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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民主的阴谋——西方对苏遏制战略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意识形态陷阱

更新时间:2018-05-31 18:28:27
作者: 薛小荣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情报局。9月18日,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正式建立,希伦科特担任第一任中央情报局长。12月9日,中央情报局开始获得“采取措施执行秘密心理战行动来对抗苏联及由苏联煽动的活动”[19]的权力。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索尔斯在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备忘录中建议:“关于在国外开展秘密心理行动,委员会认为附上的给中情局局长的草案指令是合适的、充分的。”[20]

  

   1948年6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10/2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指令》(NSC10/2),专门在中央情报局下面建立特别计划办公室负责秘密行动。NSC10/2要求,在和平时期在中央情报局下建立一个新的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计划并实施秘密行动;在战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为执行这些行动做好计划和准备工作。NSC10/2特别强调,特别计划办公室主任直接向中央情报局局长汇报。“为确保行动的安全和灵活性,以及实现最大限度的有效性,特别计划办公室应该独立于中情局其他部门行事。”[21]NSC10/2把秘密行动定义为:“宣传战、经济战;直接的预防性行动,包括阴谋策划、反阴谋策划、破坏和撤离手段;对敌对国家策动颠覆行动,包括援助秘密抵抗运动、游击队和流亡解放团体,支持自由世界遭受威胁国家的本土反共力量。这些行动不包括动用被公认的武装力量、谍报活动、反谍报活动以及掩蔽性、欺骗性军事行动而产生的武装冲突。”[22]NSC10/2之所以作出上述说明,就是为了使美国政府能够在秘密活动中“置身事外”,从而避免美国政府承担相应责任。“该指示中所用的‘秘密行动’理解为所有由本届政府实施或资助的活动(除这儿专门注明的),这些行动是用来对付那些充满敌意的外部国家或团体或支持友好的外部国家或团体,但是要求这些行动的策划和执行对于未参与到此项行动的官员来说,不会轻易发现美国政府承担了这些行动的责任,如果行动暴露的话,美国政府也能够合理地避免承担任何责任。”[23]尽管美国政府想方设法“置身事外”以避免秘密行动给国家形象带来损害,但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就像尼克松所言:“美国必须能够以隐蔽方式采取行动。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将无法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24]

  

   从中央情报局负责开展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秘密行动以来,尽管在冷战的不同历史阶段受到程度不等的批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争夺人心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央情报局仍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冷战时期最后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说:“总的来看,中情局对美国取得冷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是美国在第三世界代理人战争中的一把利剑,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全世界积极揭露苏联真实的压迫与颠覆行动,收集了大量关键军事信息,对苏联军事实力和弱点进行了准确评估,为美国民众系统描述了苏联危机的发展历程。从这些方面来看,在冷战后半期,中情局成功地甚至完善地完成了总统交给它的任务。”[25]

  

   在责令中央情报局积极开展秘密行动的同时,美国政府成立了公开的新闻宣传机构——美国新闻署(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负责美国的对外宣传,其目标是“团结自由世界,以非战争的方式减少共产主义的威胁”[26]。1950年12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68/3号文件附件——《对外新闻计划》进一步强调了政治战的重要性。文件指出:“形成和保持对克里姆林宫图谋的心理抵制要求我们持续而深入细致地揭露苏联共产主义威胁其他人民与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方式。我们可以揭露克里姆林宫在言行上的矛盾,在海外宣扬的理想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内部所普遍存在的贫困、压迫和恐怖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和平的宣言与军队规模庞大以及帝国主义式的侵略的事实之间的矛盾。我们以具体事例揭露苏联共产主义在其势力范围内做了些什么,在其代理人攫取政权的地方打算做些什么,我们就可以摧毁它代表民族自由、国际和平、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的神话。”[27]为了更好地承担起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战的需要,1953年6月1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了建立美国新闻署的1953年第8号改组文件。7月30日,艾森豪威尔任命曾担任美国共同广播系统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之音”顾问的西奥多•斯特赖伯特担任美国新闻署的第一任署长。8月1日,美国政府1953年第5号改组计划经国会批准生效。同一天,美国新闻署正式建立。为了明确美国新闻署的使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0月22日召开的第167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美国新闻署的政策声明(NSC165/1),并交给美国新闻署署长实施。NSC165/1号文件明确规定了美国新闻署的工作使命:“美国新闻署的目标是利用传媒技术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表明,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与他们对自由、进步与和平合法的抱负是协调一致的,并将促进他们这些抱负的实现。”[28]

  

   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的主导下,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发起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广播攻势。特别是进入到19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上述电台的每周播音时间在1986年时达到了2353小时,高居世界首位,以至于被称之为里根政府在“军事星球大战”之外的“广播星球大战”。《国际先驱论坛报》在题为《美国大搞广播政治》的文章中就说:“现在世界上除军事上的星球大战之外,还有另一场星球大战,它所涉及的不是导弹,而是通过无线电向世界上各个偏僻地区传播新闻和意识形态。”[29]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政治攻势在冷战中取得了相当的效果。1977年被迫流亡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阿莫尔里克就说:“外国的广播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作用。对于数百万苏联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30]

