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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如何引导“企业家精神”的合理配置:兼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更新时间:2018-06-02 00:17:48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于,政府这几年对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的大力建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功能与企业家才能发挥以及技术和产业的创新之间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政府不仅通过信息共享和行为协调来激发企业的创新行为,而且也通过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的建设而将潜在的个人创新精神转化为现实的集体创新能力。

   根本上,现代经济增长取决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以及软硬基础设施完善,或者说,经济增长本身就体现为一个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结构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积极的“有为政府”,它不仅需要对不具有自身能力但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产业和企业进行补贴,需要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给予外部性的补偿,从而提升企业的个体创新能力;而且,它应该致力于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的建设,从而激发出潜在的企业家精神,进而将潜在的个体创新能力转化成实际的社会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当前世界各国之间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人均收入差距,根本上并不是个源于体生产能力或劳动投入的差异,也不是源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差异,而更主要应该归咎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这已为众多的研究所证实。12例如,伊斯特利和莱文的研究就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人均收入增长率差别的大约60%,可以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国别差异的大约90%。13进而,全要素生产率又是如何提升的呢?根本上源于要素禀赋配置的合理化、技术在人力和器械上的渗透以及由分工深化带来的规模经济等。显然,这些都有赖于研发投入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有赖于政府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激励和协调,也有赖于政府对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也就有赖于政府推行的合理产业政策。基于上述剖析,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而言,我们就可以从更广的视角来审视有为政府在市场开放、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积极职能,这可用图1大致表示。

  

  


  

   总之,政府行为与企业家精神并不对矛盾对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并且需要承担很多功能来促使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和配置。斯蒂格利茨就强调,“政府不仅只有一个限制性的功能,它也能起到建设性的和推动性的作用。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14不幸的是,囿于新自由主义以及市场有效的信条,现代正统经济学往往只看到创新的表象,乃至把一切创新都看做企业家独自行动的结果,却看不到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基础性也是根本性的作用。同时,由于对孤立个人行为的盲目推崇,一些国际机构热衷于对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进行贷款,尤其推崇对穷人发放的小额贷款,把它视为穷人摆脱贫困的重要措施。那么,这种措施有效吗?很大程度上,这些小额贷款往往被用于儿女婚嫁之类的“平衡消费”,甚至是刺激穷人消费,却根本无法刺激穷人的创业精神。15显然,经济学说史早就告诉我们,当借贷资金主要用于生活消费而非再生产时,它是创造不出经济剩余的。而且,从历史来看,古代社会中的货币借贷主要用于“平衡消费”,而富人对剩余资金处置方式往往也是窖藏,而很少作生产上的投入。正是基于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古代学者大多反对高利贷以及生息货币的社会基础,阿奎那则通过固定物和消费物的区分而将之上升到理论层次。由此观之,源于华盛顿共识的流行的扶贫方式存在根本性的方向错误,相反,由中国倡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则是一个更合理的方向。

  

三、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上面的分析表明,即使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对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潜在的企业家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以及从个体创新能力到集体创新能力的转化方面也都依赖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罗德里克就指出,“如果没有有效的政府帮助,很难发生经济结构调整活动”,“东亚经济体和拉美国家的区别,不在于由政府还是市场驱动了产业升级,而是拉美国家的产业政策不如东亚经济体那样协调和连贯,其结果是拉美国家的产业升级就没有东亚经济体那样深刻和全面。”16当然,尽管本文关注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所存在的不足,从而主张不能简单地遵循“华盛顿共识”而“言必称市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转向另一极:以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来取代市场机制的引导,甚至政府也不可能代替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根本主旨是要在过去过分强调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和现在过分否定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市场和政府间的互补和平衡,致力于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之所以需要有效市场,这是由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所决定的:只有在有效市场引导的下,市场主体才能采取合理的行为方式,才会有稳健而持续的市场竞争;之所以需要有为政府,这是由市场失灵的广泛存在所要求的:只有有为政府承担起了应尽职能,才能保障一个真正运行有效的市场,才能制定出合理而可行的产业政策。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关注的重要议题。

