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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翔:现代转型与“中国化的劳工运动” ——重访陈达的劳工研究

更新时间:2018-06-04 20:33:54
作者: 闻翔  

   一、引言

   在当下的社会学研究中,劳工问题往往被视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特殊领域来对待。这自然与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所侧重的应用性格具有内在一致性,尤其是与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以“问题与对策”为主要取向的农民工研究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密切相关。尽管自2000年以后,随着“阶级形成”“劳动过程”等理论视角的引入,劳工研究的学理意义逐渐凸显,但这至多形成了“劳工社会学”这样一个狭小的分支领域,而没能把握到劳工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意义。

   事实上,如果将视野放宽,我们就会发现,劳工问题是理解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化与现代转型的一个枢纽,在讨论近百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时,劳工问题都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就“经济”而言,自19世纪末以来,乡土中国农业与手工业互补的传统格局在国际资本和技术涌入的新情势下逐渐瓦解。一方面,旧式的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面临挑战和转型,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工厂制度得到移植和再造,“劳工”的定义与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就“社会”而言,在“组织”与“家庭”两个中间层面上都出现了显著变化。在“组织”层面上,与旧式手工业相配套的、以师徒制为基础的行会日渐式微,且逐步向以职业/阶级共同体为内核的现代工会转型。而在“家庭”层面,至少在城市无产阶级那里,传统大家庭已经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就“政治”而言,从蔡元培1918年提出“劳工神圣”起,劳工阶级就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各种主义、党派都试图召唤、动员或改造的一个对象,劳工阶级自身也逐渐成长为社会政治的主体之一,如何安放劳工的位置成为各种政治改良或革命的方案都必须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

   由此可见,劳工问题不仅仅是一类特殊的社会问题,或只构成一门特定分支社会学所处理的研究对象,而是理解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具有总体意义的问题。因此,对劳工问题的研究,也必然需要一种总体性、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视野、格局和努力。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陈达(1892-1975年)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而言,陈达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尽管他一手创建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也曾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仅有的两位社会学家之一,但他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在今天却并不为人所熟知。虽然在几部重要的社会学史著作中,都曾经辟出一定篇幅对陈达的学问与事功加以介绍,但却很少对其劳工问题研究单独进行讨论,且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学术史”的层面,而未能进一步延伸到“当前史”,去深入讨论陈达的学术思想对于理解当代问题、反思当代学术所蕴含的可能性。

   本文尝试对陈达的劳工问题研究进行重访。下文将首先简要回顾陈达本人的著述与学思历程,接着从中拣取三项知识社会学的议题加以重点讨论,这三项议题分别是:结构、历史与行动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思考出路的问题意识,以及探寻“中国化的劳工运动”的理论自觉。文章最后还将讨论,对陈达的劳工研究遗产的重新认识,应该成为我们反思当下狭隘的学术分工和知识生产格局的一个契机和起点。

  

   二、陈达的著述与学思历程

   陈达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哥大读书期间,陈达即对劳工问题产生兴趣,并开始用英文撰写有关中国劳工问题的文章。1920年,他的《中国的劳工状况》一文在美国劳工统计局主办的权威杂志《每月劳工评论》(Monthly Labor Review)发表,受到好评,且被英美等地多个刊物转载,这引起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司徒(Ethelbert Stewart)的注意,后者特地前往纽约与陈达会面,并鼓励他继续就劳工问题研究深入努力下去。自此以后,陈达又陆续在《每月劳工评论》上发表了十余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女工和童工问题的文章。后来陈达去华盛顿准备博士论文,“时常往来于国会图书馆、人口局与劳工统计局。司徒局长因与余交谊渐深,决定在局中匀出小房一间,并供给绘图员打字员各一人。博士论文完成后,即由该局刊行,作为丛刊之一”,在1923年出版。这篇名为《中国移民:关于劳工条件的专门考察》的博士论文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关注,后者将此书“又印一版,作为该院文告第十九种。”可见,早在学生时代,陈达的研究成果就已经被国外视为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1923年,陈达学成归国,回到母校清华任教,讲授现代文化史和社会学原理。在此之前陈达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二手资料尤其是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回国之后他开始有机会进行实地调查。1924年,陈达指导学生对清华学校雇用的141名校役的工资和生活费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劳工生活费的研究之一,同时也是陈达本人关于劳工问题最早的实地调查作品。此后二十余年间,陈达又相继主持了十多项关于劳工问题的调查,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陈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因而其研究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不尚空谈,而永远以材料说话,他也因此被称为“实地研究中国劳工问题之第一人”。

   1926年,陈达在新成立的清华社会学系开设“劳工问题”课程,1929年出版的《中国劳工问题》即是根据其课程讲义及历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改编而成。该书共九章,外加一个关于劳工运动的附录,内容则包括工人生活状况、劳工团体、罢工、工资和工作时间、生活费、福利设施、劳工法规等,可见陈达的研究采取了一种综合的视角,涵括了劳动者、劳动关系、劳工组织以及生产体制等各个层面。在此之前,国内学界以“劳工问题(或劳动问题)”为名的著作至少还有以下三本:马超俊的《中国劳工问题》(1927)、唐海的《中国劳动问题》(1927)、李剑华的《劳动问题与劳动法》(1928)。其中,马超俊和唐海是工运人士,可谓实务家而非学问家,李剑华虽为社会学者,但其著作主要侧重于劳动法这一面向,因而,陈达的著作可以说是由社会学家撰写的、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具有开山的意义。在此之后,虽然又有一些社会学者陆续撰写了类似主题的著作,例如骆传华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1933)、祝世康的《劳工问题》(1934)、何德明的《中国劳工问题》(1936),但无论是在影响上还是深度上都无法与其相媲美。

