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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中国哲学怎样“开新” ——评“据本开新”方法论

更新时间:2018-05-30 21:08:23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作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种方法论,程志华教授提出了与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不同的“据本开新”,可概括为四个步骤:探路(现代新儒学研究);据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求同(中西哲学比较);开新(哲学理论建构)。他建构了“一体两态”或曰“一体三态”的中国哲学本体论。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来说,程教授的这种“据本开新”路径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当然,这一切的更深层的缘由还需要“溯源”,即揭示作为大本大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

   【关键词】中国哲学;现代化;方法论;返本开新;据本开新

   【基金项目】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批准号:16JJD720010)。

   【作者简介】黄玉顺,男,1957年生,成都人,现任山东大学“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众所周知,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致力于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其基本的方法论口号是“返本开新”。近读《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程志华卷》[1],程志华教授提出了与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不同的“据本开新”,包括四个步骤,可概括为:探路(现代新儒学研究);据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求同(中西哲学比较);开新(哲学理论建构)。[2] 它们“虽似为平列之不同方面,但……有着内在的统一逻辑,即以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为根据,借鉴现代新儒学的问题意识,立足于整个人类哲学的视域,服务于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哲学研究”[3]。这是一种新的提法,亦是一种富有启发性、具有借鉴意义的路径。本文旨在通过评述“据本开新”,探索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法论问题。

  

一、探路:现代新儒学研究


   显然,“据本开新”是相对于现代新儒学的“返本开新”而立论的,因此,现代新儒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现代新儒学是程教授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他提出“据本开新”,也正是对现代新儒学进行反思的结果。

   程教授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广泛涉及了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诸家,而对熊、牟着力尤多。由于程教授认为哲学的核心乃是本体论,而熊十力则是现代新儒学当中熊牟一系的本体论的开创者,故而他对熊十力的本体论是最为关注的。例如其论文《由物到本心再到乾元——熊十力关于本体之建构》[4],将熊十力的本体论建构归纳为三个步骤:

   (1)“破相,即破除对‘物’与‘境’之执著”[5]。程教授首先指出,熊十力借助佛教话语,破斥“客观的”物的实在性,其实并非佛教之所谓“空”,而是说的“大用流行”的非凝固性。他说:“在熊十力,所谓‘没有自体’,只是指‘大用流行’即变化无常之义,并无佛教‘呵毁’之义。也就是说,‘没有自体’只是指‘不具有实在性’、‘非真实存在’,而非‘绝对空无’之义。”[6] 这是符合熊氏思想实际的,熊氏“新唯识论”实非佛学,而是“毕竟归本《大易》”[7],强调的乃是易道“生生”的“变动不居”、“唯变所适”[8],熊氏谓之“恒转”[9]。我本人也是认同这一点的,故建构了生活儒学的“变易本体论”[10]。

   (2)“‘显性’,即显发‘本心’即是宇宙万物之本体”[11]。程教授指出:“在熊十力,‘遣除’‘境’和‘识’之实在性只是手段,目的在于透过‘境’和‘识’之非实在性而寻求实在性的本体。”[12] 那么,“本体到底何指呢?在熊十力看来,本体就是‘本心’。”[13] 于是,熊十力“毕竟归本儒家”,因为以本心为本体正是儒家心学的本体论传统。

   (3)“‘论性’,即进一步诠释本体之特征”[14]。尽管“本心”原是孟子创设的心性本体范畴,[15] 但孟子本人并未将它和《周易》关联起来。此乃是熊十力的创造:“本心”乃是“乾元”。熊氏将“心”与“乾”相对应,将“物”与“坤”相对应,这当然未必是《周易》的本义,而是熊氏的一种哲学建构。关于乾元的特性,程教授归纳道:“第一义,是指‘乾元’本体本身是复杂的,而非‘单独一性’”;“第二义,是指本体之大用流行显现为宇宙万物,故万物必有其‘元’”。[16] 此即所谓“即存有即流行”。当然,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例如,我曾将熊十力的思想归纳为三个“不二”,即:天人不二,体用不二,性修不二。[17]

   我感觉,程教授对于现代新儒学,特别是熊十力和牟宗三,主要是“同情的理解”,较少批评。在我看来,熊十力的本体论,较之儒家传统的本体论,固然是一种创新,但就其思想视域和思想方法而论,这种创新所依据的思想视域仍然是陈旧的。正如程教授所归纳的:作为本体的“‘本心’是超越于‘心’与‘境’、‘能’与‘所’的‘绝待全体’”[18]。那么,这个“绝待全体”,其实就是海德格尔所归纳的传统本体论的“存在者整体”[19],以此来为形而下的存在者奠基。然而,今天的哲学思想前沿,已经不限于传统哲学的那种以形而上学来为形而下学奠基了,而是双重奠基,即还要追问作为形而上者的绝对存在者本身是何以可能的。[20]

   看起来程教授是在客观地归纳和叙述熊十力及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其实不然。对现代新儒学,他在赞赏的同时,也是有所反思、甚至有所批评的,据此才可能提出他自己的“据本开新”的方法。他说:“‘返本以开新’之表达不如‘据本以开新’恰切,因为‘返’字有‘返回’之义,让人有‘保守主义’的联想。若使用‘据本以开新’,则这种联想会淡化许多,而且它在强调‘开新’的同时又不‘忘本’。”[21] 不过,这主要是措辞引起某种联想的问题,实际上,现代新儒学的“返本”也并不是简单地“返回”,他们的形而上的本体论建构都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而是某种新的建构。