  

   三、意识形态陷阱: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

  

   西方对苏遏制战略发挥作用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历史过程。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的破除铁幕战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实施后已经在苏联社会的上层产生了广泛影响。国内宣传与国外生活的强烈反差,不能不对这些能够出国访问的苏维埃精英心灵最深处产生触动和反思——再完美的理论也需要坚实的物质来做基础。赫鲁晓夫说:“把人都戴上枷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公正的制度,这叫什么天堂?天堂是人人都想去的。既然人们都想走,还把门锁上,这就不是天堂。假设上帝让我继续工作下去的话,我就会把门统统打开,把门和窗全都敞开。怎么,突然全都走了呢?列宁在内战后还开放苏联边界呢。有些人走了。其中有沙利亚宾、安德烈耶夫、库普林和其他的名人。后来有的人又回来了,有的一直要求回来。难道全体人民都会走吗?有多少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也不回去……我们为什么要害怕这一切呢?”[31]社会主义不能总是要求人民做出牺牲。就像老百姓们所说的那样:“您是在向我们许诺死后过幸福生活吗?您至少得让我们尝到一点人间幸福的滋味呀。”[32]作为后来改革“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就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的现行政策是:“乞丐在教富翁如何生活得更好”[33]。

  

   不管雅科夫列夫的观点对戈尔巴乔夫是否真正产生了影响,但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实践来看,改革恰恰就是针对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提出的。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社会出现的反常现象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程度的必然结果。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维埃社会的“荒谬的局面”[34]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而是在事实上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疾病”。“荒谬的局面”表明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戈尔巴乔夫指出:“变革的潜力不仅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在社会意识中,都已成熟了。”[35]而要治疗这种“疾病”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民主的改革。但是在关于如何改革以及推进改革的实践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认为,造成所有“荒谬的局面”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兵营式的极权主义政治模式。戈尔巴乔夫决定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解,并藉此希望改造苏联共产党以使之适应和融入新的政治生活。

  

   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首先就是要放弃苏联过去那种在思想和政治上对资本主义的敌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全人类利益”应该成为新的政治思维的核心价值基点。在他的要求下,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作了修改,决定不再继续保留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提法。新修订的党纲删除了以下两句话:“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不会再容忍那种使他们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扫除和埋葬帝国主义。”[36]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能再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光去看待世界、划分界限了。“我深信,早就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仔细想想过去的教训,勇敢地估计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看成‘绝对坏’,而把自己说成‘绝对好’,这就会把关系引向死胡同。”戈尔巴乔夫提议,作为国家领导人不能不接受苏美两国的对抗历史,但是完全有可能在新一代领导人的手中结束仇恨的接力棒。“应当超脱意识形态分歧,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应当受到尊重。而为此必须有新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的出发点是理解普遍的相互依存性,它的基础是让文明社会永存的思想。我们能够就这种思维的标准达成协议,那就是寻找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相应办法。如果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实现这一点,那将是理智的一个胜利。”[37]作为“新思维”的执行者,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宣称:“两种制度的对抗已不再是当今时代的主导趋势,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能否在高科技基础上加速并公正分配物质财富,共同努力恢复和保护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38]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谢瓦尔德纳泽有充分理由不把和平共处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当把国际关系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时,就很难承认作为最高普遍原则的和平共处是现实可能的和必然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也是现实可能的和必然的了。”[39]

  

简单的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死敌,也没有把美国看成是苏联的死对头。他们把自己从意识形态的成见中解放了出来。因为“伪意识形态”已经让国家一穷二白了。“美国应该被看作是有潜力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有着深仇大恨的敌人。”[40]然而,当戈尔巴乔夫满怀希望地奔向西方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西方迎接他的将是对他的国家和历史的彻底颠覆。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两院发表演讲时严厉批评苏联:“极权主义者建立的政权用了超过30年的时间打造他们的合法性。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权敢自由选举。刺刀下的政权是不可能生根发芽的。”[41]1983年3月8日,里根在全国福音派信徒协会年会上更是公开指责苏联是“邪恶帝国”。他说:“苏联领导人公开宣称,他们所认可的唯一道德,是推进他们事业的道德,而不是任何宗教的道德,也不是超越阶级观念的道德;道德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利益;道德对于废除一个陈旧的社会制度、团结无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许多有影响的人拒绝接受苏联的这种基本理论,这本身就表明历史不愿意看到一个极权主义大国的存在。”在里根的眼里,苏联就是“当今世界的罪恶之源”。[42]从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75)到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23),美国从来没有忘记“冷战总统”杜鲁门的公开誓言:“随着自由世界实力的不断提升、更加团结、对铁幕两侧人民吸引力的进一步增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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