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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小资产阶级问题

更新时间:2018-06-04 17:14:46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即“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以为“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国内已不再有敌对阶级了,没有什么人可以镇压了”,情况并非如此。[29]

  

   斯大林关于剥削阶级被消灭后,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化的论断,其理由仍为列宁所作的归纳,除了被剥夺的资产阶级意欲复仇,最主要的便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国际资本的包围。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敌镇压职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

  

   二、小资产阶级:是敌是我还是友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文艺界代表说:“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30]这些话因关涉三个月后发动的反右派斗争,研究者存有不同的解读。[31]而笔者以为,要从中共党史及其语境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来考察,才能够把事情解释清楚。

  

   所谓“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对于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教训莫过于国民党当年的“清党”大屠杀。国共两党曾同被共产国际所扶植,一起从事国民革命运动。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看来,国民党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中共虽然大部分党员也出身小资产阶级,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则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国共合作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联盟”。[32]这种联盟结果被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清党”所破坏。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曾被说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33];而汪精卫举行七一五“分共”,则被确定为小资产阶级反动无疑。[34]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35]尽管后来毛泽东和中共把国民党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小资产阶级反动起来并且倒向资产阶级一边的厉害,给人印象实在深刻。当然,按照列宁主义和苏联经验,无产阶级革命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关系是正确的;坚决回击其“叛变”和“反动”也没有错。

  

   国民革命失败后,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在“远方”[36]指示下投入十年内战,其所开展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工农专政,土地革命,武装割据;反富农,反托派,反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分子……这一切“同联共(布)和苏联的内部进程密切联系着”[37]。

  

   缘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高层就中国革命爆发的斗争始终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且各方都把革命失败的罪责归咎于对方的“孟什维克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倾向”,受这种斗争影响,其政策不是被指“右倾”便是摆向“左倾”,弄得陈独秀、瞿秋白等几位知识分子型的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接连栽了跟头。1928年7月,共产国际选择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共总书记。同年10月,中共中央通告全党,决心要改变以往“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的状况,“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38] 11月,党中央又发布《告全体同志书》,列出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等十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要求将其“扫除干净”,以“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39]192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完全同意”反对布哈林的调和主义,并批判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因对富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观点不正确而得出将来工农专政时还会有”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行动”的说辞,是“极明显的右倾的不正确的观点”。决议指出,“中国取消派与调和派的表现,正是与国际取消派和调和派的思想,一条路线、一个系统”。中共“右倾危险”的强大基础便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留。”[40]不久在中国苏区进行的“肃反”,亦为苏联国内同类运动的延长。[41]以反“AB团”酿成苏区内部斗争的“富田事变”[42]为例,冲突双方(中共红一军团总前委、毛泽东与红20军、中共江西省行委)对上级都有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也有决定,各方意识形态和所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坚决同富农反革命势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孟什维克、托派、小资产阶级敌人作斗争![43]

  

   中共在十年内战中遭遇严重挫折。一线作战的毛泽东眼见队伍和地盘越打越小,他报告中央:“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44]为了安民心、站住脚,红四军党代会在提案中写进“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兴国县则把“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45]但这些在临时中央的眼里,却有“富农路线”之嫌,其罪名足可诛杀。后来忆及,毛说“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46]此时毛泽东的认识感性成分居多,一部二十四史和其自幼鈡爱的小说《水浒》都告诉他:拉队伍,打天下,“总是多一点人好”。“靠单兵独马,去同敌人打硬仗”,“子弹是会打死人的”,这是连小童也懂得的道理。临时中央王明等人没有经验,脱离实际,“钦差大臣”满天飞,结果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令毛泽东窝了一肚子气![47]

  

   后来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调整政策[48],特别是毛泽东等人读到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篇原著[49],对列宁主义的“两步走”策略,在认识上有了理性的提升。中共中央于1935年底召开瓦窑堡会议,依照国际指示,再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以施行。两年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正式取消苏维埃运动,十年内战结束。

  

   1941年,毛泽东对本党亮出的“新民主主义”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50]中共由此从“比较孤立”,“逐渐得到人心”(毛泽东语)。梁漱溟跑到延安,想进一步劝说中共诸君放弃阶级斗争,他与毛泽东彻夜辩论,得到的结论却是中共“根本上没有变”。[51]

  

   中共“根本上没有变”,在延安整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整风是为了清算王明等人的错误,这种错误被定性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原本为真理,但像王明等人那样脱离中国的实际,搞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只会糟蹋真理,把事情办砸。王明传达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国际精神,被指为是出卖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而国际隆重推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则被列为整风中最重要的学习文件。[52]这绝对不是装样子。毛泽东做的第一个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就说道:“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53]

  

   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启示,对王明等人错误的阶级分析即为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孟什维克路线”。毛泽东做的第三个整风报告《反对党八股》指出:“这些东西(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引者注)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54]整风中作用举足轻重的刘少奇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他特别揭露:“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在形式上是以‘反孟什维主义’出现的,是以‘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等等形式和词句出现的。他们在这些美丽的形式和革命的词句掩盖下,来进行实际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来宣传与实行实质上的孟什维主义。”[55]这就把王明作为“钦差大臣”的嘴巴给堵住了。

  

   同样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则,“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56]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毛泽东说:“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57]不久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把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做了一并的论述,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经过种种方法,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58]

  

   果然,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开展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59]其典型人物便是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共老党员,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来延安后从事马列著作翻译,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矛头不是指向王明之流,而是冲着革命阵营中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且语言“冷嘲暗箭”,有股“对领导者的敌意”,引起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后来还被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所利用,其性质遂被确定为“攻击革命,污蔑共产党”(毛泽东语)。[60]在对王实味的批判中,又揭发出他和托派分子曾有往来,攻击过斯大林,问题就严重了。须知托派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必欲除之的死敌。[61]抗战中,“远方”再三指示中共要“最大限度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不断地审查干部和党机关周围人员,坚决清除党内和红军内部的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别是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62]于是王实味及其朋友以“托派集团”罪遭逮捕。[63]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也转向了“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64]

  

接着开展的“审干”(又称“抢救失足者”运动),与苏区时代的“肃反”相类似,很多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在刑讯逼供之下被打成“内奸“、“敌特分子”。[65]有说法指这场运动的发生是“康生插了一手”[66],读者从本文可知,这非为某个人的原因。幸而后来除了王实味等少数人殒命之外,“审干”受害者中的多数人活了下来并获平反,这取决于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比较过去有了长进,不再完全按照联共(布)和斯大林的风格办事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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