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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监察委留置权运作的困境及法治化路径

更新时间:2018-05-28 00:00:03
作者: 刘艳红  

   摘要:程序自然法为留置规则的自洽性论证提供了必要条件。作为一项反腐调查举措,留置在性质上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效果上替代了原来的“两指”措施和逮捕措施,其配置方式符合集中、高效反腐的改革目标设定。然而,《监察法》所设置的7项留置规则属于不完全的法治进阶,其不完全性表现为:由于未区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两种留置情形,引发规则适用的内部冲突;因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的部分内容,造成法法衔接不畅;留置审批权与执行权集中后没有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不利于人权保障的实现。法治的固有含义应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为目的,《监察法》除了赋予监察机关运用留置措施的权力外,更应当注重对留置适用的限制,以程序自然法为指导精心设计留置的“两分”构造,生成内外部自洽的留置规则体系,塑造留置规则适用的法治依据。

   关键词  留置措施;自然程序法;规则自洽;人权保障

  

   留置作为“两规”的法治化,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就备受关注,学者们围绕留置的性质、留置后律师能否介入、留置的限制诸问题,纷纷发表真知灼见,为正确理解与适用留置措施建言献策。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标志着历时1年零3个月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落下帷幕,其中用多达7个条文的篇幅分别对留置的对象、条件、撤销以及错误留置的救济等作出规定,为留置措施的有效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未竞的问题是,留置作为取代“两规”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适用范围设置是否合理、适用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以及对被留置对象的程序保障否充分?表面上看,上述问题似乎都是见仁见智的程序设计问题;但更深层次看,这些问题涉及到留置规则是否合乎理性的法的构造这一根本问题,或者说能否经受更高层次的自然法理念的检验。

  

一、程序自然法与法律规则的自洽性

  

   (一)程序自然法的生成及其逻辑

   自然法理论在经历法律实证主义时代的低潮之后,随着20世纪以来人权思想的崛起和新康德主义的兴起而再次复苏,并逐渐亲近于实在法。毋庸置疑,从核心构造来看,自然法与实在法存在天然的隔阂,因为自然法是“先于所有这些规则和法则而存在的”。19世纪初叶以前的自然法立场是飘忽不定的,“自然法时而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制定法,时而又刚好反过来,致力于与制定法的斗争”。在经历实证主义将近一个世纪的压制之后,复兴自然法的学者敏锐的察觉到,自然法只有与人类生活相联系时才是有意义的,要“辨清和阐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类活动所遵循的自然法,这种活动被我描述为‘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视野'”。显然,这里的“规则之治”,已经有了使自然法具象化的影子。现代理性自然法理论已经跳脱了古典自然法极端的一元方法论和绝对主义的认识论范畴,走向二元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的法哲学方向。自然法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唯一真理”(veritas una),而是运用理性重新定义“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关系,即“法是前提意义上的理性的产物,……,一项法律根据它所具有的理性产物的属性的完整和直接程度的不同,是不同程度的法”。20世纪托马斯主义自然法旗手耶夫·西蒙从三个维度阐明了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的关系:其一,实在法是否正义(或者说是否符合自然法)的判断具有相对性;其二,当实在法会导致非正义或者实在法失效时,自然法可以成为实在法改变的依据;其三,遵守实在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一种先在的法的观念”,即自然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法治国家完善实在法的过程,正是不断融入自然法理性精神的过程,“自然法不是被设想为一种宪法层面上的‘高级法’,可以使一般立法无效,而是作为一把衡量实在法的标尺”。

   如何链接理性世界的自然法与世俗领域的实在法,使自然法能够发挥指引实在法的作用,是现代自然法学者乃至其他流派学者始终不断探索的命题。20世纪是自然法勃兴和世俗化的世纪,其他流派的学者不再那么排斥自然法,而是在一定限度内吸收自然法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及其思维方式,即便是与自然法长期对立的实证主义学派也不得不承认其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人类及其环境相关的自然事实和人类求生存的基本意图,使得国内法体系的制裁规定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而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说,这是自然的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易言之,实在法中蕴含着某些“自然的必然性”成分,或者说“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例如,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认为,围绕“人类在群体生活中的自我保存这个最基本的意图”,才有了共同服从某项规则的基础。而为了维持自我保存,必须具备“近乎平等”的自然事实以及必要的自然权利(“人身、财产和承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进而建立起自然事实与法律规则体系之间的关联。哈特式的“自然—规则”观,所强调的是自然法对实在法的消极限制,即为了人类的自我保存,规则必须要吸收“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自然法虽然不是规则有效的前提,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规则的内容。