   不论“返本”还是“据本”,都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即首先回溯到康德,进而回溯到笛卡儿、亚里士多德、甚至前苏格拉底。[22] 这是现象学所要求的“解构–还原–重建”的步骤。[23] 所谓“解构”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同情的理解”,其实就是将传统哲学“还原”为它们赖以产生的某种“原始经验”,由此“重建”哲学。所谓“原始经验”,海德格尔是指的“此在”(Dasein)(即开放的“人”)在生存(existence)中的那种对“存在”(Sein)的原初的理解与解释,其中也包括对“哲学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的理解和解释。

   当然,程教授所明确表达的并非海德格尔的路径,但它显然是与海德格尔路径相通的。“同情地理解”现代新儒学,意味着回答“现代新儒家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亦即采取孟子“知人论世”的方法,[24] 回溯到现代新儒学的生存经验,因为正是他们的生活情境决定了他们的哲学建构。[25]

   程教授进而指出,他之所以要研究现代新儒学,除上述的重新探索“开新”之路的目的以外,另一个目的是重新探索“返本”或“据本”之“本”,即指向整个中国哲学传统。所以,他说:“就儒学的发展史来讲,现代新儒学是整个儒学的最晚近形态,因此它是以往中国哲学研究之所成者。”[26] 这就导出了以下“据本”的研究:

  

二、据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程教授说:“‘返本以开新’之表达不如‘据本以开新’恰切,因为……‘据本以开新’……在强调‘开新’的同时又不‘忘本’。质言之,中国哲学之发展不能离开中国哲学之传统,故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乃是不可或缺者。”[27]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据本”其实并不是通常的“中国哲学史”的叙述,而是对“中国哲学”的通盘思考,即程教授引牟宗三之说:“诵读古人已有之慧解,思索以通之。”[28]

   在程教授的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部分,看来并没有关于本体论之“本”的专题研究;但事实上,这个部分的所有研究都离不开对本体问题的关注。例如其论文《论儒学史上的‘中’‘和’之境》[29],似乎只是在讨论“儒学中一对表示意义和价值的重要范畴”[30],但实际上,“在儒学中,‘中’‘和’被‘形而上化’以后,不仅被视为道德意识,而且被视为道德本体。这个道德本体既主宰又流行,它不仅统摄着人心事物,而且流行于人心事物……实质上,儒学以‘中’‘和’为本体……”[31] 这种理解是颇为准确的。《中庸》明确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2] 这就是说,“中和”不仅仅是道德本体,乃是天地万物的本体。

   不过,要理解“据本开新”,首先必须弄清楚程教授所谓“本”的意旨。我注意到:程教授所说的“本”实有两种不同的指称:一是本体论之“本”,即“本末”之“本”;一是“据本开新”之“本”,即中国哲学传统。程教授自陈其为学宗旨:“笔者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在于‘据本以开新’,即研究之落脚点在于哲学研究上,而不是哲学史的研究上”;“目的在于‘据本以开新’,即基于中国哲学传统来思考中国哲学之发展”。[33] 显然,这里所谓“本”,指“中国哲学传统”。这并不是本体之“本”的含义。不论是现代新儒学的“返本开新”,还是程教授的“据本开新”,其“本”都是与“新”相对而言的;这并非中国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后者之“本”乃是与“末”相对而言的,“本–末”关系所对应的是“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关系。

   我们知道,“本”原来是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一个重要范畴,而表述为“本末”关系,与“体用”相匹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论或本体论概念。而程教授所说的“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的儒学、中国哲学的整个传统。这与安靖如(Stephen Angle)“有本的全球哲学”(rooted global philosophy)是类似的。[34] 安靖如把今天的广义“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分为两种:一种是“双重承诺”(dual commitment)的哲学、或称“综合的儒家”(Synthetic Confucians),例如安乐哲(Roger Ames)既承认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又承认中国儒家哲学传统;一种是“有本的全球哲学”,即在吸纳现代价值的同时,仅仅认同儒家的传统。[35] 在他看来,他自己的狭义“进步儒学”即属于后者,即是一个更纯粹的儒家。而我的“生活儒学”,他原来认为属于“双重承诺”的“综合儒家”,即既认同中国儒学传统,又认同西方现象学传统;[36] 最近他改变了判断,认为“生活儒学”应属于“有本的全球哲学”。[37] 安靖如所说的“有本的”或“有根的”,其所谓“本”或“根”(root)即指某种哲学传统,而不是指的本体论之“本”。这与程教授“据本开新”及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之“本”的用法是类似的。

当然,根据程教授的观点,这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以中国哲学传统为本,必然以中国哲学传统本体论的本体为本,因为“哲学之核心乃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之核心乃本体论”[38]。不过,不论“返本开新”还是“据本开新”,在表述上都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是现成地接受既有的中国哲学传统的本体。但事实上,不论现代新儒学还是程教授都不是这样的,而是在建构某种新的本体:在现代新儒学,如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其“两层存有论”已绝非古代传统的本体论;[39] 在程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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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 , 20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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