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汎森: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

更新时间:2018-05-27 23:54:57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左翼史学,在座的各位都是专家,我就不太需要讲了。但我在这个草稿里面引用了好几个人。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我认为左派史学中讨论个人跟历史学最有启发性的一本书。当然,讨论这种东西的书非常多。普列汉诺夫认为,要把人和历史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个人不代表偶然性。他认为社会发展史有必然的规律,可是必然规律并不完全否定个人可以在这个规律里面非常自由、积极地发挥他的作用。如果不是这两个刚好恰合的话,历史也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发生。

   普列汉诺夫是说得比较有分寸的,18世纪像费尔巴哈他们早期的历史观总认为,一个人心里所想的、一个人的计划、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全体地改变历史。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历史是历史规律下的产物,拿破仑是当时历史规律下一个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没有拿破仑,也有另一个有能力的将军会来垫他的位置。所以拿破仑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不是一个可以改变历史规律的一个人。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细致,我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里面也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思想的变动要从社会经济的基础来看,这也使得他当时与胡适他们有很大不同。

   不过,李大钊也注意到,这一股史学潮流太过轻视重要的个人。他注意到当时很多历史课本或通俗读物里面,讲汉武帝的时候,不讲汉武帝讲《汉书》;讲商鞅变法的时候,不讲商鞅讲秦代变法;讲亚历山大大帝,不讲亚历山大而讲马其顿如何如何。他说,这些现象非常严重,他个人也并不赞成。所以,李大钊在《史学要论》这些书里面,虽然一方面介绍社会经济史,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认为历史发展有它的规律,认为历史发展有一个社会阶段;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过度抹杀个人并非很好的倾向。

   在北伐的时候,柳亚子因为太痛恨蒋介石,建议恽代英(恽曾是黄埔军校教官)把蒋介石刺杀了。恽代英却回答,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杀他没有用。这个非常有意思。杀他没有用,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不相信这些东西。

   其他还有很多例子,在我的这个文章里面比较详细,翦伯赞的、尚钺的、刘大年的,我都从当时最基本、最常用的书找例证,他们自己写的还是编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历史重要人物,没有在那个历史规律里面,随时可以换成另一个人,他们只是当时社会关系下的产物,批评十八世纪那种早期的史观过分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历史规律才是最重要的。

   前两年,我看了一篇讲军统头子戴笠的文章,也是一样,认为戴笠是半封建半殖民下的产物,没有戴笠也会有别人。他居然从蒋介石的一个小小侍卫,后来变成一个特务的大魔头,这完全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发展的必然情况下所产生的。它不讲戴笠这个人。有个很有名的思想史家,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在1970年代写孙中山,说孙中山也是社会关系、社会发展下的一个产物。历史的定律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决定。个人是没有作用的,他刚好和历史的规律产生了一个互相的作用以后,他才能成就事情。

   这也没有错,因为人很难完全逆转他的这个时代,但是把人说得这么微小。如果没有拿坡仑,拿坡仑旁边那个二号手也可以上来替代他的位置,等等等等,这些在当时是很值得注意的。所以我注意到1970、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些辩论,就是不愿意承认个人的影响,提出合力说,提出平行四边形说,还有1980年代提出的历史人物问题的论战等等,其实都曲折地反映了这一件事情,认为历史规律是决定性的。但是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恽代英对柳亚子的回答:个人不重要。

   但事实上,依我在台湾的观察,在蒋经国死后曾有两个可能的继承者,A和B就完全不一样。

  

钱穆的反驳:没有人,哪来的历史事件?

  

   但是1930年代以后,在钱穆他们看来是“以上皆非”。钱穆认为,自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通通都不对。钱穆并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反复出现,就是人的问题。钱穆不太批评梁启超,也许是因为他本人的史学受梁启超启发也很多,比如他一再强调历史人和自然人的区分:一个人如果在历史舞台上没怎么发挥作用,那他就是自然人;如果发挥了作用,他就是历史人。但是对于发挥作用,他却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章太炎,我也注意到他有类似的看法——有人问章太炎说,“纪事本末”这个体裁很棒吧?“纪事本末”只写大人物的历史,因为有大人物、大影响才会写一篇“纪事本末”。但章太炎没有忽略历史上小人物的作用。他说,历史上很多事情是小人物的作用,而不是已经形成一个掀天揭地、动荡的大事件可以写进历史中,才有人的历史作用。我想钱穆没太受章太炎的影响,钱穆说历史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虽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不足以写在“纪事本末”里面,但他们形成一种历史的潜势力。所以,他在判断历史人或自然人的时候,在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在历史舞台有一个地位的时候,他还考虑有一种潜势力。

   他说,孔子在《左传》里面只有几句话而已,颜渊就根本没有出现在《左传》里面。可是,孔子跟颜渊的历史影响如此之巨大,《左传》里写了一大堆的人,在后来反而没有那么大影响。颜渊虽然连生日都说不好,但是他作为一种生命的风格、一种style(风格)也影响过很多人。他说,公孙忤臼、程婴等等人,没有做任何成功的事情,但是人们到现在还一直在谈论他们的故事。他说,三国时代的管宁是个隐士。他一生最重要的事,用我略带调侃的话,就是逃跑和躲起来而已,可是对后世也有影响。钱穆当然也举了其他人,他没有集中地写过,分散在很多地方,我只是把它们归纳起来而已。说不定我还把它们过分系统化了,如果是这样,请大家谅解。所以,有时候,一些失败的人,反比成功的人更有影响力。很多小人物,甚至是隐士,就不会成为“纪事本末”的对象。如果以事作为历史的单位和主题,那么他们就不重要。但是他们在历史上却形成了一种潜势力,在这个舞台后面的台子上,一直有影响力。

