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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更新时间:2018-05-30 22:28:04
作者: 项飚  

   中国的“国家”概念是高度总体性的,它不区分地域意义上的国度(country)、民族共同体(nation)、暴力统治机器(state)以及行政执行机构(government)。但是这些区分正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前提之一,也是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沿用的重要理论预设。我们可以称前者为总体性国家概念,后者为有限国家概念。在有限国家概念的引导下,中国学界和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倡国家和社会的分化,一致认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的成长是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学界宣扬“市民社会”;政府也曾积极推动“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而在老百姓那里,“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社会”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信任。“社会上的事情”杂乱无章,上不得台面;“社会上的人”不正经,需要提防;把人“推向社会”意味着抛弃,是单位不负责任的做法。老百姓期望进入国家,而不相信独立于国家之外会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和权力。总体性国家概念和有限国家概念的差别,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词之辨,而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策略。

   我在20世纪90年代对北京“浙江村”做调查时对这个差别有深刻体会。“浙江村”是一个主要由来自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自发形成的社区。它在经济上发达、在地域上集中、在文化上相对同质,我因此觉得它具有形成自我管理的“市民社会”的基础。我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爱心社”一起,帮助工商户建立自治型的非政府组织。温州工商户对我们提倡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政府对话等等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是热切希望成为“北京大学爱心社浙江村分社”,并一再要我给他们找“名人”题字、做顾问、当“靠山”。虽然我们的合作亲密无间,彼此的思路几乎完全相反。我想的是如何培育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而工商户把爱心社看作他们“靠”上国家的一个渠道;他们看重北大,并不是因为它的特立独行,而是认为它和国家核心相联;我以为自主的公共空间非常重要,而他们认为国家的认可、正式身份的获得才能保证权益。

   当然,事实再一次证明,老百姓的感觉是有预见性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进一步加强。国家税收和中央直属企业的利润——中国财政收入两个主要来源——增长速度是GDP的2到3倍。和20世纪90年代大不一样,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成为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最佳职业选择。很多有“市民社会”苗头的现象,比如消费者维权、业主委员会甚至劳工运动,所针对的都不是国家,而是针对具体的市场利益主体,相反,国家是老百姓倾诉的对象、要依赖的仲裁者。Hooper (2005)因此称中国老百姓为“消费者公民”。现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让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一个组织来治理和代表中国,要比过去更不可想象。特别让人寻味的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社会建设”,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则明确把社会建设单辟一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为四位一体。北京市政府在2007年底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制定“社会建设总体规划”。

   因此,目前中国社会学界所讨论的“社会建设”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讲的社会已经有很大不同:社会不再是在国家之外,而成为国家的一个工程。这也预示着中国国家的回归不是一个极权甚或掠夺性政体的复归;相反,它代表一套新的治理能力,意欲全面渗入社会生活、吸纳社会。这些发展显然都不符合主流的理论设想,但是似乎都合乎民意;老百姓从来没有感觉国家过大过强是一个问题,也不觉得国家推进社会建设有什么不好。所以,了解普通人的国家概念,是真正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老百姓平常讲“国家”的时候,他们究竟指的是什么?普通人“国家理论”是怎么在历史中形成的?它对民众的实际政治行为、对中国的政治未来可能有什么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重要问题作一非常粗浅的探索。我以为,当前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被道德化、总体化、自然化,很少人置疑其合法性和正义性;另一方面,大家对具体国家机构的行为则高度怀疑,老百姓和具体国家机构的互动利益化,甚至机会主义化。这两个层面上的冲突又反过来进一步使国家观念道德化。老百姓用道德化的语言来批判地方政府部门,在日常生活中对具体机构的不满意激发他们对国家的道义期望。理解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将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之间的关系。

   在近来有关社会抗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国家理论的两重性对他们的政治社会行为有重要影响。比如,不少文献强调,中国老百姓不从个体权益出发置疑国家的正当性,而更多地是从国家的承诺出发,看政府是否兑现 。老百姓依赖高层国家机构抵制低层国家机构(见O’Brien、李连江[2006]关于农民的依法抗争;陈映芳[2004]和施芸卿[2007]关于都市的抗争;Zweig[2000]所分析的农民“以政策为依据”的抗议策略;Lee[2007]关于劳工运动中的“法律主义”策略;特别是朱健刚[2004]所提出的“较真策略”,即抗争的一方要求权势的一方严格地执行政府法律和规定。“较真策略”可以认为是Lee的“法律主义”策略的一个微观体现)。老百姓拿中央的“好经”来治地方的“歪嘴和尚”,不仅是一个务实策略,也反映了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对国家政治的理解。本人在对中国东北一起集体民事纠纷案件的分析中发现,老百姓一方面充分强调中央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则夸大地方政府的责任,对地方政府提出很高的赔偿要求。他们在表述中充分利用“法律主义”的话语(“依法治国”),但是最后又不愿意上法庭,而是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赔偿(因为他们觉得法律程序更难把握)。所以,作为道德化身的(中央)国家和作为直接讨价还价对象的(地方)国家之间的并存和交替,是他们行动策略的一个核心。