   如果说哈特只是做到了形式上“忠于法律”,那么富勒则借由对哈特观点批驳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与道德结合说”更进一步强调实体上“忠于法律”。20世纪中叶,富勒在与哈特围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战中,提出了程序自然法(procedural version of natural law)的概念,其关注于“一些建构和管理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系统的方式,这些方式使得这种规则系统不仅有效,而且保持着规则所应具备的品质”。富勒认为,哈特的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分离说”,只能够说明人们要“忠于法律”(fidelity to law)这一前提性事实,但却没有阐明“为什么要忠于法律”这一基本问题。为此,富勒更加关注“规则所应具备的品质”,或者说“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他看来,“法律的内在道德”是相对中立的概念(即不依附于实体目标),同时又是法律实体目标实现的必备要素,即“法律的内在道德并不关系法律的实体目标,并且很愿意同等有效地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实体目标”。沿着这种思路,富勒提出了程序自然法应当具备的八项“品质”,分别是规则的一般性、公开性、明确性、稳定性(连续性)、非溯及既往性、非矛盾性、非要求为不可能之事以及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

   (二)法律规则的自洽性及其程序自然法标准

   真实世界几乎不存在使规则自洽的充分条件。制定法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类智慧成果,“但这类成果也有它的局限”,因为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缔造出一部完美的法律,“虽然正义与法律的内容大多一致,但法律却也常常欠缺正义”。一方面,同样的事项,在这些人看来是合法的,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不正当的。例如,关于堕胎,“一些人可能不能接受一种禁止它的体制正当性,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能接受一种准许它的体制正当性”。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每个人都是自己价值判断的主导者,“个体作出道德判断,持有并表达道德意见”,而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同一问题存在多种不完全一致的见解早已司空见惯。与此同时,在现代代议制模式下,立法决策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一部法律在表决通过之时,很难获得所有立法参与者的共同支持,更遑论让所有公众都认可。另一方面,法律规则反映特定时代的秩序构造,以文字的形式加以表达,却又局限于此。文字在表达法律规则的同时也将之束缚,历史总是镜鉴,无论立法者如何精心设计法律规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潮起潮落,都会被冲刷的千疮百孔,难怪乎在特定历史时期看起来极其优秀的法律规则于当下竟是如此不敷功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追求法律规则的最优形态,这是因为,“令法律得到人们普遍尊重最可靠的办法是,法律本身值得尊重”,法律规则的优化和调整,归根究底是为了塑造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可靠法律规范,法律解释、补正、修订等无疑都以完善法律规则为目标,探寻法律规则自洽的必要条件,不仅是立法者的任务,也是解释者的工作。追求完美的法律也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的愿望,但法律共同体成员依然孜孜以求地寻找法律的真谛,并乐此不疲。从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到哈特的“法律规则说”再到富勒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无不都在尝试诠释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有效的法律以及什么是理想的法律状态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深深烙印于法哲学研究层面,千古难以改变。本文借由富勒所提出的程序自然法的理论来检验法律规则的自洽性,是因为“它的确为我们指出了八项独特的标准,我们可以藉此来检验合法性的完善状态”。这句话或许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却不失真谛。富勒提出的程序自然法的八项要素,都是规则自洽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八项要素中有很多已经不具有实质意义,例如,一般性、公开性、稳定性、非溯及既往性是法律规范有效的前提,这在现代立法早已达成共识,在一部有效的法律语境下讨论这四个要素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在甄别某项法律规则是否妥当,其实主要考量四项要素,即明确性、非矛盾性、非要求为不可能之事以及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其中,明确性要求法律规则能够给公众以清晰的规范指引,使其能够有效区分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非矛盾性既强调法律规则表达不能自相矛盾,也要求将法律规则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后不至于和其他法律规则产生冲突;非要求为不可能之事主要强调法律的内容要具有合理性;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不仅要求规则本身设置的妥当性(尤其是符合正当程序),还要求规则的执行者严格遵守规则的内容。循证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轨迹,确定监察留置规则是否自洽,其关键就是要对上述四项要素进行匹配性检验。

  

二、从“两规”到留置:不完全的法治进阶

  

   “用留置取代‘两规’”,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实现党纪和国法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毋庸置疑,同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留置较之“两规”更加符合法治反腐的要求,在《监察法》涉及留置措施的7个条文中,仅有2条属于授权性规范,其余5条都是义务性规范或者禁止性规范,旨在保障被留置人的合法权益。在此意义上说,留置可以说是“因应‘两规两指’法治困境的必要手段,承载着推进实现反腐法治化的历史重任”。然而,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监察留置规则依然存在法治漏洞。

   (一)隐含的“法律中的矛盾” 

   1、问题的澄清:留置取代了什么?

   “用留置取代‘两规’”,是学界公认的法治反腐的重要举措,这种表述本身并没有错,但却并没有回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留置措施在事实上取代了哪些措施?显然,“欲用留置替代什么”和“留置事实上替代了什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而要想正确理解留置规则在监察体制机制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留置事实上替代了什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纵观监察体制改革前后的情况,与留置直接相关联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有三项,分别是“两规”、“两指”和逮捕,三者分别主要适用于违纪、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依照《监察法》第22条的规定,改革后留置措施适用于“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的对象为全体公职人员。当适用于“严重职务违法”案件时,留置的效果类似于“两指”,但较之“两指”其实增加了许多限制性条件:在适用案件范围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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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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