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继续生长,经典才能不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4 次 更新时间:2018-05-30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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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经过了这一百多年,中国已是一个跨文化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典是中国的,西方的经典也是中国的,这已是一个事实,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都没有办法否定。

西方有位学者在题为《何为经典》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巴赫是典型的大师,但是在巴赫那个时代,对于当时的新古典主义来说,巴赫是太老太过时了,所以不被人们注意,巴赫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死后也默默无闻,一直过了80年,由于门德尔松对巴赫的解释和推广,才使巴赫成为巴赫,否则他顶多就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小角色而已。我们一般认为经典是没有时间性的,经典具有某种内在品质或者是某种内在价值,故能超越时间,超越一切界限,这篇文章认为不是的,而是认为经典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到巴赫,我们会觉得,虽然是门德尔松将巴赫重新发掘出来的,但是总有某种理由使其能够被接受为经典,而这个学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巴赫的音乐成了一项伟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事业就是德国的民族统一和清教运动。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那柏拉图呢?那孔子呢?假如没有董仲舒为首的汉儒的努力,孔子会成为经典吗?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经典和传统的区分和关系问题。经典和传统是不太一样的东西。经典是经常不在场的,有人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家里都有,但放在书架上永远不看的那些书。但是传统不一样,传统是现实的一部分,传统是在场的。传统不是存在于遗物当中,而是作为遗产的存在。遗物是什么东西,遗物是死的东西,就是我们搁在博物馆、图书馆或者景点被供奉被参观偶尔也被怀念的东西,它存而不活。所以当我们把一个古代的东西给对象化了,变成外在于我们生活的东西,那它就是一个遗物,哪怕是有人故意让他闪亮登场,比如汉服之类,但还是死的东西。遗产和遗物不一样,遗产是始终在场的东西,是我们继续在使用的东西。比如中文,比如“以柔克刚”“阴阳平衡”等观念,不管它们多么古老,但我们还在使用,它们是有当代性的。传统是活的遗产,而不是死的遗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典目前其实处在危险当中。中国的经典虽然被我们所尊敬,但和当下的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这些经典不再塑造我们的生活,不再塑造我们的人格,不再和伟大的事业相关,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变成摆设,或者变成了电视上的表演。我们可以问一句,哪些传统是现代中国人坚决不愿舍弃的呢?我们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除了舌尖上的中国,很难说哪样传统是大家拼命要维护的,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你也许会举出国画书法之类,但这些东西只是幸存而已,而且越来越边缘化,它们是当代生活中的一种景观,而不是大家普遍的生活实践。当然,我们还有机会,中国的文明是很坚韧的,今天的断裂不是完全的断裂,既有断裂又有连接,有相连的地方,就有重新接续的机会。其实我也是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我也认为我是在做中学,但是我要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礼乐的中国不存在了,古代的中国在今天的存在是一种方法论的存在,是在我们思维方式里的存在。

所以我管今天的中国叫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要活下去,就必须活在不断的建构和创作中,我的意思是说,必须让古老的观念能够活在当代,能够以当代的方式生长,或者说能够给经典开发出当代性,让经典增值,有可能跟经典不是完全符合,也许有些变化,但是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增值的。我一直做这样一个实验,即把古典的思想看作活物,这个时候我想让古人继续学习,也就是说让古人通过我们的心进入当代,来重新学习。如果碰到一个当代的问题,我就想,假如孔子在世他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猜测,孔子肯定不会坚持他两千多年前的看法,那孔子会怎么看,我们只能猜。当然猜别人之心是很难的,我觉得幸亏莱布尼兹给我们做了榜样。莱布尼兹猜测上帝就是从众多的可能性中挑出最好的那个可能性。我自己是努力这么做的,比如说我的《天下体系》,很多西方学者说我的书里面虚构的成分太多,这个我完全承认,我的天下体系是虚构的,但是是以周朝的观念为基础的。也有学者说我这个是又一轮托古改制,这个我也愿意承认。我认为这样恰恰是给经典一个新的机会,使经典能够活在当代。

我还想分享几个重新阅读中国经典的小例子。《道德经》开篇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我一直认为,这一百年来对这句话的翻译是错误的。我们把第二个“道”理解为“言说”,这不对,因为先秦的时候,“道”在绝大多数的文本里面,都应该是与践行相关的意思。如果“道”是“言说”的意思,先秦时候的表达应该是“道可言”,不应该说是“道可道”。把“道”理解为“言说”,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现代以来又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我认为,“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意思是“有规可循之道就不是普遍之道”,这样才是通的,因为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而“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你会发现,把“道可道”理解为“有规可循之道”,就进入到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这个才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我再举一个例子。确实在这一百年的崇洋媚外当中,很多人是习惯性地看低中国经典。比如大家都说中国没有逻辑。我认为,中国确实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体系,但是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逻辑的洞察。现代逻辑学有一直觉主义派,他们发现排中律是应该受质疑的,按照他们的观点,像排中律是不能无条件滥用的,如果无条件滥用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不可判定的问题。其实像这样一个先进的洞察,《墨子》里面就有了。中国经典里面,像这样可发掘的东西是很多的。

本文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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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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