   在下文中,我将首先讨论什么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然后提出,我们不能把当前的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看作中国历史上对权力的总体性想象的简单延续。通过和欧洲以及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比较,我以为中国近现代的具体历史进程对我们的国家概念有重要影响。中国近现代的国家建设在形式化的、理性国家和有机的、动员型的国家形态间摇摆,始终没有形成国家的规范性(即它的理性、系统、制度性的特征)和有机性(即它与具体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之间的统一。这一摇摆是当前普通人国家理论的一个历史基础。我接着考查现阶段国家如何被“框架化”,从而强化了总体正当和具体失范的矛盾。文章最后提出一些对策性思考,特别关系到党的建设问题。

  

一、什么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已经普遍关注到,“国家”之所以难以研究,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双重性。国家是一个组织、一套体系、一系列的实践;同时国家是一个主观构建,是一个想象。这个主观想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它无法和可观察的现实直接对应。当我们要在客观世界里指出来“国家”究竟在哪里,我们能指的无非是某个具体官员、部门或者政策,显然不等于我们脑子里的那个“国家”。这就像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我们所能直接观察的无非是树木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森林”的概念是完全虚假的;相反,没有“森林”的概念,我们就不能认识树木。韦伯对国家的理解是经验主义的,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实质性组织(官僚体系),但是他注意到,如果人们没有主观上对这个统治的秩序的想象,那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Abrams指出:“国家并不是隐藏在政治实践背后的存在,而它本身是一个表象,它左右我们如何观察具体的政治实践(……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观)构建。”

   但是我所强调的国家“理论”和不少人类学文献描述的国家想象,即国家如何通过文化、象征系统来构建自己,又有所不同。吉尔兹描述的“那轧拉”通过一系列居于中心、向外衍射的文化和仪式表演来整合政体,他因此称之为剧场国家。Aretxaga 建议把国家看成一个“现象学事实”,从而考查国家如何通过 “权力的实践和表述,基层的日常互动,公共文化、哀悼和庆祝的话语,以及和官僚机构、纪念场所等各类空间组织的互动”而被产生出来的。Gupta(1995)在他对印度的研究中,认为无所不在的关于国家腐败的民间话语,看似反国家,其实正是人们对国家进行主观构建的一个公共文化机制。我们都知道,象征对中国国家的构建是特别重要的,比如天安门广场、长城、汉文字、各类历史文本,都是中国国家之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这些研究有时候对象征和想象作过于对象化的处理,没有把人的积极能动性充分展示出来。比如Fuller 和 Béné?觙 认为,在分析了国家的象征构成,就可以看出,“国家”的概念和“经济”这个范畴一样,没有固定、统一的含义;Gupta 和 Sharma也指出,国家对不同的人的含义不同,从而国家的统一性是一个脆弱的表象。Mitchell (1999) 在他那篇广被引用的关于“国家效应”(state effects)的文章中强调,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本来并不存在,我们想象中的分野乃是国家的一系列行为(比如高度规则化的官僚系统及其行为)造成的感觉效应。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家的统一性、实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百姓刻意塑造出来的,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感觉效应的问题。老百姓自愿地把国家本质化和绝对化。我之所以要强调普通人的“理论”而非简单的“想象”,是把“国家”概念看作大众想象、理解、评论、批判社会生活的理论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个被想象的对象、被观瞻的象征系统。要把握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必须体会它的能动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指导行动的倾向。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不回答国家究竟是什么、干什么这些实证问题,而是关心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群众应该如何面对国家这些应然问题。一个人很可能无法对国家定义,也很可能对国家政策所知甚少,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对国家慷慨点评。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基于生活经验,但又是先于观察、超乎事实的。一个农民基于他的国家理论而形成的针对政府部门的办法,往往比公共行政学者所建议的方案更有效。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具有强大的交流和动员能力,产生丰富的意义,引发直接的行动策略。

其次,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是“显在”的:公开的表达和交流是这一理论存在的基本方式。在目前主流的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预设社会受国家限制,普通人反抗的典型手段是非正式的、隐藏的、分散的。Scott(1990)的“弱者的武器”和“潜台词”(在当权者背后对权力的批判),de Certeau (1984)的揭示“庶民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和吴飞(2009)“日常实践”的概念,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在对中国的研究中,Thornton 在对藏头诗、三句半和歇后语的分析强调,“虽然听者显然听出了话外之音,但是那部分毕竟没有被挑明,说者和听者心领神会,又保护了自己”,从而,“讽刺的、含糊的借喻成为(老百姓)在压抑的国家力量面前表达意见的手段”。周雪光讲述了农民如何通过隐藏的手段,在没有被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实现了集体性的不服从。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队,特别是生产队和个人的隐瞒策略保证了社区内的基本正常生活,而像磨洋工这样的弱者的武器导致了公社制度的崩溃。在改革时期,裴敏欣认为民间的非正式行为可能导致“潜移默化的民主化”(creeping democratization)。我自己曾分析北京的外来流动工商户如何通过对国家的逃避而形成联合,进而形成自己的声音,期望他们会“逃”出一个自主的社会空间来(项飚,1998)。这些视角让我们看到民间潜在的动力,但是它们也有陷入小农式的政治烂漫主义的危险,即过分强调了普通群众私下自发行为的力量,而忽视他们也要站起来大声说话、要组织起来和被组织起来的需要和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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