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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从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看《儒林外史》的真义

更新时间:2018-06-02 22:34:50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我们民族向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故明清以来之长篇说部,莫不与历史密切关连。“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罗烨:《醉翁谈录》),历史既是小说素材的重要源泉,又是小说为甩脱“末学”的帽子以“博古明今”相标榜的看家手段。不过,在新的气候和土壤中孕育和产生的小说,固然也在“讲历代年载兴废,记岁月英雄文武”,但倾注于其间的“褒贬是非”,与官修的正史相比,确实起了某种质的变化。如《三国志演义》,“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它一方面是取材于正史的“全史性”小说,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寄托着民众情感的平话的采取,尤其是通过作者的艺术虚构,从而闪烁着正史所没有的民主性思想的光辉。除了“全史性”的讲史体小说而外,复有“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体例又略近于正史中之列传。如《水浒》,或谓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刘廷玑:《在园杂志》),然据现存最早的版本题为《京本忠义传》(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将“水浒”二字置于“忠义传”之前,亦为《水浒》原名《忠义传》之证),则《水浒》应属正史《忠义传》之例可知。封建卫道者把宋江等一百八人骂为“盗贼”,而《水浒》偏要把他们奉为“忠义”,归入正史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忠义传》之列,这种对于正史的亵渎,反映了人民大众“褒贬是非”的鲜明立场,体现了长篇说部的历史进步性。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独立完成的长篇小说,书中(除“楔子”而外)所写的人物,至少在吴敬梓时代,还没有被写入正史之中。因此《儒林外史》与历史的关连,不表现在人物和情节对于正史的依傍,而表现在创作精神上与正史的依违。众所周知,正史中之《儒林列传》,为司马迁所首创,后世沿其体制而不废。然仿《儒林传》体例作为说部,却自吴敬梓始。《儒林外史》名曰“外史”,已自点出它与历史的关涉。闲斋老人曰:“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元虚荒渺之谈也”(《儒林外史序》),已经稍稍涉及到这个问题。不过,在闲斋老人是以为“稗官为史之支流”,所以只能卑谦地称为“外史”,而不敢自居于正史之列;其实,吴敬梓恰是大不满于正史《儒林传》之体,故发愿要以“外史”来补充它,纠正它,甚至取代它,从这一点着眼,方可见出《儒林外史》的真义所在。

  

   一

  

   《史记·儒林列传》开后世“儒林传”之体,然实不过一本汉兴诸儒修明经艺、师生授授的流水账,言简意乏,可以说是《史记》中最为枯燥的篇章,极少文学意味。其中唯叙辕固生的一段,略可见到一点“人”的影像: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

  

   班固《汉书·儒林传》中,此类细节与对话,稍稍增多,有关施雠、孟喜、欧阳地余、王式诸儒的文字,亦较为生动,如:

  

   (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

  

   三言两言,就把好说假话以自炫的孟喜的嘴脸形象地勾勒出来了。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的篇幅三倍于《史记》,其叙诸儒雅之士,亦有动人之章节,如《杨政传》云:

  

   ……尝诣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思,备位藩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胸!”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会阴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

  

   作为一位名儒,传中仅引京师语“说经铿铿杨子行”来说明他“善说经书”,却详叙“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的品行,实与经义无涉。可惜的是,这类较有文学意味的章节,即使在杰出的正史中,也是吉光片羽,不占正宗主流的地位。

  

   降及张廷玉之《明史》,《儒林传》的篇幅已达《史记》的六倍,然其时“科举盛而儒术微”,《儒林传》不过将“士之抱遗经以相授受者,虽无他事业,率类次为篇”(《明史·儒林传》)而已,殊无足观,较之《史记》、《汉书》,尤为等而下之。

  

   要之,正史之《儒林传》,其传主大半是“以儒学登用,林立朝右”者,其事略又主要是明其“专门经训授受源流”之类。由于受到这种体例的限制,历史上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杰出人物就往往因为资格被排斥在《儒林传》之外;同时,写入《儒林传》的人物,又大都只写他们的一两个片面,这都是同历史的本来面目相悖违的。

  

   正是针对正史的种种缺憾,吴敬梓奋笔写下了作为稗史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在创作精神上与正史的不同,吴敬梓在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就清楚地点了出来。卧闲草堂本(以下简称“卧本”)评曰:“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然与本事毫不相涉,则是庸手俗笔,随意填凑,何以见笔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以楔子“隐括全文”,亦即是揭示“外史”的体例,并以之为贯穿“全书之血脉经络”。

