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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洲:从混合政制理论视角看美国民主制的危机及变迁趋势

更新时间:2018-06-02 22:05:14
作者: 刘晓洲  

   三、美国民主制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制度的变迁趋势

  

   尽管混合政制通常被认为具有不易蜕化变质的优点,但从人类历史的经验看,从来没有永存的政制,混合政制虽然可能确实存续时间较长,最终也难以避免衰败或者不再适应现实需要的命运,古代雅典、斯巴达、罗马等混合政制国家的辉煌与没落便向我们揭示了此种图景。⑦

  

   混合政制通常的演变趋势是贵族制因素逐渐削弱,民主制因素或君主制因素不断强化:前者如古代雅典从梭伦时期的混合政制演变为伯里克利时期的民主政制;后者如古代罗马从小共和国的混合政制演变为奥古斯都时期大型国家的元首制,直到后来的帝制。斯巴达固守城邦国家的小型政治共同体外壳,并依靠严酷措施保持其混合政制长期不发生腐化,付出的代价则是有限的国家规模窒息了国家实力发展,无力应对外部挑战,最终无法避免被强大的马其顿王国征服。

  

   美国民主制作为古代混合政制的现代变种,同样具有均衡、稳定等优点。但正如柏拉图所言:“一个建立得这么好的国家要动摇它颠覆它确是不容易的;但是,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⑧今天,美国民主制正遭遇明显的危机,面临三个重大挑战。第一,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严重对立的影响传导到政府机构层面,造成“否决政治”,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国会参众两院之间的分权制衡经常蜕变为相互拆台,导致出现立法困境,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收益下降,成本显著上升。第二,交通、通讯信息等技术变迁改变了代议民主制的生存环境,对直接民主的强烈诉求导致作为间接民主的代议民主制出现代表性危机,作为治权受托者的政府与作为主权唯一拥有者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失调,政府权威和治理能力衰退。第三,受中产阶级萎缩、族群结构多元化及去中心化、道德-文化相对主义盛行等因素影响,美国社会达成重叠共识趋于艰难,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受到侵蚀。这些挑战将给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足够充分地化解这些压力,人们将自然会寻求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安排。

  

   美国混合政制的演变趋势与古代雅典和罗马类似,同样是贵族制(贤能制)因素逐渐削弱。美国国父们当初为美国设计的是一个不同于古典式直接民主的制度,这个制度以代议制为运转的枢纽,国家交由人民选出的贤能之士进行治理,而不是由人民直接进行治理;选举权受到严格限制,只有拥有财产或纳税的成年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民主这个词在宪法中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在阐述美国政制设计背后的理念时,认为美国政制保留了古代民主的精神,同时又避免了小型民主共和国容易发生的党争和内乱等各种弊病,他们最关心的、强调最多的是通过代议制来实现和保卫“自由”与“共和”的价值。这种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在美国政治传统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可见,美国国父们设计的代议民主制具有强烈的贤能政治色彩,属于精英民主的范畴。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民主的理念一旦被接受,现实中的民主就不会永远停留于精英民主的阶段。随着民主化的不断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现了普选,用以界定美国政治体制的关键词已从“自由”与“共和”转换为“民主”。民主的核心原则被理解为平等,且这种平等常常被泛化理解——既然人们在身份上是平等的,他们在一切领域都应该平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过去的200多年中,美国政治已经从精英民主演变为大众民主。

  

   在美国民主政治已经演变为大众民主并且面临民粹主义声势日渐浩大的境况之后,美国民主制度的演变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保持现有民主制度安排基本不变,适当加强行政部门的权力,大力减少政党对立并改善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这将有助于降低美国分权制衡的制度成本、增强社会共识,从而提高美国人对政府和民主政治的满意度。第二种可能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制因素继续增强,演变为民选议会集权的民主制甚至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直接民主制,民主的激进化发展导致出现进一步的国家治理困局甚至内乱,转而需要一位政治强人来收拾局面。第三种可能是由于对当前民粹主义兴起的警惕和反弹,美国政治体制的君主制因素转而增强,借助某种契机演变为个人集权的元首制,通过个人集权的强大力量来控制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这种可能性虽然较小,但不能完全忽视。

  

   以上三种可能当中究竟哪一种会出现,取决于美国民主面临危机的发展变化,美国如何应对这一危机,以及某些不可预期、也不可控制的因素。由于崇尚思想自由和言论开放,美国社会通常是比较能够直面自身弊病的,这就为其民主政治在现有基本制度架构下进行自我矫正提供了可能。当然,这绝非易事。

  

   注释:

   ① [美]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张大军译,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307页。

   ② 参见[美]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2-499页。

   ③ See Polybius, The Histori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R. Pa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BOOKⅥ, 4.

   ④ 参见[美]戈登·伍德:《民主与美国革命》,载[英]邓恩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8页;李剑鸣:《戈登·伍德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7页。

   ⑤ 关于总统、参议院、众议院三者在构成美国混合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参阅李强:《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共和主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49.html,2004-06-10。

   ⑥ 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9-271页。

   ⑦ 在一般的说法中,古代雅典城邦是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典范。但实际上雅典的民主制经历了长期的变迁,从梭伦到克里斯提尼,再到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改革之前,雅典民主制的混合特征相当明显,只有在后期才趋向激进民主。亚里士多德便认为,梭伦为雅典建立的政制同样符合混合政制的原理,元老院保全了寡头的作用,执政官的选举着重才德标准,“公审法庭”则体现了大众的意志。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5-106页。

   ⑧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5页。

  

   原载《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4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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