   新结构经济学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间的关系概括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其中,前一句话是指政府要培育、监管和补充市场,不能无为;后一句话是指政府不能扰乱、破坏和替代市场,不能乱为。17林德布洛姆曾说过,一个市场就像一把工具,它被设计用来做特定的工作,却并不适合其他的工作;同时,由于人们不太熟悉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因而当可以使用它的时候却经常把它留在抽屉里,而在不应当使用它的时候使用它,这像一个粗心地把凿子当螺丝刀使用的业余工匠。18政府也是如此。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进而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呢?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需要寻找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有效发挥的共同基础。一方面,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机制,它都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正式的制度规则,二是非正式的道德伦理。显然,这两者都是对行为主体和决策行为的制约,其中,制度规则是对市场行为或政府决策的外在约束,道德伦理则是对市场行为或政府决策的内在约束。另一方面,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机制,它的有效性都在于提高社会主体的行为决策之合理性,都在于促进社会主体间的行为互动之协调性。显然,这就有赖于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信息机制的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有鉴于此,这里侧重于从市场主体角度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基本诉求作一简要说明。

   首先,就有效市场而言。基于自然主义的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如同自然世界一样的方案,试图在人类社会中建立像自然界那样的普遍秩序,从而基于自然神学而注重抽象的一般规则之建设。但显然,抽象的市场规则只能对恶性的机会主义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却无法激发内在的更为主动积极的互惠合作行为;同时,在现实市场中,逐利所引发的过度竞争不仅滋生出各种寻租现象,而且还会促使内生交易费用飙升和市场信息的扭曲。实际上,市场根本上不是自然的和先验的,而是在人类的不断互动中逐渐创设的,从而必然渗透了人类社会的认知和道德观,市场伦理也就是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很大程度上,市场伦理为市场主体的互动提供了一种带字符的信任关系,从而市场主体更关注其他互动者的利益诉求,更倾向于采取互惠合作的方式,进而有助于节约市场信息和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这就构成了市场秩序扩展的根本性基础。这意味着,市场机制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般规则和市场伦理。同时,这两大内容的相互关系体现为:一般规则的制定和运行往往都以市场伦理为基础,离开市场伦理的一般规则是根本不存在的;尤其是,如果过分强调一般规则而忽视市场伦理,那么就会极大地激发机会主义心理和策略性行为,最终将会造成市场的严重失灵。19

   其次,就有为政府而言。要保障有为政府的积极“有为”而非“不为”和“乱为”,关键要建立一整套法律规章、监督和升迁奖惩体系,同时在社会中培育起一种浓郁的责任伦理,并由这种责任伦理孕育出一种公共企业家精神。正是基于这种公共企业家精神,政府官员及其他政策相关者就有内在动力和自觉责任去制定和实施一项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而与私人企业家精神相配合而促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之所以需要基于责任伦理的公共企业家精神,还可以从这样两方面加以理解:(1)基于逐利动机的私人企业家精神既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财富创造,也可能破坏社会财富以及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2)简单地将基于信念伦理的私人企业家精神拓展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潜含理性自负而对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性结果。很大程度上,现代学者尤其是经济学人不加区分这两类企业家精神,没有考虑这些企业家精神所根基的不同伦理;相反,他们往往以信念伦理和私人企业家精神来看待有为政府的功能承担,从而也就会担心“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进而由此否定有为政府的积极功能。20

  

  

  

  

显然,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是互补的,而且存在共通的规则、伦理以及信息的基础;相应地,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律性”市场和“自律性”政府,才能构建更稳定而扩展的社会秩序。卡尔.波兰尼就曾指出,市场社会中必须包含两种对立的力量:一是自由放任的动向以促使市场不断扩张,二是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将市场扩张局限在一定限度内。就现代经济学人极力推崇的企业家而言,鲍莫尔也指出,“人群当中从来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并不像我们习惯上对企业家所认识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新型。的确,企业家有时是社会的寄生虫,实际上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样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中通行的报酬结构”;相应地,鲍莫尔提出这样的假说,“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各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供应,正是游戏规则决定做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对经济的最终影响。”21由此,鲍莫尔强调,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激发企业家精神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和促进社会秩序扩展”这类说教,而是要制定恰当的政策或调整游戏规则来唤起企业家精神、进而引导企业家资源的恰当配置。不幸的是,受不同学说思维影响的现代经济学人却往往容易走上极端,将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以及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对立起来。迪克西特就写道,“当经济学家与公共事务的其他分析家在思考经济政策时,他们常常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视为基本问题。一方面主张市场易于失灵,政府的出现就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并且从总体上讲政府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另一方面则相信市场运转非常良好,政府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良方,而是导致市场失灵出现的原因。”22很大程度上。这是迄今为止政府政策往往会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转换的原因,也是导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之间不是相互冲抵而是相互强化的原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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