  

   楔子是专为王冕立传的。王冕《明史》文苑有传,按本传中已有“通儒”之称,故亦可入《儒林传》。本传如下:

  

   王冕,字元章,诸暨人。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屡应举不中,弃去,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以馆职荐,力辞不就。既归,每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九里山,树梅千株,桃杏半之,自号梅屋主。善画梅,求者踵至,以幅长短为得米之差。尝仿《周官》著书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至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咨议参军。一夕病卒。

  

   传中叙王冕“授受源流”、应举著述诸事甚悉,而《儒林外史》皆弃而不书,颇谬于正史;王冕明初为太祖所聘、授咨议参军事,《外史》则径直易为闻讯后先自逃隐会稽山中,更与正史截然不同,由此足见二者命意之区别。另外,《外史》之写王冕学画荷花,戴高帽、穿阔衣,以及怠慢知县种种细节,微妙传神,均为正史所不为,复显出二者手段之不同。

  

   楔子中之危素,以其少通经史与后来之社会地位,实堪入《儒林传》(《明史》中归入《文苑传》),但《外史》单拈出危素“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子卖了,图个名望体面”,以及为了“识拔贤才”,居然放纵部属威势凌人,闹得沸反盈天的琐事形诸笔墨,却为正史所无。时知县其人,以其身分而论,大约难入《儒林传》,《外史》中写他欲“屈尊”去拜王冕这一乡民的矛盾心理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这样一个“酷虐小民”的县太爷,“志书”上完全可能把他树为“屈尊敬贤”的清官,大加誉扬的:《外史》这轻轻一点,不正道出了“志书”(也就是正史)之“外”的种种不为世人所知的内情了吗?

  

   楔子中还写了三个头带方巾的人,这三人虽为儒林中人,但大约都入不得《儒林传》,所以作者竟皆不记名姓,直以胖子、瘦子、胡子称之。三人所言,除敬慕先生之外,《外史》单单突出胖子意欲去晋谒危素的动机:“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所写既非《儒林传》中可写之人,所记也非《儒林传》中应记之事,故名之曰“外史”。卧本评曰:“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正说出了《外史》的重要特征。

  

   卧本又评曰:“秦老是极有情的人,却不读书,不做官,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作者于此寄慨不少。”秦老绝非儒林中人,“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他见王冕不俗,所以敬他、爱他,较之危素之流,方才称得上是真正识才爱才的人。《外史》为秦老作传,真是寄慨无穷。

  

   关于《儒林外史》的描写对象问题,研究者向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它“描写的中心始终是儒林”(李汉秋:《封建末世的儒林画卷》,《安徽文学》1981年第11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过半数以上不属于儒林”,所以作品是“一部描摹世相的社会小说”(滕云:《世相·人情与人物——读〈儒林外史〉札记》,《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其实,从楔子所揭示的体例来看,《外史》的描写对象实际上包含了如下三个类型:

  

   一、本身可入《儒林传》的人物。这是《外史》的核心。作品通过着重叙写为《儒林传》所回避或忽略了的那另一面,抒发作者的正面理想。

  

   二、本身虽为儒林分子,却难入《儒林传》的人物。这是《外史》的主体。作品通过《儒林传》所根本不曾触及的种种方面,表达作者对于现实的道德的和审美评价。

  

   三、本身即非儒林中的人物。《外史》径直为其作传,这是对正史的变异,是《外史》中最有生气部分,寄托着朦胧的希望。

  

   《儒林外史》描写对象的类型,表现了吴敬梓观察和反映生活的独特角度和整体观念,显示了吴敬梓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胆识和独创精神,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二

  

《儒林外史》称虞育德为“真儒”、“名贤”,为“圣贤之徒”、“斯文之主”。他父母梦见文昌帝君亲手递一纸条,上写着《易经》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当下就有了娠,生下这位虞博士来。这类“梦兆”的记载,正史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虞博士二十四岁进学,四十一岁中举,五十岁中进士,得补南京国子监博士。论他的功名地位、文章品行,虞博士入《儒林传》是绰绰有馀的。他的所作所为,如关心武书母亲的旌表,尤其是主持泰伯祠的大祭这样的盛典,也本是正史本传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方面,是《外史》与正史合拍之处。但另一方面,《外史》又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注重在一个“真”字上做文章。虞博士是个寒士,为“学两件寻饭吃本事”,“留着以救急之用”,他学过地理、算命、选择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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