏拉图还在于,把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单位,并重视发挥人的个性和才能,使“一切人都置身于有用的艺术及职业”。书中也指出,莫尔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破坏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真正动力”的历史作用,而是“希望统治阶级变心向善,希望‘哲学家的皇帝’出现,来合理地改造社会,这完全是唯心的幻想……他的思想体系,终究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吴黎平著《社会主义史》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深刻评说《乌托邦》的论著。此书1930年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后,曾在白区和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多次重印,1950年还收入“新中国大学丛书”由三联书店出版。改革开放后,经作者重新增订,这部《社会主义史》1986年2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012年作为“三联经典文库”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总之,吴黎平著《社会主义史》在我国流传了80多年,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历史影响。

   第四种是美国学者Harry W. Laidler的两种不同译本。一本是1933年10月上海黎明书局作为“社会科学名著译丛”之一出版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厚达956页,约60万字,著者译名为亨利·雷岱尔,由郑学稼译。最难得的是,该译本第38页与39页之间,附印了莫尔头戴威武冠冕、身着华丽官服、双手合拢、凝视端庄的蓝色插页,这是中文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的莫尔图像。另一个译本是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主义史》,著者译名为列德莱,由沈嗣庄译,分为6个分册。这个译本的第4章“谟耳的乌托邦”约6千字,对莫尔的生平和乌托邦的理想作了简明通俗生动的描述。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虽然谟耳有许多的建议是近于幻想而不切实用的,但他却从头至尾地主张建设一种国家,这国家所以受人重视,既不是为了他们的财产,又不是为了他们的贪心,更不是为了他们祖宗的产业,却是为了他们对于社会的工作;就是导引人们,注意到有益的事业,或发达身体,知识,和精神上的快乐上去。在这种国家里,没有什么懒惰,或难堪的劳役,或贪婪,或虚浮的财产;反过来说,这个国家的目的,便是在达到善和享乐的生活。”

   第五种是1934年12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的沈嗣庄著《社会主义新史》,约12万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为该书作序时指出: “吾国译述西洋社会主义史者,已有多种,然对于宗教家之运动,多不致详。今读沈嗣庄先生之社会主义新史,乃详人所略,侧重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使读者公认此种运动,为人类普遍的要求,而决非一学派之所杜撰,则其对社会主义之研求,将增益兴趣。故吾谓沈先生此书,为非以宣传基督教为目的,而实在表彰社会主义运动全部之事实,使不致有偏枯之感焉。”蔡元培指出此书的特点在于侧重说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是对的;然而,他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的普遍要求,则过于夸大。沈嗣庄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证社会主义起源于基督教《圣经》,并非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论证从耶稣及其门徒起,经过3世纪的教父直至16世纪莫尔世世代代一脉相承社会主义思想繁衍不息。书中第3章专写乌托邦社会主义,指出:“第一个代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是谟耳(Thomas More)。‘乌托邦’这个名词是他创造的。”书中简介莫尔生平之后概述了《乌托邦》一书的要点。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作,此书偏偏只字未写《乌托邦》中的宗教信仰。莫尔虽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他在《乌托邦》中却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允许乌托邦人信仰其他宗教。沈嗣庄避而不谈这一点,显得他离开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题,没有指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过,此书总算是第一本重点阐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专著,对于介绍莫尔的《乌托邦》和促使基督教徒接受社会主义还是起了作用。

   总体来看,1903年到1934年这31年间,莫尔及其《乌托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体现为从对莫尔及其《乌托邦》的片断介绍,到在报刊上发表《乌托邦》一书的大部分内容;从翻译外国人对莫尔和《乌托邦》的看法,到中国人自己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理论家写出评价莫尔《乌托邦》的书稿;从书面文字到印刷图像,较为全面地认识莫尔其人其事。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史上是颇有意义的历史进程。

  

二、《乌托邦》:1935年刘麟生的首次全译本

  

   《乌托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的一种出版的,译者是刘麟生。同年11月,该书又作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之一,用蓝色漆布烫金字封面平装再版发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从北京隆福寺旧书店淘到了这个版本,版权页标注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11月出版、1944年10月渝第1版,显然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印刷的土黄纸版本。1945年此书在重庆又出两版。前两年,我的学生从台湾又寄来1965年11月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荟要”之一的《乌托邦》。可见,从1935年到1965年,刘麟生的《乌托邦》首次全译本(当时书名为《乌讬邦》)曾经重印5次,从上海到重庆再到台北,在我国已流传了30年之久。

   在我读到的《乌托邦》20种中译本里,刘麟生的译本是译文最中国化的版本,这无疑得益于译者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刘麟生毕生著译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著有《哥仑布》(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政治理想》(商务印书馆,1929)、《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2)、《中国诗词概论》(世界书局,1933)、《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3)、《中国文学概论》(世界书局,1934)、《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等;译著除《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35)外,还有《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商务印书馆,1922)、《法西斯蒂的世界观》(真美善书店,1929)、《墨梭利尼生活》(世界书局,1933)、《两个罗曼司》(与伍蠡甫合译,黎明书局,1933)、《美国警察行政》(商务印书馆,1933)、《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商务印书馆,1938)、《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商务印书馆,1941)等。

   刘译《乌托邦》首先在近万字的“导言”中叙述了莫尔的生平、乌托邦学说的前因后果、莫尔学说的总和与批评、乌托邦的译本和作风。可以说,这个导言就是刘麟生关于莫尔著《乌托邦》的初步研究成果,对读者深入理解这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无疑是颇有帮助的。从文末列举出《乌托邦》的3种英译本来看,刘麟生很可能是按照1551年鲁宾逊(Ralph Robinson)的英译本翻译的,因为他说“鲁滨孙的译本,是最普通了”。

刘麟生把《乌托邦》第一篇的标题意译为“拉斐尔论国泰民安”,不像后人那样直译为“拉斐尔关于某一个国家的大同盛世的谈话”。他是采用宋朝吴自牧《梦粱录》中“国泰民安”这四字成语道出的大同盛世景象,这更便于读者领会《乌托邦》的真谛。刘麟生译本中善于运用成语典故之处颇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36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