   《中国劳工问题》出版的次年,《大公报》“经济研究副刊”发表了一篇长篇书评《评陈达氏之〈中国劳工问题〉》,文中指出“劳工问题在我国之经济生活中尚为新鲜之事物”,“著者处于统计缺乏之中国,竟能以科学之方法,实足令人钦佩”。书评还总结道,坊间关于劳工问题的著作,其中三分之二大抵是翻译自外国著作,但译者对原著本身并不加鉴别,“其书之本身是否具有真正之价值多不问也”,且这类译述“多完成于匆匆之间,志在获利”,“故书中之内容与名词,不免时有黑白颠倒”。除了译著之外,尚有多种国人自己编著的著作,也都瑕瑜互见,例如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中国劳动年鉴》,虽“取材丰富,可惜误处太多”;再如《新青年》之劳动专号,“著者多凭片面之观察,缺乏实地调查,因而不无缺陷”;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机关例如上海社会局等发表的专刊,这些专刊都是实地调查的结果,但研究的是一些比较局部的问题。相比之下,陈达的这本著作可称“中国讨论劳工问题各著之冠”。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经济研究副刊”是何廉、方显廷等著名经济学家所领导的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后者是当时工业史与劳工研究的一个重镇。这篇书评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南开这个学术共同体对陈达的研究的态度。

   1929年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厂法》,规定自1931年8月1日起实行,这引起工商界、劳工团体和社会服务机关的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该法“立意至善,目的在保护工人及促进实业的发展,宜实行”,反对者则主张“该法近于理想,有几条与实情相差太远,须经修改,然后可以施行”。陈达认为,这些意见的“可靠程度如何,非有事实的研究不能断定”,为此,1931年夏天,赶在工厂法正式施行之前,陈达在上海主持了工厂法施行问题的抽样问卷调查。该调查将上海市的工业分成纺织、化工、食品、公用事业、机器工业和印刷业等六大类,在每一产业中抽取若干工厂进行调查,其中中国工厂176家、外籍工厂52家。除了问卷调查之外,还访谈了华人雇主与经理30余人、外籍雇主25人,工会领袖15人,以及男女童工10余人。调查内容则主要针对工厂法中的工作时间、工资与福利、休息日与假日、安全与卫生等条款,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一)上海的工业普通的工作时间,每日是几个小时?(二)女工童工的深夜工,是否有立即废除的可能?(三)工厂法施行时,对于工业的经济损失如何?经济损失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影响?(四)以现状论,工厂法什么部分可以施行,什么部分尚须稍待时日?”在这项调查的基础上,陈达完成了《中国工厂法适应性的研究:基于上海地区的前期调查》一书,指出工厂法条文与我国工业的现实情况隔阂较大,不宜立即实行,而应首先以阻力较小的关于安全和生产的条款作为开端,再循序渐进。这一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认可,“自1931年以来至抗战结束,实际上工厂法的实施部分主要的仅有安全与卫生,但仅这一部分的工作,也是成绩不好的”。

   1931年的上海工厂法选样调查被称为学术界关于工厂法的“第一次的事实的研究”,抗战期间,陈达又领导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主持了对战时劳工法令及其社会影响的大规模调查。抗战胜利之后,陈达曾计划写作一部题为“Workers in Transitional China(转型时代的中国工人)”的英文著作,但并未如愿。不过,在陈达的影响下,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很多学生都对劳工问题产生兴趣,以1943届毕业生为例,13名毕业生中有8人选择了劳工问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这些论文中既有对某一工厂的个案调查,也有关于同业公会、职业工会等新旧劳工组织的研究等等。在陈达的培养下,袁方、全慰天等弟子后来都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出色成就。

   1949年以后,因为历史原因,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取消,清华社会学系也被解散。陈达则被分配到中央财经学院,随后又辗转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劳动部劳动干部学院。1957年初,政治形势一度宽松,陈达在北京市的政协会议上提出恢复社会学的提案,且又开始有机会发表劳工研究的成果。1957年4月22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社会学座谈会,推选陈达、费孝通、吴文藻等8人进行社会学恢复工作的筹备,陈达为召集人。但随后,反右斗争很快到来。从1957年以后直到1975年逝世,陈达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劳工问题的文章——尽管他去世时的身份是劳动部下属一所学校的教授。1993年,陈达的遗著《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被整理出版,这部书也成为他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的绝响。

  

   三、结构、历史与行动者并重的方法论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学史叙事中,陈达主要是因为其对中国人口研究的贡献而被提及的。例如,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与中国》中关于陈达的一章即主要聚焦于其人口研究,而其劳工问题研究只是在书中讨论邓中夏的工运研究时作为比较而被顺带提及。再如,李培林等人在一篇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史的长文中,也将陈达归为社会学的“人口学派”,其关于劳工问题研究也被放在这个脉络下来讨论。对陈达“人口专家”的定位,实际上突出了其作为“统计社会学家”的面向,认为他是将人口普查、问卷调查以及统计分析技术应用于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先驱和典范,陈达1930年代末在云南组建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主持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与劳工调查,则是这一面向的具体体现。

但是,早在1940年代,费孝通在云南主持“魁阁”时,就曾经对陈达等人的统计表式“社会调查”提出过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wangjin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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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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