   所以,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是我一直要关心的问题。什么可以成为历史?历史并没有规定性,它可以把你们全部写进去,也可以只写几个重要的人物。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是我下一次演讲的主题,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显然,钱穆和梁启超的看法是不同的。

   梁启超还是认为,有事情、重大事情才是历史,虽然钱穆对历史人和自然人的区分可能是受梁影响,但是他认为有一种潜在的、精神的、舞台后面的,在当时并不发生作用,但却对后来的历史产生重大作用。

   这方面,章太炎虽然没有讲得这么详细,但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人,不一定是重要的人,他们都强调人。所以,钱穆在1970年代在耶鲁大学访问的时候,他跟当时耶鲁的一个西洋史教授辩论的时候,那个西洋史教授反复跟他讲:在我们西洋历史里面,事情最重要,人不重要。钱穆跟他讲:没有人,哪有事情?而钱穆确实有很多关于人、关于历史中的人的这个意见都是针对傅斯年、胡适和左派史学等等而来。比如,他在认为重物甚于重人的时候,不但是批评左派史学过分重视物质社会经济基础,也批评中研院史语所——大家知道,钱穆先生一生对中研院史语所是很有意见的,我忘了在他全集里面的哪个地方。其实他的全集非常好看,可是数量太多了。比如,不知在哪里提到,当时国史馆要把人物成立各种列传,这个是国史馆一直在做的。但是不知道当时做一件什么事情,钱穆在回复中写:很好,但千万不要送到史语所去审查。他大概觉得史语所是另一种史学。他对中研院的考古,尤其是从事地下考古,非常不赞成。他认为过度重视物。那么,傅斯年的意思是,没有考古挖掘之前,商朝的事情只有那么一点点,一二十年,可信不可信都还不知道;可挖出来以后——你看《殷墟卜辞综述》——几百年,从这里面得到关于商朝的知识,可以变成一本七八百页的大书。但是,anyway(不管怎么说),钱穆当时认为这是过度重物而不重人。这个重物而不重人里面,既有左派史学的味道,也有中研院史语所的味道。

   钱穆认为,传统史学的书写里面对人的重视,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史学本来就应该写人。希腊罗马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的史学不重视人,这是钱穆的话。不重视人,碰到没落也就无法可循,没有办法可以挽回了。但我不知道,他根据什么推断希腊罗马后来的史书不重视人,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是他的话。所以钱穆在1930年代以后,一直到他死,都偶尔会把这个问题再提出来。我的感觉,他会觉得,近代的史学是一场足球赛,只看到球跑来跑去,结果没有人在踢。

   但是呢,他好像又过度了。好像认为太谈社会经济、太谈结构的问题、太谈地下史料等等,这些就破坏了他所理想中的史学。这个其实在他的文字里,包括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好几部书里面,都隐隐地表示,好像反面才是对的。

   所以,最后我对这个问题要把它回过头来再说几句,我赞成他对人的重视的部分,可是我不赞成他以上皆非的态度。

  

年鉴学派:人不重要,集体心态才能反映历史

  

   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我觉得真正大影响是在布罗代尔所代表的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深受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学派在社会学上最重要的就是讲collect(集体),讲集体的再现(presentation)。涂尔干说,什么叫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就是你到北大来,你不是跟校长发生关系,你是跟整个学校的一个集体的东西发生关系。你不能被一块石头绊倒以后,就说是校长的问题,因为你是跟一个社会事实在发生关系。年鉴学派叙述他们历史的时候,常常都回溯到涂尔干的这个部分。

   可是我个人还是深信,尤其是在布罗代尔,他们深受这个当时法国流行的结构主义的影响。再加上要反击法国最主流的兰克史学影响下以政治史为主——认为一个个政治人物个人是改变历史的最重要力量。布罗代尔很不喜欢这些,因为各位知道他们都是在边缘的学者,大学是最边缘的;在雅尔萨斯那边的一个边缘地段,他们不是Sorbonne(索邦大学),不是巴黎大学最古老校区的教授,他是从边缘来开始战斗的,所以他反对这个东西。

   年鉴学派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我上次讲的心态史。凯撒和他的士兵共享了一个心态mental habit(心态习性),这种就是collect表现的东西。所以这又不只是布罗代尔的一种影响。从马克·布洛赫的著作里面,一种集体的心态反映在国王可以用手按着你的头、治愈你的疾病。这样子的一个史学,这要相信涂尔干的collect,才会去往这方面思考。

可是,结构主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布罗代尔而言。当然,还有我刚刚讲的,对传统的兰克史学重视个人、重视政治人物、以政治史为主、认为这些人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这种彻底的翻转,所以布罗代尔有名的书大都在否定个人有任何扭转乾坤的重要性。在《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真正跟那场战争有关的只有七八十页,而那本书有一两千页。因为他认为其他的气候、地理、封建系统等等这些longue durèe(长时段)的东西、结构性的东西才有力量,如地理、气候等等;次重要的是经济,他称为conjuncture(事态),中间的这个conjuncture;而事件是最没有力量的,事件是历史的泡沫,人是历史的泡沫。布罗代尔的On History(《论历史》)这个论文文集里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165.html
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收藏