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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毛泽东“理一分殊”思想发微*

——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八十周年

更新时间:2018-06-02 10:40:41
作者: 李放春  
”23为此,他在书中大声疾呼“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24针对照搬照抄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的军事指挥做法,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认为其结果“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指出:“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25毛泽东嘲笑那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犯了革命急躁病。他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时期,“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26他抨击那些主张“正规战争”、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人们无视中国的特点。“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27与此针锋相对,毛泽东指出,必须老老实实承认红军的游击性。他说:“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28

   要之,毛泽东的军事论证之要害就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特殊性的尊重与强调。在他看来,苏联内战经验与中国内战经验既不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也不是先进与落后的等级关系,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分殊关系(即两种特殊性)。最重要的是,要根据中国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革命战略,采用相应的战争形式。由此,毛泽东就在理论层次上建立起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主体性地位。

   李泽厚在讨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论著时写道:“毛泽东由于从实际出发,很重视事物的经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又总是把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的规律上来,这成为他思想的一个特点。”29笔者以为此见甚当,惜未能观照到其背后蕴含的中国思想(特别是理学高扬的“分殊”理念)底蕴。后文中对此再加详论。

   值得指出的是,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期间,毛泽东同时在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并写下长篇的批注。301937年4月至8月,他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31这份“讲授提纲”的精华之一是关于矛盾统一法则的论述,亦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矛盾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的重中之重是所谓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修订《矛盾论》(即“讲授提纲”中的“矛盾统一法则”一节)时特别加写了一段话:“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32

   冯友兰曾指出,《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一为哲学著作,一为军事著作,表述的却是同一套思想。这两部著作一侧重“事”,一侧重“理”,二者“互相发明,互为表里”。33笔者认为,尤其在毛泽东关于特殊性(“分殊”)问题的认识上,的确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与唯物辩证法逻辑的呼应。可以说,《矛盾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基础上达成的哲学升华。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其共性即“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然而,这种共性又“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我们看到,所谓矛盾的共性,就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理一”;所谓矛盾的个性,则是“各各特殊,所以造成”的“分殊”。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34而在1937年的原稿中,毛泽东甚至一度将懂得矛盾的共性与个性之关系(亦即“理一分殊”)的道理提升到“闻道”的高度来看待。他说:“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35

   以往论家在解读《矛盾论》的中国底蕴时,则未明晰揭示出“理一分殊”这一层意涵。例如,冯友兰指出:“一个‘寓’字,准确地说明了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既有区别、又有联结的情况。这个提法,中国传统哲学称为‘理在事中’。”36金观涛关于《矛盾论》的分析指出:“辩证法的道德化、心学化和可操作化三种变异综合起来,使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成为一种可以再次达到天人合一的学说。”37冯友兰、金观涛等现代哲学家从《矛盾论》中读出了“理在事中”“天人合一”等思想内涵,却都没能点出其中的“理一分殊”之意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很重要,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问题,但还没有形成原则与表现这对理论范畴。这对范畴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结论《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时首次提出来的。这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论及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38

   他分析了中国的特点,并比较了与“资本主义各国”(主要指俄国)的不同。据此,他认为:“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39所谓“走相反的道路”,主要针对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一大胆的论断展示出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高度的道路自信,而这一自信不惟是建立在中国实际的基础之上,而且是有思想理据的。

   我们看到,原则与表现的辩证法构成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核心主线,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可谓是“一以贯之”。

   那么,值得追究的是,原则与表现这对范畴从何而来呢?

  

四、列宁主义渊源与朱子理学底蕴

  

   考稽马列典籍,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当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幼稚病》)。

   1927年7月,斯大林论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路线时曾提出三条“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其中,第一条指出:“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40据此,他激烈抨击(托洛茨基等)党内反对派“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罔顾“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结果招致革命失败。斯大林说:

   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他们不懂得,现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41

   斯大林援引的理论依据正是列宁在《幼稚病》一书中的论述:

   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42

   《幼稚病》这部作品是1920年四五月间列宁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专门写就的,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该书的论点与结论成为大会决议的基础。列宁在这部作品中提出,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要与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相适应。193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之际,延安《解放》杂志刊载了陈伯达的长文《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伟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应用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中,能够善于考察、研究、探索和熟悉各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点,能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场合中,对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结构……殖民地、宗教派别等等之特质所形成的、所必然形成的具体特点,加以估计。’(列宁:《左派幼稚病》)”43毛泽东对《幼稚病》这部著作也非常钟爱。1932年他得到这本书后,爱不释手,长征途中一路携带。不少人回忆,毛在延安时期还曾反复研读。44据此可知,毛泽东对列宁关于基本原则与民族特点相适应的一段论述无疑相当熟悉。

   至于“表现形式”这一术语,应是来自斯大林。1925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著名论断。面向苏联的各东方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提出他对无产阶级文化与民族文化关系的看法:

   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与民族文化并无矛盾。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废除民族文化,它给予后者内容;而民族文化也不废除无产阶级文化,它给予后者形式。不同民族应该基于不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45

   这里顺带提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研读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时一度留下诸多疑问。46随后,他又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仔细研究了这一部分的相关内容。例如,书中讲道:“在机械唯物论者方面,认为形式对于内容是受动的东西,否认形式的积极性、能动性,否认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因而把形式溶解于内容之中,因而不能理解事物的运动的特殊诸形式的发展法则。……因此,他们不能理解内容的发展中形式的积极性的作用,把形式和内容看成抽象的同一物,以至不能理解各种特殊现象的特殊发展法则。”毛泽东在“形式的积极性、能动性”,“事物的运动的特殊诸形式的发展法则”,“内容的发展中形式的积极性的作用”,“各种特殊现象的特殊发展法则”等语句下加了下划线,更进而在“形式的积极性”“特殊诸形式”“各种特殊现象的特殊发展法则”之下加了双下划线。47因此,“形式”在毛泽东心目中绝不是次等重要的东西,而恰恰是能发挥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地方。

以上可见,毛泽东关于基本原则与表现形式的思想方法是以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论述为依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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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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